用新時代的觀點，申論管仲變法的背景、思想和方略

春秋時期法家代表人物管仲，與周王室同宗（管仲姬姓，管氏，名夷吾），其是自周公旦後又一位偉大的政治家。

而至於管仲所處的時代，簡單來說，就是原本週公所創立的封建貴族分治制度，此時已幾近崩潰狀態，畢竟隨著時代的變遷和血緣關係的疏遠，致使本就疏漏簡率的禮制和封建制度，幾乎失去了作用。

況且由於中原承平日久人口激增的原因，導致採用固定份額分配措施的井田制度，已無法滿足飽和人口以外新增人口正常生活需求，如此下來，就造成了社會上貧富懸差過大的現象發生，從而激化了社會矛盾，並且致使社會秩序處於崩壞狀態，與此同時也給了戎狄荊蠻伺機入侵的機會。

而至於管仲變革政治思想的形成，主要是由於周公的制度，已不再適用於新時代發展了。而散漫不整的封建貴族分治制度和疏漏簡率的禮制制度，其在新時代下所呈現的弊病，也必然會導致統一嚴整的法治變革的出現。

管仲的政治思想，其實就是要建立一種嚴整統一的法治制度，從而形成以國君為絕對核心的集權國家。簡單來說，就是摒除傳統的貴族分治政制，而採用新型的君主集權政治。在《管子》一書中，就專門論述了國家的起源，其核心思想為必須要有完整的君權（現代意義的中央政府）和嚴格的統治（法治思想），一個國家才能真正成立。

管仲的政治思想簡述如下：

在《管子》君臣篇下和正世篇中，都嚴明瞭國家建立的本旨，就在於禁強除暴、使民安養，如若不能做到禁強除暴，那麼民眾必然對國家失望滋生不滿情緒，甚至會起而作亂，恐怕最終國家將會滅亡。而至於如何才能禁強除暴呢？管仲提出了一個“法”字。

關於管仲提出的“法”，主要在《管子》法法篇、禁藏篇、法禁篇和明法篇中多有提及，在這些篇章中，專門解釋了法的效用就是作為上下行動的唯一準繩，其次管仲也專門講述了法治的目的：第一就是使民安養，第二在於使民用命。

管子實行法治的目的，就在於讓齊國上下一心，與此同時只要一視同仁，根據法律不論尊卑地予以賞罰，就可以讓民眾視統治者為家人，那麼國家可大治，征戰可大勝，退守可以固，最終天下可定。只要採用這種辦法治理國家，往大了說可以稱王，往小了說可以稱霸，而這也是多數國家統治階級所衷心祈求的。

管仲變法的核心除了法治外，還有與法治同樣重要的富治。其實管仲變法，並不片面的要求民眾守法，他認為國家必須做到讓民富足，這是國家應盡的義務。

管仲的富治思想，也在《管子》中的治國篇、牧民篇、權修篇、立政篇、八觀篇、侈靡篇和五輔篇中多有提及，以上諸篇言論，闡明瞭富民的必要性。

管仲認為透過觀察國家民眾財產是否富足，就可以知曉這個國家究竟是存是亡，而他的“富治思想”，也是他擔任齊國國相時，齊國富強的根本因素。

管仲確有王霸才幹，他見中原混亂，戎狄荊蠻入侵，深知此時乃救亡圖存的關鍵時期，故他先採取措施讓齊國強盛，然後才領導中原諸侯作廓清環宇之舉。

管仲之所以沒有在公子糾死後自戕或避世，就是因為他深知齊國與華夏的存亡延續，遠遠重於公子糾一人的身死族滅，而管仲的這種思想在《管子·大匡篇》中有所記載（具體內容我就不寫了，大家可自行檢視）。

由此可見，管仲實為有宏偉遠大抱負的大政治家，他的舉措自屬不同凡響，絕對不是世俗阿諛以取悅者可以比擬的。

而至於管仲的圖強方略，簡述如下：他深知欲匡定華夏，必須要先讓齊國強盛，後外借諸侯。

若想團結諸侯，必須要提出一個能讓諸侯共同努力的目標，那就是“尊王室，攘夷狄，繼絕世，舉廢國”。而齊桓公能在管仲生前按照他的方略行事，所以才能九合諸侯，一匡天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