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教外別傳怎麼讀

(甲) 佛家的根本精神

佛家的根本精神就是如實地把握宇宙人生的真理,這名之為“如實觀”。如實觀則要靠般若智,而般若智乃是要由實踐修行而證得的。這裡顯示出真理是要借實踐而得。釋迦牟尼在世時以言說教化弟子,弟子依其言語而修行見道者,大不乏人。佛陀入滅後,弟子將其言說結集而為經典,由口傳而至文字記錄,依之修行。去佛日遠,弟子漸漸著重了文字的研求,義理的發揮,衍生眾多論典,新義競出。於是分門別派,各有所主,互不相容。修行而證道者日少,形成了部派佛教,陷入分裂的危機,遠離了佛教的根本精神。

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乙) 龍樹的“以文字破文字”

於是,龍樹、提婆興起了大乘佛教,批判了當時的各部派。龍樹認為,部派佛教是完全陷入了語言文字之中而被困,不能超越。他認為凡有所說者皆不能達於真實。因為凡有主張都只能表達到一邊的意見,如用語言文字來說明真理時,必有對立矛盾的情況出現,因此必非真實,而真實是要離開言說而體會的。所以龍樹對於當時各個部派的主張,均找出其主張之矛盾性而破斥、消解之。由於他深切體會到語言的侷限性,因此,他以文字破斥各派之文字時,自身則不正面主張任何理論。就算他對真實用文字有所描述時,也是隨說隨破,使人不會停留在文字義理之層面上。他認為世間一切論題都可用其反面來破除消解,而真實就是將正反論題都消解後,超過了文字語言的層面來把握的。而這個把握就是要透過實踐而證得。在這裡,龍樹繼承了佛陀的精神,將真實重新歸結於實踐之中。

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丙) 禪宗的“不立文字”

佛教傳至中國,至隋唐而大盛,各宗競立,依經解說,將佛學義理帶至新的高峰,但亦容易陷入文字義理中而不能自拔,於是禪宗興起,提倡“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直指人心,見性成佛”。“不立文字”者,並非否定文字,不要文字,祇是不拘泥於文字而已。“教外別傳”的教者,語言文字也,即經論也。教外別傳者,即說明真理並不存在於經論之中,當一個人修行至大澈大悟時的境界,乃非語言文字所能表達,是超越經論言說之境界也。如《維摩經》所述:

“如是諸菩薩各各說己,問文殊師利:『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文殊師利曰:『如我意者,於一切法無言無說,無示無識,離諸問答,是為入不二法門』。於是文殊師利問維摩詰:『我等各自說己。仁者當說,何等是菩薩入不二法門?』時維摩詰默然無言。文殊師利嘆曰:『善哉善哉。乃至無有文字語言,是真入不二法門。』”

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又《碧巖集》中,記述須菩提與帝釋天的對話如下:

“須菩提巖中冥坐,入空三昧時,諸天雨花讚歎。尊者問:『雨花讚歎,復是何人?』答曰:『我是帝釋天。』『汝何讚歎?』『我重尊者,善說般若波羅密多。』尊者曰:『我於般若,未嘗說一字,汝云何讚歎?』天曰:『尊者無說,我乃無聞;無說無聞,是真般若。』”

以上兩則指出,真理是離言說文字的。雖然經中常說真理,其實都是語言說明,如文殊師利所說一般,而非真理本身。故要超越所說,而至“無說無聞,是真般若”的境界。這就是教外別傳之旨了。

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況真理是不論佛陀出世與否,都存在於一切現象中。如非自身立腳於實境而實際地領會,則必不能體驗其如實之實相。禪宗由“不立文字,教外別傳”顯示出語言經教的侷限性,固定而缺乏生命力。語言文字只有象徵的意義,而無實際的意義,就如以指指月之手指而已。因此,禪宗強調於現實中把握活生生的實際,不以僅僅構成一種真理的概念為滿足,而是把握實相而達到“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之境,而這不是存在於言說文字的世界裡,是要經過實踐的過程,如實的體騐才能理會。這是禪宗主張“不立文字,教外別傳”的意義,亦符合了佛家的基本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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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 禪宗的棒喝所顯示的語言問題

佛教的宗教立場,依佛陀所說:“吾如良醫,應病與藥”。即是說,順應一一的境遇而施以教化。所以佛教的教理常以根機為中心,以方便為說教,因而成立種種法門。禪宗更將這個精神拉至高峰。禪宗的接引方法並不是形式的固定化,而是自由地實際地應用於日常生活中。在六祖臨終時曾教弟子說法時“動用三十六對,出沒不離兩邊……究竟二法盡除,更無去處。”這即是以文字破文字,乃遠承龍樹之旨。及後禪師們恐人更有所執,於是發展為“以非文字破文字,以非語言破語言,以非概念破概念”。於是棒、喝、拂、拳等相繼而出。這無非表明了語言文字概念之不圓滿性,不能見於真實,於是用種種非語言的方式來堵塞弟子的思念,真逼至思想概念無路可逃,忽然藉著眼前活生生的現實因緣,擺脫了語言文字的束縛,了悟到諸法的本來面目。這時則真正如人飲水,冷暖自知了。

禪宗的「不立文字」或「當頭棒喝」,顯示出怎樣的“語言”困境?

(戊) 結語

因此,禪宗並非否定文字語言的價值,而正是透徹地瞭解到語言文字的極限,鑑於當時人多重視經典,以為真理就在於經典文字之中,因而起來強調“不立文字,教外別傳”,藉著這個方式來重新顯出實踐的重要性。由實踐而瓦解語言文字的障礙,直接地把握諸法的實相。這是與佛陀的本懷,龍樹的用意是一致的。而由維摩的“默默不語”,而至龍樹的“以文字破文字”,再到禪宗的“以非文字破文字”,可見出禪宗將這個方法帶到顚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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