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端午假期期間,心急如焚的觀眾們終於盼來了《典籍裡的中國》第5期。自今年2月上線以來,這檔節目一直熱度不減。它以舞臺劇、訪談的形式,把中華文化經典搬上舞臺,直觀地展現在觀眾眼前,和先賢展開時空對話,收穫了大量好評。截止目前,豆瓣評分8。9分,這樣的高分在國產綜藝中並不多見。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與此同時,這檔節目詭秘不定的播出時間也引發了許多吐槽。第4期播出了一個多月,第5期才姍姍來遲。有的觀眾甚至將等更新戲稱為“開盲盒”,永遠算不准它播出了沒有。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這一期的“盲盒”,觀眾們開出了《論語》。有趣的是,擔任“當代讀書人”的撒貝南在節目一開場,就提到了《論語》的更新。《典籍裡的中國》的更新只不過用了一個月,而《論語》這一番的更新,足足過了1800年。2015年,江西南昌的海昏侯墓有了重大考古發現,主墓中的文書檔案庫中出土了大批珍貴的竹簡和木牘。由於長期受到黴菌和水分的侵蝕,竹簡剛出土時已經腐朽變形,甚至難以看出其竹木材質,險些被考古人員當作淤泥清理。經過提取、修復後,工作人員們驚訝地發現,其中五百多枚竹簡上竟然書寫著《論語》。

撒貝南在節目中介紹,海昏侯墓竹簡上所書的論語版本“屬於失傳已久的《齊論語》”。

場景切換到小劇場,演員們模擬了復原竹簡時的場景,並補充道:“《齊論語》是《論語》最古老的版本之一,它在漢末魏晉時期就失傳了。誰想得到,一千八百年後,還能重見天日。”隨後,一群可愛的小朋友扮做唐代的學生,一邊抄寫東漢經學家鄭玄所撰的《論語注》,一邊商量著如何才能早點放學。他們剛準備趁先生不在開溜,先生就到了。他檢查了卜天壽同學的作業,看到一首打油詩,啞然失笑:

寫書今日了,先生莫鹹池(嫌遲)。明朝是賈(假)日,早放學生歸。

見打油詩起了效果,卜天壽趁熱打鐵,引用《論語·先進篇》的經文,論證春天不是讀書天,至聖先師也要出去旅遊的:“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詠而歸。”先生笑著糾正他,這句話是孔子的弟子曾點說的。卜天壽卻反問他:“那孔子同不同意曾點的話?”先生笑道:“孔子說:‘吾與點也’。”並決定親自帶學生們春遊。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節目中的這些設計,簡單直觀地將大眾引入了《論語》的世界。然而,節目中採用的一些說法在學界尚有爭議。根據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的最新研究,海昏侯竹簡上所抄錄的《論語》與《齊論語》有很多不同。海昏侯竹簡的發現,也挑戰了我們一直以來對《論語·先進篇》的理解。接下來,就讓小北為大家詳細解釋一番吧!

01論語有哪幾種版本?

秦朝焚書坑儒,戰亂頻仍,導致《論語》一度失傳,到了漢代又流傳出了多個版本。根據《漢書·藝文志》的記錄,《論語》有齊、魯、古三個版本,在用字、篇名、篇數等方面各有差異。《古論語》有二十一篇,據記載,是西漢魯恭王劉餘在孔子舊宅的牆壁中發現的。《古論語》最顯著的特點,是把第二十篇《堯曰》的最後一章——“子張”部分取出,單獨分成了一篇,有的本子題名為“子張”,有的本子則題名為“從政”。《齊論語》有二十二篇,最顯著的特點是比《魯論語》多出《問王》和《知道》兩篇,主要在齊地流傳。《魯論語》有二十篇,主要在魯地流傳。西漢安昌侯張禹融合了《魯論語》和《齊論語》,被後世稱《張侯論》。張禹是漢成帝的老師,在儒生中最為尊貴,後來的儒生廣泛推崇他的版本,導致其他各家《論語》日漸衰微。由於《張侯論》中並未包含《問王》和《知道》兩篇,後世一直將其劃分在《魯論語》系統中。唐宋註解修訂《論語》的成果十分豐富,尤其以南宋朱熹所編撰的《論語集註》為集大成者。宋以後的通行的論語版本就是我們現在所稱的“今本”了。

02海昏侯簡《論語》有何不同?

由於儲存情況不佳,海昏侯墓《論語》簡中可釋讀的部分大約只有今本的三分之一,文字較多的篇目有《公冶長》《雍也》《先進》《子路》《憲問》等,對應今本《鄉黨》《微子》《子張》篇的內容還沒有被發現,《顏淵》篇是否存在也還不能確定。考古人員也沒有找到全書的書名,“論語”這個書名是整理時根據內容擬定的。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從少數基本完整的竹簡中可以看出,每簡大約有24個字,用三道編繩連線。在儲存比較完整的各篇首簡的背面,可以發現“雍也”“子路”“堯”“智(知)道”等篇題,都是在背面靠近上端的位置颳去一段竹青後題寫的。由此推測,此書很可能是每篇獨立成卷的。篇中是分章抄寫的,每章另起一簡。文字書寫嚴整,書風總體上莊重典麗,但不同篇章之間存在變化,可能不是出於同一人之手。但是全書各篇用字習慣一致,說明應該有人有意識地規整過全書的用字,而整齊後的結果又與今本差別較大。最特別的是,書中儲存有《智(知)道篇》和一些不見於今本的簡文,符合《漢書·藝文志》所謂的《齊論語》的一些特徵。因此,此前的學者多將海昏侯簡《論語》看作《齊論語》,《典籍裡的中國》也採用了這種說法。而最新的研究認為,《漢書·藝文志》將古、魯、齊三派涇渭分明地區別開來,忽視了《論語》的不同文字和解說長期並存、交織互動的歷史。據《漢志》的歸納,《論語》三派之間篇章數目互異,《齊論語》、《魯論語》的解說又各自分家,各家之間並沒有不容逾越的門戶界限,學者可以左右採獲,不必專守。後世的學者非要將不同的《論語》版本對應到三者之中的某一個系統,實在是削足適履了。《論語》篇數在漢代已經大致上穩定下來,齊、魯、古三派都只是在二十篇的基礎上略有增改,至於如何增改,則尚在變動中。海昏侯墓出土的《論語》正反映了這一點。《漢書·藝文志》稱《齊論語》“多《問玉》《知道》”。這樣看來,《問玉》應當排在前面,為第二十一篇,《知道》為第二十二篇。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智(知)道》篇題簡

但海昏侯簡《論語》中的一枚簡,背面靠近簡首處寫有“起智道廿一”五字,墨色較淺,書風草率,不同於正面文字,應該是使用者後加的。

“起智道廿一”簡背區域性

這五個字表明,這一版本中《論語》的《知道》篇是第二十一篇,而不是排在《問玉》篇之後。翻檢海昏侯簡《論語》的初步釋文,也沒有發現可以確定屬於《問玉》篇的文句。根據這兩個現象推測,此本《論語》很可能不包含《問玉》,是一個二十一篇本。海昏侯簡《論語》的特殊性可以說明,在昭宣到元成這一漢代經學發展的關鍵時期中,《論語》文字的變化十分複雜,不是《漢書·藝文志》概括的三個系統所能夠涵蓋的。它有《知道》卻無《問玉》,可能體現了齊《論語》形成過程中的一箇中間形態,說明齊《論語》是在《論語》二十篇的基礎上,陸續加入其他來源的孔門言行,分階段形成的。因此,在考察西漢後期以前的《論語》文字、解說時,不應該先區分齊、魯、古三派。將這些後來才明確化的概念生搬硬套到此前的文字上,會妨礙人們對《論語》學發展的認識。

03孔子贊同曾點的另一種解釋

《論語·先進篇》的最後一章被選入中學語文課本,成為了家喻戶曉的名篇。這一章的內容是孔子讓曾點(字晳)、仲由、冉求、公西赤四位弟子各言其志,說說如果為人所知,獲得任用,想要有何作為。前三人都談到如何治國,只有曾點說: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風乎舞雩, 詠而歸。” 四人言畢,孔子唯獨讚賞曾點之志,感嘆道:“吾與點也。”東漢至唐代的經學家一般認為“浴”是洗澡,後文“風乎舞雩”的“風”指在風中晾乾身體。宋代儒學家據此推說孔子的志趣,將這一段解讀為暮春時節,曾點想和朋友們一起,去河裡洗澡、吹風,唱著歌回家。孔夫子同意曾皙,嚮往這種悠然自得的生活。《典籍裡的中國》的演繹也採納了這種理解。但是,這樣的解釋有其不合情理之處。在三月的山東,曾點約上朋友們,一起下河洗澡,並在風中晾乾身體,他難道不嫌冷嗎?後世的學者想了種種辦法來解釋這一點,比如將“浴乎沂”當作祓除儀式,只需洗濯手足。但是把 “浴”解釋成盥濯祓除有點牽強。《說文》稱:“浴,灑身也。”這裡的“灑”是古“洗”字,在《說文》中與“滌”互訓。可見,“浴”本義是用水洗去身體上的汙垢,不能理解為僅用手足接觸流水。這樣,“浴乎沂”與暮春天氣的矛盾仍然難以解決。此外,這番理解中反映的孔子形象,也和《論語》中“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的孔子全然不同。對於這一章節,應該尋找其他更合理的解釋。而海昏侯漢簡《論語》中記載的這一部分章節與今本有許多不同,提供了不同於以往的解讀方式,破解了今本的疑難。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曾晳言志簡(右為整簡,左為區域性放大)

海昏漢簡《論語·先進篇》中的這一簡共24字,首尾完整: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童子六七人”在簡首,當接“冠者五六人”。“容乎近”讀為“頌乎沂”,指在沂水岸邊朗誦。“風乎巫”,“風”通“諷“,“巫雩”就是今本的“舞雩”,是魯國舉行求雨祭祀的場所。“滂”是下大雨的樣子,“饋”指饋饗神靈的祭祀。“喟然”下今本有“嘆”字,文意無差。“箴”與《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曾晳之名“蒧”是同一個字的異體字,指的是曾晳。“三”後面的下一句是“三子者出,曾晳後”,寫在下一枚簡上。

《典籍裡的中國》提到了失傳1800多年的“齊論語”,沒說清楚這些細節

綴合後的“箴”字

這樣看來,曾晳所言之志是主持祈雨的雩祭之禮,禮成便會下雨。曾晳說要在沂水邊朗誦,在雩祭之所歌唱,行雩祭之禮,從而造福百姓。這樣來看,孔子的讚許也就不足為怪了。

《論語》文字在何晏《集解》以後逐漸定於一尊。宋以後學著研讀《論語》正文都源出於《集解》。如果《集解》對異文的選擇不當,那麼後人對《論語》義理的解釋就有可能建立在誤讀的基礎上。思想的創見固然往往源自於誤讀,但是從源頭上澄清誤讀,也是思想史研究的重要任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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