駢文和八股文的歷史
駢儷文怎麼讀音
文字按一定的章術法式予以排列組合，便成了文章。有一種文章體裁為中國所獨有，那就是駢（音：[pián]）文，又稱儷文
。
“儷文律詩為諸夏所獨有，今與外域文學競長，惟資斯體。”（劉師培《中國中古文學史講義》）
駢文起源於兩漢，“由西漢而漸進至東漢”，極盛於兩晉南北朝。這種文體以雙句﹙即儷句、偶句﹚為主，講究對仗、聲律與藻飾。其以四字六字相間定句者，又稱四六文，常作為駢文的別名。四六文多以四字六字相間為句，世稱駢四儷六。劉勰把駢偶的形成歸於自然：
“造化賦形，支體必雙。神理為用，事不孤立。夫心生文辭，運裁百慮，高下相須，自然成對。”﹙《文心雕龍·麗辭》﹚
“八股文實駢儷之支流，對仗之引申。”（錢鍾書《談藝錄》）
“儷”字本義為配偶，引申為成雙成對，或對偶。“儷辭”指對偶的詞句。“對語儷辭，盛行於俗”。“駢”字的含義與“儷”相同，其本義是兩匹馬並駕前軀。
所謂駢儷文乃是以對句為主的文章。所謂對句，即對偶句。
如“陰風怒號，濁浪排空”；“日星隱耀，山嶽潛形”；“沙鷗翔集，錦鱗游泳”；“長煙一空，皓月千里”；“浮光躍金，靜影沉璧”。（均見范仲淹《岳陽樓記》）
與對偶句並行的是散行句。先秦古文一篇之中，既有對偶句也有散行句。散行句中也有句散而意偶或句偶而意散的。對偶顯齊整，散行顯活潑。整齊的對偶或許呆板，要用散行句使之生動，散行句欠齊整，要用對偶句凸顯莊重。何處用對偶，何處用散行，都要適應文章內容的需要，構成奇偶錯綜的變化。
構成對偶的句子也要適應這種需要而有所變化。
試看李斯《諫逐客書》：“臣聞吏議逐客，竊以為過矣。昔穆公求士，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迎蹇叔於宋，求丕豹、公孫支於晉。此五子者，不產於秦而穆公用之，並國二十，遂霸西戎。”“西取由余於戎，東得百里奚於宛”，這兩句是對偶。下兩句若用同樣的寫法，“東迎蹇叔……東求丕豹……”，
聯用三個“東”字就重複了，故後兩句便不指明方位。如此對偶並不要求字數相等，“由余”、“蹇叔”是兩個字，“百里奚”三個字，“丕豹、公孫支”是兩人五字，這樣對偶較為自然，在對偶中又有參差。這種變化是適應上述需要自然形成的。
對偶句與散行句結合的寫法有時也可以增強文章的氣勢。
如西漢賈誼《過秦論》：“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捲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併吞八荒之心。”
文中“席捲天下”與“包舉宇內”對偶，“囊括四海之意”與“併吞八荒之心”對偶，這四句不僅字數相當，意思也相同。這四句對偶句與開頭的散行句“秦孝公……”相配合，使文章顯得很有力量。
對偶是句與句相對，排比則是兩句與兩句相對。
如班固《西都賦》：“左據函谷、二崤之阻，表以太華、終南之山；右界褒斜、隴首之險，帶以洪河、涇渭之用。”
一二兩句和三四兩句構成排比。所謂排比，就是比物連類，即把內容相關，結構類似的句子排比起來。
這種比物連類的例子在散文裡也有，
如“天道不言而品物亨、歲功成者，何謂也？四時之吏、五行之佐，宣其氣矣。聖人不言而百姓親、萬邦寧者，何謂也？三公論道、六卿分職，張其教矣。”（王禹偁《待漏院記》）
文中“天道……”與“聖人……”構成的排比，就不限於兩句對兩句了。
章回小說的回目則是三句相對，如《三國演義》第一回：
“宴桃園豪傑三結義 斬黃巾英雄首立功”，
“宴桃園”與“斬黃巾”相對，“豪傑”與“英雄”相對，“三結義”與“首立功”相對。
又如《紅樓夢》第一回：
“甄士隱夢幻識通靈 賈雨村風塵懷閨秀”，
人名對人名，“夢幻”對“風塵”，“識通靈”對“懷閨秀”。
“天地生物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人之一身奇也，而二手二足則偶矣。手足之指各五，奇也，而二手二足合合而為十，則偶矣。首奇也，而兩耳兩目，則偶矣；一鼻一口又奇矣，且鼻有二孔，則偶矣。且一奇與一偶相對，則有為偶矣。推之植物之花葉，最為吾人之美觀者，何莫非奇偶之相雜。”“古人之文，原不能有奇而無偶，亦不能有偶而無奇；不能分其何篇為駢文，何篇為散文也……或奇或偶，均發乎天籟之自然”。﹙陳柱《中國散文史》﹚
駢文是從辭賦發展而來的。
賦是介於詩歌與散文之間的一種文體，透過“鋪採摛文”以“體物寫志”。漢代人常把賦與辭連用，稱為辭賦。
甲骨文上的卜辭，只是一些句子，鮮有一章一節的。《周易》卦爻辭和《魯春秋》也是如此，不過經卜官和史官編纂，比卜辭整齊些罷了。王安石指《魯春秋》為“斷爛朝報”，大概就是這個意思。所謂“斷”便是不成片段，不成章節。（參見朱自清《經典常談》）
《尚書》就不同了。即使其中大部分是後人追記，但《商書》即使有些是追記，總在商周之間。那幾篇不僅有章節，而且成了篇。卜辭是“辭”，《尚書》大部分也是“辭”。兩者都是官方文書。
辭本是“訟”的意思，乃辯解的言語也。這種辭兼有議論與敘述兩重含義。春秋時列國紛爭，彼此交往頻繁。外交言語關乎國家命運，不用說更需要慎之又慎了。這種言語也稱“辭”，又稱“命”，或合稱“辭命”，或“辭令”。所謂外交辭令出處就在這裡。
孔子很注意辭命，覺得它並非易事，故自己謙虛地說幹不了。但教學生卻有辭命一科，他稱讚子貢擅長言語。這裡的“言語”便是辭命。那時“言”與“文”似乎是合為一體的。“辭”多指開口說的言語，“命”多指手寫的言語。不過也可兼指。各國派使臣出國辦外交，有時只有口頭指示對策，有時準備文稿讓他帶走。這都是“命”。使臣受了命，到時候還得隨機應變，臨場發揮。蓋因許多情況是難以預料的。
戰國時期遊說之風大為盛行。遊士有時光憑一張口就能封卿拜相。所以最重說辭。這些遊士們的說辭往往滔滔不絕，說得天花亂墜，只圖打動人主的心。那時候墨家、儒家、道象、法家無不重視辯論的方式方法。
孔子主張“慎言”，痛恨“巧言”。《論語》以記言為主，卻不是孔子自己所記，而是他的弟子所記。諸子書大抵多是弟子及後學者所記，自己寫作的極少。
所謂記言，最初記的是對話，後來發展為獨白，便是“論”。初期的論言意渾括，可以《老子》為代表，再進一步便是恢張的“論”。
戰國遊士的說辭好用譬喻，譬喻一時蔚為成風。這種風氣開後世辭賦之先河。那時的“論”還只是以篇為單位，還沒有“書”的觀念。《呂氏春秋》是中國歷史上第一部有系統的書。這部書出於秦相呂不韋的門客之手，有十二紀、八覽、六論，凡30多萬字。十二代表十二個月，八是卦數，六是秦國的聖數。上述數目字構成了《呂氏春秋》的框架，並非邏輯的程式。
西漢劉安主編的《淮南子》始按邏輯程式編書，結構也嚴整多了。自從有了私家著作，學術也就漸趨平民化了。《論語》是第一部私家著作，以後這種著作越來越多，傳播亦越來越廣。
伴隨著議論文的發展，記事文也有了長足的進步。《左傳》是中國第一部編年體史書，但它的記事順序是按照《春秋》的，故又稱《春秋左氏傳》。
西漢司馬遷所著《史記》才稱得上中國第一部有自己系統的史書。這部書包括十二本紀、十表、八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十二是十二個月，是地支；十是天干，八是卦數，三十取“三十輻共一轂”的意思，以表彰那些“忠信行道以奉主上”的“輔弼股肱之臣”。七十表示人壽之大齊，因為列傳是記敘人物的。《史記》“厥協《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但這部書對中國文化最大的貢獻在於描寫人物。左丘明只描寫事，司馬遷則描寫人。寫人比寫事更難些，更需要精細的觀察與得體的剪裁。
賦的創作在漢代盛極一時。據記載，成帝之世“論而錄之，蓋奏御者千有餘篇”，加上西漢末年和東漢一朝的作品，數量當更為可觀。
“賦似乎是我國特有的體制；雖然有韻，而就它全部的發展看，卻與文近些，不算是詩。”﹙朱自清《經典常談》﹚
“不歌而誦謂之賦。”作為一種文體，賦乃“古詩之流也”。最早以賦名篇的是戰國荀卿的《賦篇》，到漢代形成一種特定的體制，兼具詩歌與散文的特徵。漢以後，賦或向駢文發展，或更加散文化。接近於散文的稱“文賦”，接近於駢文的稱“駢賦”。
從字義看，“賦者，鋪也，鋪採摛文，體物寫志也。”﹙《文心雕龍》﹚
鋪張是賦的本來面目。但鋪張的作用原在諷諫，所謂“勸百而諷一”就是這個意思。由於漢武帝好辭賦，作者極眾，爭相競勝，故致為鋪張而鋪張的地步。
賦，可分兩類：“詩人之賦麗以則，辭人之賦麗以淫”。前者是“詩人之賦”，後者則為“辭人之賦”。甚至有詼諧嫚戲，毫無主旨的。難怪辭賦家會被人鄙視為倡優了。﹙參見朱自清《經典常談》﹚
漢賦多模仿楚國屈原、宋玉等人的作品。漢人把他們的作品收為一集，名曰《楚辭》。這類作品富於抒情成分與浪漫氣息，篇幅、字句較長，形式也比較自由，多以“兮”字助語勢。漢賦繼承楚辭形式上一些特徵，但較多采用散文的寫法。漢代雖將辭與賦統稱為“辭賦”，但“賦”與“辭”業已有所不同。
初期的漢賦，從形式上看，與《楚辭》幾乎沒有差別。枚乘《七發》開創了一種以鋪張為能事、進一步散體化的新賦體。又經過司馬相如等人的發揚光大，到武帝時新賦體成為漢賦的主流。
新體漢賦一般可分大賦與小賦兩類。大賦多為鋪敘誇耀都城、宮殿、苑囿之盛與帝王大規模行獵的場景，旨在迎合最高統治者好大喜功、追求享樂的心理，而在篇末寓諷諫之意。主要有：司馬相如的《子虛賦》，楊雄的《長楊賦》、《羽獵賦》，班固的《兩都賦》，張衡的《東京賦》、《西京賦》等。上述作品寫得富麗堂皇，很有氣勢，但往往誇張浮飾又堆砌詞藻，喜用冷字僻詞。
小賦的篇幅較短，內容比較廣泛，或抒情述志，或借物寓言，風格比較清新，主要流行於東漢，著名作品有：張衡的《歸田賦》、趙壹的《刺世疾邪賦》、禰衡的《鸚鵡賦》等。
從形式上看，漢賦的特色是排偶、鋪張、用典故。西漢記事記言還用散行的文字，語意大抵簡明。東漢就在散行裡夾排偶。漢魏之際排偶更甚。西漢賦作雖用排偶，尚重自然，並不力求工整。從東漢到魏，越來越工整，用典也越來越多。西漢習用的文字句子很短，最短只有兩個字。到東漢句子就長起來了，最短四個字。魏代更長，往往用上四下六或上六下四的兩句來表達一個意思。所謂駢文就是這樣從賦體演變而來的。駢體源於辭賦，句讀整齊，對偶工麗，聲調和諧，還夾帶不少抒情成分，既賞心又悅目，因而投人所好，形成了一種經久不衰的文章體裁。
梁昭明太子選編《文選》，不選經、子、史，也不選“辭”。在他看來，經太尊，不可選；史“褒貶是非，紀別異同”，也不能入選；子“以立意為宗，不以能文為本”，同樣不能選入。“辭”是子、史的支流，當然不能選。上述種種皆不符合“文”的標準。他所選的只是“事出於沉思，義歸乎翰藻”之作。“事”即事類，就是典故。“翰藻”兼指典故與譬喻。只有典故、譬喻用得合宜的文章，才能選進他的《文選》裡。這種作品彷彿各種樂器，“併為人耳之娛”，又好像各種繡衣，“俱為悅目之玩”。這就是“文”不同於經、史、子及“辭”的地方。兩者作用不同，性質自異。
昭明太子第一次提出了“文”的標準。後來梁元帝又說：“吟詠風謠，流連哀思者謂之文”。就是說，只有用典故，有對偶，諧聲調的抒情作品才符合“文”的標準。
明清兩代的官吏選拔制度，以八股文作為考試的主要內容。
“股”即排偶。這種用於科舉考試的特殊文體，無論內容還是形式，都有嚴格的規定。
從內容看，作者必須代聖人立言，不僅專取《四書》《五經》命題，還要遵照一定的註疏。由於題目來源不同，八股文又分別稱為《四書》文和《五經》文。在科舉考試中，《四書》文比《五經》文更為重要。
從形式看，“體用排偶，謂之八股，通謂之制義”。每篇文章由破題、承題、起講、起股、虛股、中股、後股、結束等部分組成。從起股到後股的四個部分，各有兩股相互排比的文字，總共八股。八股文的名稱即由此而來。
“八股有特色。一是命題作文。二是對上說話。三是全部代言。四是體式固定。就體式說，又可有四句。一語破的。二水分流。起承轉合。抑揚頓挫。這四句中：一是斷案。二是陰陽對偶。三是結構，也是程式。四是腔調，或說節奏，亦即文‘氣’。”﹙金克木《說八股》﹚
作為科舉考試的試卷文字，八股文始於明代成化二十三年（1487年）。
明清之際顧炎武釋道：“經義之文，流俗謂之八股，蓋始於成化以後。股者，對偶之名也……每四股之中，一正一反，一虛一實，一淺一深。其兩扇立格，則每扇之中各有四股，其次第之法，亦復如之。故今人相傳，謂之八股。”（《日知錄·試文格式》）
明代讀書人，凡是參加科舉考試的，無不會作八股文。其中作得最好的有三家：一是唐順之﹙1507-1560﹚，毗陵﹙今江蘇武進﹚人，嘉靖八年﹙1529﹚會試第一﹙會元﹚，年僅二十三歲；二是歸有光﹙1506-1571﹚，江蘇崑山人，三十歲中舉人，八應會試皆落第，徙居嘉定縣安亭鎮﹙今屬上海市﹚讀書講學，學生常數十百人。五十五歲始中進士，授長興知縣，後被薦為南京太僕寺丞，卒於任；三是王鏊﹙1450-1524﹚，吳縣﹙今江蘇蘇州﹚人，以殿試第一﹙狀元﹚授翰林院修撰，官至戶部尚書。為人博學多識，正直敢言，道德文章為時所重，尤以八股文最負盛名。
茲以王鏊所作一篇八股文為例，用來說明八股文的作法。這篇八股文題為“百姓足君孰與不足”。
“民既富於下，君自富於上。”這第一段叫做“破題”，就是用最簡潔的兩句話，說破題目的意義。
“蓋君之富，藏於民者也。民既富矣，君豈有獨貧之理哉！”這第二段叫做“承題”，就是再用兩三句話承前旨，以申述題意。
“有若深言君民一體之意，以告哀公，蓋謂公之加賦，以用之不足也。欲足其用，盍先足其民乎！”這一段叫“起講”，用以說明該題目的來由，所以又叫“原起”。
上述三段都可用散文，以下四段就非要用排偶句不可了，因為這四段是全文的主體。
“誠能百畝而徹，恆存節用愛人之心；什一而徵，不為厲民自用之計，則民力所出，不困於徵求；民財所有，不盡於聚斂。閭閻之內，乃積乃倉，而所謂仰事俯育者無憂矣；田野之間，如茨如粱，而所謂養生送死者無憾矣。”
這第四段叫“起股”，又叫“提比”或“前比”，旨在說明“百姓足”的具體內容，算是一段序論。
“百姓既足，君何為而獨貧乎？藏諸閶閻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歸之府庫，而後為吾財也；蓄諸田野者，君皆得而有之，不必積之倉廩，而後為吾有也。取之無窮，何憂乎有求而不得；用之不竭，何患乎有事而無備？”
第五段叫“虛股”或“虛比”，是以兩句疑問句作為語氣之轉折。
“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饔飧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第六段叫“中股”或“中比”，從百姓足轉述君孰與不足，這是全文的中心思想所在。
第七段叫“後股”或“後比”，是用具體的事例對前段的中心思想加以論證。“犧牲粢盛，足以為祭祀之供；玉帛筐篚，足以資朝聘之費。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給之也，其孰與不足乎？饔飱牢醴，足以供賓客之需；車馬器械，足以備征伐之用。借曰不足，百姓自有以應之也，又孰與不足乎？”
“籲！徹法之立，本以為民，而國用之不足，乃由於此，何必加賦以求富哉！”
最後一段叫“結束”或“大結”，是用幾句散文將全文作一總結。
這種格式化的答卷形式符合中國古文常用的“起、承、轉、結”的套路，從文章結構看，倒也順理成章，簡單明瞭。
八股文的字數亦有規定。如清順治二年（1645年）規定，每篇限550字。康熙二十年（1681年）增至650字。乾隆四十三年（1778年）又增至700字，違者不予錄取。
由於八股文是“命題作文”，所以文題在其格式中佔有重要位置。明、清時八股文題有大、小題之分。所謂小題以《四書》一個字或一句話命題，如以《論語》“子之所慎齊戰疾”一句中的“戰”字為題目。所謂大題便是用幾句話或一兩章、節命題。例“子曰：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有朋自遠方來，不亦樂乎？人不知而不慍，不亦君子乎？”這個題目，就是取自《論語》一章的大題。
小題一般用於童試，限從《四書》中出題，內容不甚齊整；大題則用於鄉試、會試，從《四書》《五經》中出題，題義通常完整明白。
由於八股文的題目都出自《四書》《五經》，故命題時間越長，試題重複的機率就越大，以致於考生可以透過摹仿科弟高中者的八股文，即程墨輕易獲取科名。為防止考生蹈襲，考官往往挖空心思，故意出一些偏題怪題，增加了考生的負擔，使考生窮於應付。有的考官出題更是隨心所欲，以致考生難以下筆。
八股文命題走向險僻偏難的過程，最終導致科舉考試走向窮途末路。
作為明請科舉制度的一種考試文體，八股文隨著科舉制度的衰敗而退出了歷史舞臺。但作為一種文體，八股文能使心思入細，理路清晰，並非無長處可言。八股文格律整肅、界劃分明，理路分明、文辭繁富，會作八股之人鮮見文理雜亂者。錢基博《現代中國文學史》指出：“語言文章之工，合於邏輯者，無有逾於八股文者也。”
《儒林外史》第十一回寫魯編修訓導女兒說：“八股文章若做的好，隨你做甚麼東西，——-要詩就詩，要賦就賦，都是一鞭一條痕，一摑一掌血；若是八股文章欠講究，任你做出甚麼來，都是野狐禪、邪魔外道！”
八股文字是“古體散文”與“駢體”、“辭賦”之合流，再融入“詩”、“詞”的“麗語”，又沿襲戲曲的神情，可謂集眾美兼眾長，不失為一種獨特稀有的文體。﹙參見徐一士《談八股文》﹚
由於明清兩朝都拿八股文來考核讀書人，以便從中選拔和任用官吏，致使其成為讀書人的進身之階，故八股文有入仕的“敲門磚”一說。
作八股文是一種高難度的寫作訓練，不僅需要一定的文字功底，還需要相當的人文素養，畢竟代古人立言也。
這一點錢鍾書說得很清楚：“八股古稱‘代言’，蓋揣摹古人口吻，設身處地，發為文章；以俳優之道，抉聖賢之心……及明太祖乃規定代古人語氣之例。”﹙《談藝錄》﹚
所以，經過寫作八股文的嚴格訓練之後，再去作其它文體，就容易多了。
平心而論，八股文只是選拔官吏的一種標準化的考試文體。八股文易於評定優劣，不同的考官基本上能用一致的標準評閱試卷。
然而，為了選拔少數官吏，卻誘使大多數讀書人為求登科及第，絞盡腦汁，精心研習，竭盡心力，以至模仿盛行避忌甚多，於是陳陳相因，每況愈下，導致知識漸趨貧乏，思想日益僵化。這就無端虛耗了無數士人的光陰與心血。用清代馮桂芬的話來說，八股取士“意在敗壞天下之人才，非欲造就天下之人才”。
鄭觀應曾這樣比較中西取士之法：“泰西取士之法”，“無論一才一藝，總期實事求是”，而中國八股取士比泰西明顯落後：“中國文士，專尚制義，即本國之風土人情、兵刑錢穀等事，亦非素習。功令所在，士之工於此者得第，不工於此者即不得第，雖豪傑之士，亦不得不以有用之心力，消磨於無用之時文。即使字字精工，句句純熟，試問能以之乂安國家乎？不能也；能以之懷柔遠人乎？不能也。一旦業成而仕，則又盡棄其所學。嗚呼！所學非所用，所用非所學，天下之無謂，至斯極矣。”﹙《盛世危言》﹚
清初徐靈貽曾辛辣嘲諷這種亂象道：“讀書人，最不濟。爛時文，醉如泥。國家本為求材計，誰知道變作了欺人技。”“辜負光陰，白白昏迷一世。就教他騙得高官，也是百姓朝廷的晦氣。”
錢鍾書也在《談藝錄》引證前人幾段評八股的文字，一段是：“古者學成而為進士，後世成進士，始可以為學。兢兢守四子一經之說，一切經史子集、兵農禮樂、天文律曆象數諸書，相戒屏斥，以是為不利於科舉。”
另一段是：“當明之初，以科目網羅天下之士，已而諸科皆罷，獨以時文相尚，而進士一途，遂成積重不反之勢。自其為諸生，於天人性命、禮樂制度、經史百家，茫焉不知為何事。”
作為中國獨有的一種文體，八股文與漢字似有不解之緣。漢字是一種與眾不同的文字，有象形會意，亦有偏旁。詩文中平行的兩個句子相對，稱為對偶。它的基本要求是句子結構相對，另外還有事類對、顏色對、數目對，以及正對、反對等講究。如“紅花”對“綠葉”，若用“黃葉”或“青枝”去對，就不合適了。因為“紅花”與“綠葉”，不僅顏色對，字的平仄也正對，而且紅綠兩字都帶偏旁“系”。
對聯，和八股文也很接近。所謂對聯，是根據漢字的字義、字形、詞性與聲韻等構成的一種對偶語句，也可以說是一種文字遊戲。
對聯，亦稱“楹聯”、“春聯”、“聯語”，俗稱“對子”。相源於古代桃符﹙木板﹚，“以桃印，長六寸，方三寸，五色書文如法，以施門戶，止惡氣。”﹙《後漢書·儀禮志》﹚
相傳始於五代後蜀主孟昶題桃符詞：“新年納餘慶，嘉節號長春”。此後民間廣泛流傳春節貼對聯的風俗。對聯要求語言、聲調、內容、形式都對稱。
例如，清乾隆帝南巡駐蹕通州（今北京）時，出了一上聯：南通州 北通州 南北通州通南北。隨行的紀曉嵐才思敏捷，對之以“東當鋪 西當鋪 東西當鋪當東西”。下聯“東西”對上聯“南北”，東西為名詞，南北為方位詞。“東西”與“南北”相對，含一語雙關之意，表面上泛指各種事物，暗中卻隱藏著另一種意思。
又如，河南鞏縣唐代大詩人杜甫墓鐫刻一副對聯：
以忠愛為心 國步多艱 匡時句出驚風雨
為生民請命 痌瘝在抱 警世詩成泣鬼神
上聯描寫詩人愛國之志，下聯表達詩人憂民之思。這副對聯既是對杜甫詩作的精闢概括，也是對杜甫人格的高度評價。仰視這副對聯，不由得使人聯想其詩，追憶其人，具有強烈的感染力。
對聯即對偶語句。寫春聯、貼對聯是中國特有的民間習俗。從對偶到春聯，再到律詩、駢文，中國文化已經從文字遊戲步入文學殿堂。自韓愈提倡古文、反對駢文，形成新的古文傳統之後，駢文似乎消聲匿跡了。其實不然，八股文生於宋，少長於明，至清而大成，實現了散文駢體化，形成了一種比六朝駢文還要圓熟的文體。
“所以八股不但是集合古今駢散的菁華，凡是從漢字的特別性質演變出的一切微妙的遊藝也都包括在內，所以我們說它是中國文化的結晶，實在是沒有一絲一毫的虛假。”（周作人《論八股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