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渚有文字嗎（一）｜平湖莊橋墳遺址刻文石鉞發現十週年，問題比共識更重要
錢江晚報·小時新聞記者 馬黎
良渚到底有沒有文字？
說短也不短，這個“疑難雜症”已經困擾了良渚考古學家和研究者十年——2012年9月25日，考古工作者在整理浙江平湖莊橋墳遺址出土文物時，在兩件石鉞上發現了排列整齊、重複出現的符號。
這十年裡，為了這些良渚刻符，專家們已經頭腦碰撞過好多輪。錢報記者考古了一下自己，比如，2012年9月27日，就在莊橋墳兩件石鉞上的符號發現兩天後，包郵區的專家迅速在良渚集結，開了一次“良渚文化刻劃符號研究”研討會，稿子標題是“608個良渚刻符，讓考古專家們爭論不已”。
這個標題很寫實，確實是爭論。2013年7月6日，爭論又進階了。平湖莊橋墳遺址發現的刻文石鉞引發了又一輪對文字起源的探討”。其中一件石鉞的兩面都佈滿了符號。A 面，6 個豎排的符號，呈“卜”和“日”（也像“甘”）的形狀， 兩兩重複，成為類似“日卜日卜日卜”的句子，像刻了一句話。 “它們到底是什麼意思？它們是不是漢字的源頭”這是當時的肩題，有專家提出了“只能視為原始文字”的說法。
又過了兩年，2015年5月28日，《良渚文化刻畫符號》圖錄正式出版，對資料發表比較詳盡的 656 個符號進行了梳理分析，填補了良渚刻符研究的空白。專家們又為這本圖錄開了一次研討會。
而上週五，9月23日，莊橋墳遺址刻符發現十週年了，良渚文化的考古學家和研究者，還有亞述學家齊聚平湖，線上線下聯動，開了一次“史前符號和早期文字學術報告會”。會議由浙江省文物局指導，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平湖市文化和廣電旅遊體育局主辦，浙江省考古學會、平湖市博物館承辦。
（一）
剛才講，關於良渚文字的爭論，說短有十年，說長，其實已經80多年了。良渚刻符的發現和良渚遺址的發現是同時的。尤其是1936年施昕更發現的材料，透過科學發掘得來，是良渚文化刻劃符號最早一批考古資料。
20 世紀90年代前後，良渚遺址群發現了很多中小型墓地和居址，人們在出土陶器上發現了大量帶有刻劃符號的陶器。後來，人們在石器上也發現了不少符號，玉器僅佔3%。良渚人的書寫載體是多樣的，而這些符號能和顯貴大墓的墓主人聯絡起來的很少。
80多年來，良渚文化目前共發現 750 多個刻符，340 多種型別。有單個符號，像花、鳥、龍蝦、鱷魚，還有類似咬了一口的蘋果那樣的符號。有一些符號，看起來和甲骨文很像，比如“王”“土”“五”。在卞家山遺址出土的夾砂黑陶上的符號，就和甲骨文的“五”很相似。這些符號中，有大量重複出現的符號，與器物的結合帶有明顯規律性的符號，組成片語甚至“連詞成句”的符號。比如餘杭南湖的良渚人在圈足罐上發了“一句話”，有12個“字”。
餘杭南湖遺址遺址出土圈足罐，上面有12個符號
方向明手繪 關於12個“字”的猜想
其中，莊橋墳遺址是目前良渚文化遺址中發現刻劃符號最多的一處遺址，在242件器物上發現了刻符，在符號總數上佔了近三分之一。它們大部分發現於陶器上。石器上共有7件刻有符號，刻文石鉞兩件。發掘領隊、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研究員徐新民提到，其中一件石鉞的A面，也就是6個符號排成一排的“句子”，可以有多重的釋讀順序。
平湖莊橋墳遺址T1012：10石鉞（A面）
另一件石鉞是灰坑裡出土的（H41：1） ，石質是粉砂岩，非常軟。很少有弧線，基本都是直線，有重疊。可能是不同時間段刻上去，並非一次性“書寫”，但很難分出來釋讀，石質還有不同程度的風化。2021年，刻符石器被送到了浙江大學藝術與考古學院石器微痕分析實驗室做體檢，又發現很多破案的關鍵線索，比如，刻符石鉞刻痕的刻就時間早於石鉞的斷裂。部分刻痕存在明顯的往復刻劃現象。
平湖莊橋墳遺址H41：1石鉞A面和B面
（二）
良渚到底有沒有文字，每一代考古學家面對這些材料時，都不應該回避這個問題。1996年，牟永抗寫過一篇經典文章《良渚文化的原始文字》（載《文明的曙光——良渚文化》，浙江人民出版社，1996年）。而文字的起源和文明的起源、國家的起源相關，這些年我們討論文明起源，這個問題更繞不開，“文明探源的‘中國方案’，作為原生性的古文明研究，如何看待文字？”但是，80年來的討論，絕不是“有沒有”“是不是”或者“是什麼”這樣的二元對立和釋讀，用研討會主持人、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長方向明的話來說：問題、方法、視野比共識要多，也更重要。
徐天進讀完《平湖莊橋墳遺址刻畫符號圖集》後，就兩件最重要的石鉞上的刻符談了讀後感。他認為，在討論這些符號是什麼之前，首先應該分辨清楚刻劃的究竟是什麼，因此，他在仔細觀察實物後，參考原有的摹本，依據拍攝的照片，對兩件石鉞上的刻符重新做了摹寫，根據刻劃痕跡的特徵及先後關係，將雜亂疊加的刻劃痕跡分層剝離、排除非符號的刻痕或“傷痕”，分辨出原本的符號單元，兩件石鉞各兩面的刻符至少有18個。在此基礎上，再討論其性質問題就不至於過於籠統和模糊。
右三為徐天進摹寫
右三為徐天進摹寫
比如，其中一件石鉞上的“卜”形符號，在莊橋墳遺址有近10例，可能是良渚時期比較常見的符號單體。而“甘”形符號（也像“日”形），劃痕不太規則，“從符號本身的辨識來講，差異也不是很大，應該是同一個符號”，而同類者也見於良渚文化的刻符。
圖三為徐天進摹寫
徐天進發現石鉞B面有幾處類似傷痕者，跟符號本身的筆法完全不同，可能不是符號本身的組成部分。他認為石器上的符號可能分別使用了刻、琢、劃三種不同的技法，仔細辨認筆畫技法的不同，對分辨刻符的個體或許有所幫助。
徐天進對H41：1石鉞A面刻符的分析
他引用了嚴文明先生在討論半坡型別陶器刻符時的一段話：“如果把同一符號體系的所有資料加以排比分類，從符號本身的結構及其相互聯絡來加以分析，再結合當時的社會經濟狀況和文化特點，對其可能的含義作些邏輯性推測，也許不失為一種比較可行的方法”。
不過，徐天進和拱玉書不約而同提到一個結論：文字不是長期累積的結果，應該是由特殊群體（社會精英）在短時期內創造的。在創造文字的時候，可能參考了已有的符號系統或構形經驗。
在沒有更過硬的證據發現之前，莊橋墳石鉞上的刻符（包括良渚文化的其他刻符）是不是文字，還無法得出肯定性的結論。但是，這並不妨礙這批材料的重要性，符號本身所具有的考古價值就極其重要，符號本身所隱含的意義弄清楚了，是不是文字的問題可能也就解決了。
“我們在討論或聚焦於早期文字問題的同時，應該更關注於符號和載體的關係、符號和遺蹟單位的關係、符號和聚落的關係，符號和跨文化的關係等問題。”他提出，良渚時期，這麼複雜的社會行政管理與執行、大型工程的組織與實施、高等級官營手工業體系的建立與貢賦的繳納等等一系列國家行為的完成，沒有文字類的溝通工具是否可行？徐天進對有朝一日發現良渚文字仍有所期待。
“我們說良渚有沒有文字，不應該先討論是和否的問題，而是要先看看我們在不在同一個頻道上，我們對文字是怎麼界定的，我們討論的文字的概念是否統一。”浙江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館員朱雪菲，嘗試用一種聽起來很腦洞的方式研究良渚的刻符。用她自己的話說，她的研究方法基於傳統的考古型別學。她認為，我們完全可以“用良渚的刻劃符號來解釋良渚的刻劃符號”。
聽起來有點繞，但確實避免了一些主觀的對符號意義的純粹猜測。她提倡，發現刻符本身的規律，根據其中的規律性建構符號的意義。因為刻符本身的規律性是可以透過觀察、分析得到的。比如大部分符號會以高低不同的頻率重複出現，不同等級遺址中的符號相似性高、系統性強。而符號的分類標準有很多種，不同的研究者對分類標準的把握是不同的。朱雪菲對刻符的探討，建立在她所區分的三個層次上。第一層次是陶器、石器、玉器三種載體的區別，因為不同載體上的符號表現，差異是很大的。第二層次是在陶器上區分燒前刻和燒後刻。因為燒前的刻符，大多刻在一些隱蔽的部位，具有標記的性質，而燒後的刻符，大多刻在顯眼的部位，更具有傳遞意義的可能。到了第三個層次，才是分析具體的符號。
朱雪菲根據她的符號分類體系，介紹了幾組具有一定規律性的符號，並將其規律提煉為“法則”，認為良渚符號中出現了組成勾股定理的“三、四、五”的數字概念，出現了對時間刻度的掌握以及一些與二元對立有關的邏輯概念。
對於良渚文化刻符與漢字的關係問題，朱雪菲表示：“刻劃符號尚未進入漢字系統，但不能排除後世漢字的造字法則，對良渚文化刻劃符號的構造法則有所傳承。如果要在‘文字’這個標準上，談良渚文明對中華文明的影響，即使它沒有直接的提供文字，也可能提供了創造文字的一些邏輯法則。”
（三）
北京大學外國語學院西亞系教授、博士生導師，亞述學家拱玉書先生認為，良渚的器物符號錯綜複雜，反映出早期符號體系一些不同的特點，而這些特點的背後可能蘊藏著鮮為人知的文化面貌：
1、簡單的刻符可能是陶工的代號（名、姓或族）、也可能代表器物種類（盛麥或稻米）、也可能是數字（表示器物的容量）；2、貫耳壺上的四個符號或五個符號似與漢字有一定關聯，董楚平釋為“方鉞會矢”，似有道理，但似乎也可以作其他解釋；3、黑皮陶罐上的12個符號大機率是一幅文字畫；4、石鉞上的六個字有可能是字母文字，重複率高是字母文字的顯著特徵。但是，目前已知的字母都不早於公元前2000年，而且中國這片土地上也不曾存在字母文字的傳統，所以，這個推測過於大膽。或許像古埃及的象形文字一樣，這六個符號代表的文字（如果是文字的話）是音義文字，埃及的文字象形，而這六個良渚符號所代表的文字體系的符號更抽象？這只是印象驅使的不著邊際的推測。但不論如何，良渚符號的多樣性和複雜性都給人一種印象：良渚可能是個多文化的交匯點。
蘇州澄湖良渚文化遺址的水井發現的泥質黑陶貫耳壺
貫耳壺上發現的五個連續排列的符號
拱玉書的解讀，錢報記者做了完整版的整理，請見第二篇推送。
北京大學文博學院副教授秦嶺再次提醒大家，良渚有沒有文字，不是辯論，對“原始文字”的考古學研究，應該從材料和途徑中去思考。在良渚文化中，我們看到那麼多圖形符號，到底在廣義上能夠怎樣準確地傳遞資訊？這樣的社會功能，是在怎麼樣的社會階層中實現？我們從考古學的角度上，在釋讀之外，應該要先考慮和回答這些問題。她還有一個很有意思的想法：我們在網路上用的顏文字，算不算文字？
秦嶺的解讀和思考，請看錢報記者第三篇推送整理。
北京大學教授趙輝則從書寫系統的角度做了探討。
比如，某個形態重複出現，他認為有兩點意義。第一點，特定形態和特定概念之間有了固定的對應關係，即開始形成刻劃（書寫）的規則——為他人理解的概念（或文字的初階）。第二點，在不同地點重複出現，表明以刻符為載體的資訊傳播網路的出現。
趙輝說，隨著資料的增加，重複刻符或許還有增加，也就是良渚“字型檔”會增加。
最後，看一下趙輝劃的重點：
·主要是社會普羅大眾的創造；只有很少部分反映了良渚最高階層的政治、宗教的情況。
·隱蔽型刻符和開放型刻符；燒前刻和燒後刻，反映了刻劃目的不同，但“兩見”的現象表明它們仍屬同一個系統。
·重複出現的符號意味著：1，規範化的變化方向；特定形狀固定對應了某個確切的資訊、概念。進而可以良渚刻符正朝體系化（字型檔）的方向發展。這同時也是一個準確和有效地傳達資訊的網路的開始。
·部分連續刻符應當具有某種敘事的句式結構，代表了某種書寫格式（句式）的開始。
·一切都是初步。
“敘事連刻，表明良渚有了初級《語文》，相當於一年級下的《語文》。”趙輝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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