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說」弗洛伊德事件兩週年 當初的抗議者們如今這樣說……

中國日報網5月25日電 “媽媽，媽媽，我無法呼吸……“在生命的最後幾分鐘，非裔美國人佛洛伊德（Floyd）絕望地呼喚著。2020年5月25日，白人警官肖文（Derek Chauvin）在拘捕佛洛伊德時，跪在他脖子上長達8分46秒，導致其死亡。這段影片震驚全球，引發成千上萬美國人大規模反種族歧視的示威活動。當地時間5月24日，《華盛頓郵報》釋出了一篇題為《佛洛伊德遇害兩年後，當初的抗議者們反思改變了什麼》的報道，採訪了當時的幾位示威者，兩年來的生活感觸。

“我們並沒有在痊癒。“——瑪麗亞·託瓦爾（Maria Tovar），20歲

託瓦爾是一名音樂家，最近幾個月，她開始自己寫歌，捕捉她對心愛城市的失望，用這種方式將痛苦宣洩出來，並在社交媒體上分享。“希望這座城市陽光多於雨水，如果我說我的城市沒有流血，那我就是在說謊。”她最近在明尼阿波利斯市北部發生的兩起謀殺案後寫道。談到暴力犯罪激增，她說：“我們並沒有在痊癒。“

託瓦爾是美國原住民和西班牙裔，早在弗洛伊德去世前就知道種族主義的存在。在她所在的聖保羅高中，她會感到來自白人學生的怒視，並表示家庭成員曾受到執法部門的虐待。但弗洛伊德被殺害後，她變得更加謹慎了。她介紹，2020年夏天，她和兩個黑人朋友因超速10英里被攔下。“我告訴車裡的每個人：‘什麼也別說。確保他們能看到你的手。’”她回憶道，當時這名警官已經叫了兩輛警車來支援。“我把所有的窗戶都搖下來，這樣他們就能看到我們什麼都沒有。”

“明尼阿波利斯地區有更多的黑人男性死亡。”——喬希·梅爾頓（Josh Melton），31歲

梅爾頓一直在等待改變。兩年前，梅爾頓（白人）和妻子霍普（Hope）（黑人）帶著他們5歲的女兒伊茲（Izzy）參加了抗議活動，希望肖文為自己的罪行付出代價，希望明尼阿波利斯市的警察為自己的行為負責。儘管陪審團發現肖文犯有二級無意謀殺罪，並判處他22。5年的監禁，梅爾頓並不抱希望。他說，自弗洛伊德死後，明尼阿波利斯地區有更多的黑人男性死亡，包括丹特·萊特（Daunte Wright）和阿米爾·洛克（Amir Locke）（這兩名非裔男子也死於白人警察之手）。

“大多終結種族主義的工作取決於白人。”——蘇珊拉爾森（Susan Larson），55歲

幾個月來，拉爾森多次撥打911，希望警方對於她所住的波萊羅公寓內的家庭暴力和槍支事件做出迴應。她說，明尼阿波利斯市警察局什麼也沒做，直到她搬出四天後，一名警官開槍打死了阿米爾·洛克。

“他們一直告訴我，他們有更重要的事情要做，”她說。自弗洛伊德死後，明尼阿波利斯市的暴力犯罪事件激增，警力嚴重短缺等問題也層出不窮。拉爾森仍然堅定地致力於消除任何她聽到的偏見，並希望回到多元化和包容性的工作。她表示，大多終結種族主義的工作取決於白人。“我們才是做錯事的人，”她說，“我認為自己不是一個種族主義者，但這並不意味著我是無辜的。”

以自己的方式紀念弗洛伊德——斯泰勒·韋斯利(Starla Wesley)，43歲

兩年前，韋斯利在觀看影片時，在弗洛伊德彷彿看到了自己、兒子和父親。韋斯利說，15歲時她住在奧馬哈一個以黑人為主的社群，她被一名警察勒住了脖子，養母痛苦的哭聲救了她的命。從那以後，她就一直生活在對警察的懷疑中。看著佛洛伊德懇求呼吸的樣子，她的內心被觸動了。在過去的10個月裡，她成了一名多文化多民族委員會的成員，與警方試圖合作解決種族歧視問題。她認為這是紀念弗洛伊德的一種方式。

“不敲門搜查令容易引發種族問題。”——多蘭·肖佩奇（Doran Schoeppach），58歲

大約在弗洛伊德被殺害的六年前，肖佩奇在位於明尼阿波利斯市南部的家中透過窗外目睹了警察的暴行。他看到八、九名警察圍住了一個戴著手銬的黑人男子，一些人在其他警察的注視下踢他。肖佩奇稱當時本想出去制止警察，但他被嚇呆了。“我甚至不知道我是否原諒了自己。”他說。在看了肖文壓住弗洛伊德脖子的影片後，他知道自己必須做點什麼，之後多次參加了紀念弗洛伊德的集會和遊行。肖佩奇說，弗洛伊德的死讓他更加意識到有些問題會影響到有色人種，比如不敲門搜查令。他正在透過各種委員會和提案，推動他所在的學校區域發出更多不同的聲音。

“努力思考如何對未來保持樂觀。”——文森特·金（Vincent Kim），20歲

作為越南和韓國移民者的兒子，金一直想知道自己在明尼阿波利斯的地位。“我認為明尼阿波利斯是有效劃定大都市紅線的典型城市之一，”他說。“這顯然是一個種族隔離的城市。”但當他反思針對亞洲人和其他少數族裔的一連串暴力事件時，他也在努力思考如何對未來保持樂觀。

去年，當看到長得像母親和祖母的女性被一名白人男子槍殺時，他感到沮喪。一名官員稱，這名白人男子只是“過了糟糕的一天”。當他想到弗洛伊德時，他為在他生命的最後幾分鐘被奪走的人性而悲傷。

“厭倦了看到黑人遭到警察殺害。”——47歲的貝姬·沃特斯（Becky Waters）和55歲的迪沃（Deevo）

沃特斯和她的未婚夫迪沃都在2020年夏天參與了示威活動，要求為弗洛伊德伸張正義，但理由不同。沃特斯是白人，她想讓孩子們瞭解美國存在的對黑人的不平等。“而迪沃在芝加哥長大，已經厭倦了看到黑人被警察殺害。自從1999年與明尼阿波利斯市的白人警察發生衝突後，他就患上了腕管綜合症。在抗議活動中揮舞著拳頭尋求正義時，疼痛令他意識到事情並沒有改變。

“兩年來我們沒有看到什麼 變化。”——傑達·納特（Jada Nutter），41歲

納特仍然記得2020年夏天瀰漫在她院子裡的警報聲和火的味道。這位四個孩子的全職媽媽在弗洛伊德死後花了幾周時間向孩子們解釋，在美國，有色人種在歷史上是如何受到諸如警察等當權者虐待的。納特說，她和丈夫想要進行平衡的對話，而並非給一個群體貼上好壞的標籤。

納特的父親是黑人，母親是白人。她還記得，母親曾多麼努力地組織她的鄰居們建立一個更安全的社群，而她有時對這份工作又感到多麼沮喪。“體制缺乏改變讓她精疲力竭。” 納特說。兩年後，當納特環顧四周時，她能理解那種沮喪。“我希望弗洛伊德事件可以成為改變的催化劑，”她說。“但現在已經兩年了，我們還沒有看到太多變化。”

（編譯：胡曉珊 編輯：韓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