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唯一完好的帝王陵被盜：他的時代對中國歷史有多重要？
前一段時間，一樁情節比盜墓小說還要“魔幻”的案件，驚掉了全國人民的下巴。
起因就在於5月初，全國人民正在熱火朝天地盯著杭州抓豹子的時候，有網友爆料說，
這算啥，還有一個驚天大瓜泥萌都還不知道！
浙江省內唯一儲存完好的帝王陵——吳越國王錢鏐墓早在2019年就被盜了
：
圖源網路
訊息一出，網友震驚之餘，還真的從國家文物局釋出的文章中找到了蛛絲馬跡：
雖然沒有明說，但文章中吳越國王室墓地所在地“
杭州臨安
”，以及只有帝王才能享用的“
秘色瓷
”、“
金玉腰帶
”等關鍵資訊，無一不從側面肯定了傳言的真實性。
好好躺了1089年，躲過了無數次戰火都安然無恙，怎麼就這麼悄無聲息地被盜了？！
關鍵是，這座墓本身就是臨安區中心的景區，旁邊就是商場、學校，整天人來人往的，
捂了2年都沒人知道，就有點太誇張了
：
圖源網路
不過問題也隨之而來，高等級墓葬被盜的新聞屢見不鮮，為什麼這次的“錢鏐墓”被盜會讓大家格外地關注呢？
一個重要原因就在於，
錢鏐，對於杭州這座城市來說，真的是太重要了，從某種程度上甚至可以說，沒有他就沒有杭州的今天
。
“開城之祖”在眼皮子底下被挖，換做是誰都會生氣吧……
1、錢鏐墓會有多奢華？
想知道錢鏐的墓究竟會有多奢華，除了真真切切地考古發掘之外，我們還可以透過其他途徑從側面進行了解。
先說說錢鏐，他是五代十國時期，吳越國的開國國君，那他有多牛呢？
歐陽修說，整個五代十國時代，雖然只有短短的54年頭，卻“五十三年之間，易五姓十三君，而亡國被弒者八，長者不過十餘歲，甚者三四歲而亡”，是“
極亂之世
”。
明代《吳越國王錢氏祖像軸》 浙江省博
但錢鏐創立的吳越國卻在這54年裡始終屹立不倒，更是一直活到了宋太宗時期，整整享國86年，是五代的十個國家裡，國運最久的
。
更關鍵的是，吳越國在這近90年的時間裡，一直都遠離中原的戰亂，關起門來搞發展，國內繁榮安定，是當時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地區之一。
尤其重要的是，
正是吳越國錢氏，才奠定了杭州今日在中國文化史上的地位
。
錢鏐統領兩浙、建都杭城之後， 出於政治、軍事和經濟上的需要， 曾先後多次對杭州城垣進行了拓展。
除此之外，錢鏐還興修水利，疏浚西湖，提倡佛教，
今日杭州文物古蹟之“美”，在很大程度上都要歸功於錢鏐
。
例如，史書記載：“ 東南塔廟之盛… … 自唐而更錢氏， 日增月益， 不可避數。” 在錢氏當權不到一百年的時間裡， 於杭州一地， 以各種名義新建了三百多個寺院， 比以前驟增了數十倍。
靈隱寺為錢鏐所重修，雷峰塔也由錢氏末代國王所建，儼然成了“ 西天佛國” 。
於是，北宋初年， 仁宗皇帝就賦詩說： “
地有湖山美, 東南第一州
。”
翰林學士陶谷亦讚道： “ 輕清秀麗， 東南為甲。富兼華夷， 餘杭（ 即今之杭州） 又為甲， 百事繁庶， 地上天宮也。”
杭州有“ 天堂” 之稱, 乃從此始
。
地上世界營建地如此繁華，作為吳越國統治者的錢氏王族們的地下世界，照樣品位也不會太低
。
比如說，1980年夏天，杭州市臨安的一處窯廠工地上，農民在燒磚的時候，無意中發現的錢鏐的父親錢寬和母親水邱氏合葬墓。
幸運的是，墓葬一直儲存完好，沒有被盜過，考古學家從中清理出了117件文物，其中有三件被定為“國寶”，它們就是傳說中的越窯青瓷“
秘色瓷
”。
下面這件燻爐，更是因為紋飾精美，
堪稱唐代越窯青瓷工藝的巔峰之作，被列為我國禁止出境展示的190多件文物之一
：
越窯青瓷褐彩雲紋燻爐 臨安博物館藏
另外一例“驚豔”了全國考古學界的錢氏家族古墓考古發現，則屬於錢鏐的兒媳，吳越國二世王錢元瓘王后馬氏的“
康陵
”。
康陵位於臨安市西南的玲瓏鎮祥裡村，1996年12月中旬被當地農民取土燒磚時發現。
墓內儲存有大量繪製精美、色彩鮮豔、儲存狀態極佳的壁畫和淺浮雕，幾乎為同時期古墓的孤例
：
從以上兩個案例來分析，作為開國君主的錢鏐墓，不論是隨葬器物還是地宮本身的文化藝術價值，都不會太低。
但遺憾的是，錢鏐墓2019年被盜，到2020年才被發現，墓室內穩定的環境被人為打破後，壁畫彩繪會不會儲存下來，還很難說……
2、從“劍履上殿”的恩榮到“一日三餐”
關於吳越國的故事，其實還有一點值得說道說道。
話說吳越國末代國王王錢俶向宋太祖主動投誠之後，宋太祖曾經賜予過他一項特殊恩榮——“
劍履上殿
”。
整個宋代，享受這項恩典的記載，只有兩起，而另外一起則發生在宋真宗和長兄元佐之間，由此可見，北宋君主對吳越國君主的重視程度了。
但其實，根據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在《人間煙火》這本書裡的考證，事實上，這兩起“劍履上殿”多半屬於文字遺留，已經沒有實際內容，因為，
早在五代時期椅子、桌子這樣的傢俱，就已經進入日常生活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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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們早就不需要脫鞋上殿、席地而坐了。
例如，可以確認為南唐作品的《重屏會棋圖》，坐具的腿已經足夠高，人的坐姿基本上像現代人，但是《重屏會棋圖》裡的坐具沒有靠背，坐久了肯定相當辛苦。
到了北宋，白沙宋墓壁畫夫妻對坐的《開芳宴》圖上，桌子、椅子就都是高桌大椅版的了。
著名的《韓熙載夜宴圖》中，有人盤腿坐在靠背椅上，這種坐姿顯然是席地而坐時代的流風餘韻。
高桌大椅的出現，催生出了另一項影響至今的中國人的餐桌習俗——
合食制
。
當然，並不是說高桌大椅就一定會導致合食制。一方面，高桌更大的表面積為食物的陳放提供了便利條件，另一方面，
合食制能夠出現，還要得益於食物種類的日漸豐富與食物供應量的相對充足
。
20世紀80年代批評合食制的人，認為分食制更衛生，可是分食制的出現顯然不是出於衛生的需要，而是由於食物供應量有限，倘若不事先分配好，可能會導致有人多吃多佔，有人吃不飽。
只有食物數量足夠多，品類又足夠豐富的時候，圍桌共享才吃得愉快而熱鬧
。
在北宋東京的餐飲業中，合食與分食是同時存在的。
正店——大酒樓以喝酒為主，兼賣下酒茶飯，實行合食制。《東京夢華錄》載，“凡酒店中，不問何人，止兩人對坐飲酒，亦須用注碗一副，盤盞兩副，果菜碟各五片，水菜碗三五隻”。
《清明上河圖》中的餐館
這種杯盤設定，跟今天兩人下館子的情形並無二致，但是器具材質卻與今天有著本質的區別——開封的大酒樓用的是銀盤銀碗，那一套擺下來就是近百兩的銀子，這闊氣勁兒是今天的普通館子比不了的。
當時酒店的下酒茶飯之豐富和服務態度之開放，今天的餐飲業恐怕也難以媲美。
下正店一等，是專為吃飯而設定的食店，流行的似乎是分食法
。按照《東京夢華錄》的記載，開封食店行菜的小二哥簡直就是最強大腦。
“客坐，則一人執筋紙，遍問坐客。都人侈縱，百端呼索，或熱或冷，或溫或整，或絕冷、精澆、膘澆之類，人人索喚不同。行菜得之，近局次立，從頭唱唸”，報與後廚。
須臾，“行菜者左手杈三碗，右臂自手至肩馱疊約二十碗，散下，盡合各人呼索，不容差錯”。食客點菜，是“人人索喚不同”，而“行菜”端出來的，也須“盡合各人呼索”。
這樣看來，食店所供應的菜飯似乎是份兒飯，連菜帶飯一人一碗，各吃各食。食店的就餐工具，“舊只用匙，今皆用筋矣”，從勺子到筷子的變化發生在北宋晚期。
同樣還有一個發生在宋朝的變化，是一日三餐制的普及，而從前是兩餐制
。
3、五代對中國歷史的“再造”
五代時期，是中國歷史上的極度混亂的時期，人們甚至敢公開宣稱：“
天子，兵強馬壯者當為之，寧有種耶。
”
這種推進方式，從積極意義上說，讓華夏民族具有一種永不服輸、力爭上游的性格，人們相信“王侯將相，寧有種乎”，相信只要努力，每個人都有機會；從消極意義上說，它也讓我們在骨子裡崇尚勢利。
但對於中國歷史來說，五代十國並不是沒有貢獻。
雷峰塔出土，吳越國玉童子像
例如，北京大學歷史學系教授趙冬梅在《法度與人心》一書中就說，
五代既是“禮壞樂崩”，上上下下空前分裂的時期，也是“走向新層次統一的時期”
。
這一時期，
首先是民族關係的整合
，在北方新崛起的強大的契丹族政權的壓迫之下，五代境內，胡漢之間畛域消融，曾經困擾唐王朝的番兵番將不再成為問題。
從五代的第一個政權——後梁開始，便開啟了一種“從軍閥到君主”的上升模式。在這種模式之下，“兵強馬壯者”為天子，中央建立了相對於地方的絕對兵力優勢。
憑藉這種兵力優勢，五代中央開始了收兵權的舉動，並且進一步建設更為強大的禁軍；於是又出現了禁軍將領“黃袍加身”篡奪帝位的改朝換代新模式。宋朝的建立就是這種模式的再度成功。
趙匡胤像
收藩鎮兵權是第二步的舉措，派出文官擔任知州，再派個人去當通判看著知州，這都是宋朝的制度創造。
文臣群體則在五代時期經歷了一場“再造”
。
唐末，講究“士家流品”與科舉出身的舊文臣以清流自詡，實際上卻百無一用——對典章制度知之甚少，不是稱職的文化傳承者；又沒有行政能力，對於變遷的時代毫無貢獻，“飽食終日，而無所用心”。
905 年，軍閥朱溫在白馬驛殺害宰相裴樞、獨孤損等七名唐朝高官，“殘忍而明確地宣判了一個時代的結束”。此後這一類出身高貴的文官仍然可以擔任宰相，但是這亂世宰相府在政治中卻已經靠邊站。
宋人畫，《西園雅集圖》
五代時期，一種新型的文臣崛起，這種新文臣的特點是能幹，或者善於起草通俗而不失體面的文書政令，或者善於使用籌算排程軍需。
總之，他們有符合時代需要的實際才幹，因而受到軍閥和軍閥出身的君主的重用，可是這些人的儒學修養不行。新舊兩種文臣的“角色素質在碰撞中融通”，“其邊際不斷模糊化”。
總體而言，個人家世背景的淡化，能力素質的凸顯，不同特長的兼納以及內部關係的調整，為北宋時期文臣群體面貌的形成創造了前提條件。
這一階段又是教育趨於社會化，知識普及與文字能力擴充套件下移的時期。動亂之中，斯文不絕如縷，為宋朝的文治打下了基礎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