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碑，文化意蘊！

在古代，人們將所造之物分為兩類：“用器”與“禮器”。禮器是指行禮的器物，禮必須藉助於器物方可進行，即“器以藏禮”。“器以藏禮”典出《左傳·成公二年》：“仲尼聞之曰：‘惜也，不如多與之邑。唯器與名，不可以假人，君之所司也。名以出信，信以守器，器以藏禮，禮以行義，義以生利，利以平民，政之大節也。若以假人，與人政也。政亡，則國家從之，弗可止也已。’”孔子所謂“器以藏禮”意在借器物來彰顯“禮”之含義，進而對世人進行“禮義”思想的宣揚與教化。“器以藏禮”思想源於禮樂文化，是禮樂文化在器物上的承傳與發展。

“禮樂文化”經由西周“周公制禮作樂”發展至東周“禮崩樂壞”的裂變，“禮”並不再僅僅侷限於禮儀、禮俗的狹義範疇中，而是與“政治、法律、宗教、思想、哲學、習俗、文學、藝術，乃至於經濟、軍事，無不結為一個整體，為中國物質文化和精神文化之總名。‘禮’之所以成為中國文化的總名，與其獨特的表意功能是分不開的。‘禮’在中國，由於它的充分發展和完備的形式，使它在形式上成了一種特殊的負載工具，即禮儀系統是先於文字發展起來的，然而又具有文字一樣的負載文化資訊的功能”。《禮記·禮器》雲：“禮器，是故大備。大備，盛德也。禮釋回，增美質，措則正，施則行。”意為禮能使人修養更加完備，消釋邪念，增加美質，舉止符合正道，社會美德得以實施並傳播。清代著名學者龔自珍在其《說宗彝》中歸納出不同禮儀場合下所使用的禮器，如祖先祭禮、宴饗、紀念、結盟、教育、婚姻等，大約有十九種。

“器以藏禮”是“禮”的一種表現方式，所蘊含之“禮”並非器物所具有的本質屬性，而是在一定歷史文化背景下被人為賦予了某一特定功能。“禮”的內在要求是，透過對器物外在形制的設計對視覺感官產生刺激進而影響人的心理感受，以達到合乎“禮”的終極目的，使得禮器的價值功能得以彰顯。禮儀行為將禮義觀念付諸實踐，禮器則依理成為禮義觀念與實踐行為的媒介載體。禮器不僅包括器物，後延展至建築空間、製造技術等。追溯禮器的源頭對於探究漢碑的文化意蘊就顯得尤為重要。禮器早期主要功能之一是“巫史”，用來溝通“天地鬼神”之間的器具。殷周之際，青銅彝器作為禮器除了溝通天地人之外，更多並不是為了已故之人所制，而是為了活著的王室成員們所做，“文物以紀”的功能凸顯，鑄有銘文的禮器象徵著王室貴族的權力與社會地位，具有了紀念的目的。

《禮記·祭統》雲：“銘者，論撰其先祖有德善、功烈、勳勞、慶賞、宣告、列於天下，而酌之祭器，自成其名焉，以祀其先祖者也。”其意義為“創造社會關係，並進而形成更深層次的社會關係和社會影響”。戰國晚期，青銅禮器象徵性的形象漸以褪去，其主要功能意義已不再是禮儀中進行溝通天地鬼神之間的器具，而是更多彰顯死者生前的榮耀與功德，銘文逐漸成為青銅禮器紀念碑性最為重要的標識。春秋至秦漢，隨著社會生產力的進步、科技的發展，鐵器慢慢替代青銅彝器而廣泛應用於生活、軍事、生產等各方面，青銅彝器作為資訊傳播交流的媒介載體漸漸退出歷史舞臺，其禮器與書寫功能則轉移到了石碑之上。東漢末期蔡邕對青銅禮器向石碑的轉移進行了詳細論述，“《周禮·司勳》凡有大功者銘之太常，所謂諸侯言時記功者也。

宋大夫正考父三命茲益恭，而莫侮其國，衛孔悝之祖莊叔隨難漢陽，左右獻公，衛國賴之，皆銘於鼎；晉魏顆獲秦杜回於輔氏，銘功於景鍾：所謂大夫稱伐者也。鐘鼎，禮樂之器，昭德紀功，以示子孫。物不朽者，莫不朽於金石，故碑在宗廟兩階之間。近世以來，鹹銘之於碑，德非此族，不在銘典”。這種觀點同樣也體現在他所撰寫的碑文中，“欽盛德之休明，懿鐘鼎之碩義，乃樹碑鐫石，垂世寵光”。“備器鑄鼎，銘功載德……緣雅則，設茲方石。”南朝劉勰繼而論道：“碑者，埤也。上古帝皇，紀號封禪，樹石埤嶽，故曰碑也。周穆紀跡於弇山之石，亦古碑之意也。又宗廟有碑，樹之兩楹，事止麗牲，未勒勳績，而庸器漸缺，故後代用碑，以石代金，同乎不朽，自廟徂墳，猶封幕也。”庸器即紀功青銅禮器，《周禮·春官宗伯》：“典庸器：下士四人，府四人，史二人，胥八人，徒八十人。”鄭玄注引鄭眾語謂：“庸器，有功者鑄器銘其功。”

劉勰認為，“夫屬碑之體，資乎史才，其序則傳，其文則銘。標序盛德，必見清風之華；昭紀鴻懿，必見俊偉之烈：此碑之制也。碑實銘器，銘實碑文，因器立名，事先於誄，是以勒石贊勳者，入銘之域，樹碑述亡者，同誄之區焉”，並將“銘、誄、祝”歸源至禮，禮有五禮，“吉、兇、軍、賓、嘉”。人死要舉行喪禮，固有哀誄之文，哀誄為喪葬之禮儀，銘、誄、祝、哀等皆為禮的傳統。劉勰將“碑、銘、誄”三者之間的關係進行了明細的區辯，闡明碑為銘器，同時也是因器而得名的一種文體。故，漢碑的概念又擴充套件成為一種文體。漢碑在發展為成熟的文體之後，成為上層社會經常使用的喪葬禮器，其使用也被納入禮儀制度範圍並對其使用進行了詳細的禮儀規定，成為社會等級的一種標識。劉勰透過碑刻之溯源，考釋了青銅禮器所肩負的作用與功能漸有碑刻所承擔。

北宋司馬溫公則從碑刻功用的視角探究碑刻起源於鐘鼎彝器，謂：“古人勳德多勒銘鐘鼎，藏之宗廟，其葬則有豐碑以下棺耳，秦漢以來，始作文褒讚功德，刻之於石，亦謂之碑。”楊寬先生認為：“到東漢時，由於豪強大族重視上冢禮俗、講究建築墳墓，再加上由於鍊鋼技術的進步，鋒利的鋼鐵工具便於開鑿和雕刻石材，於是在建築石祠、石闕、石柱的同時，更流行雕刻石碑了。”碑刻，作為一種銘器，除了作為書寫載體，更主要承傳青銅禮器彰顯聖德、明尊卑、別爵秩、紀功賞告先祖、示訓子孫後代的文化表述。

“我們認為，無論立在宗廟裡、宮殿前的廟堂之碑，還是置在墓葬前的神道之碑，其做法都有其特殊的，甚至神聖的含義。”“王者化定製禮，功成作樂。”制禮作樂歷來為帝王太平功成後首要之事，因此碑刻也就成了歌功頌德的最佳載體之一。青銅禮器銘文所承載銘功紀德之功能與碑刻形制上的結合，使得後世意義上的碑刻制度在漢代初步定型，稱之為漢碑。自廟徂墳，社會與政治伴隨著宗教的變革，對祖先的祭祀由宗廟轉向墓壙，漢碑取代青銅禮器，成為新的權威與政治表達形式。此外，漢碑也表達出與青銅禮器同樣的重要性，即“宗教、政治和社會還加上道德和文化的維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