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公“制禮作樂”有什麼影響和意義，你知道嗎？
——談古論今話管理之六十六
武王克殷三年後（約公元前1043年），周武王駕崩，武王的兒子周成王姬誦繼位，周公攝政，為了鞏固周王朝的統治，周公推行分封制，建立了較為系統的政治機構，並營建新都洛邑，並對周初的政治文化體制實行了全面革新，特別是“制禮作樂”，從禮儀到道德規範，從道德規範到典章制度等，制定了一套完整的禮儀典章制度，實行了禮樂、文化和制度上的大變革，開創了後來在中國歷史上影響深遠的周朝禮樂文化體制，並孕育了先秦的儒家思想。
周公“制禮作樂”不僅確定了周朝的禮樂制度，而且還開了中國古代禮樂教化之先河，這對於中國早期文化由對神的崇拜轉向對人的重視起了關鍵作用。周朝禮樂思想的影響廣泛而深遠。春秋時的孔子十分敬仰周禮文化，表達了“鬱郁乎文哉！吾從周”的感慨。孔子之所以讚歎周禮，這是很有道理的，與殷商相比，周朝所制定的禮樂制度對於政治和社會管理來說，確實具有更大的優勢，周朝重視宗法血緣關係與政治體制的結合，重視禮樂教化，重視倫理規範和典章制度，重視人倫綱常等，這在中國漫長的封建社會，產生了深刻的影響。雖然說在戰國時期，由於列國紛爭、戰亂頻發，出現了“禮壞樂崩”的局面，周公所制的禮樂受到了巨大沖擊，孔子等執著於恢復周禮在當時顯得不合時宜，但是，戰國時混亂局面對周朝禮樂的衝擊，並沒有能完全阻止禮樂的影響，周公“制禮作樂”在後來的影響仍是巨大的。“制禮作樂”不僅讓禮樂文化成為中國傳統文化的重要組成部分，而且，還在文化制度、思想教化和治國智慧等方面對後世都有重大影響。在當代，周公“制禮作樂”仍然值得深入探討，對其歷史貢獻和在現代的意義，應該有更深刻的認識。
制禮作樂
首先，周公“制禮作樂”的歷史貢獻主要表現為下面幾個方面：
第一，周公“制禮作樂”使周朝形成了嚴格而有秩序的禮樂制度。
“禮樂”從字面上看，包括“禮”和“樂”兩方面：“禮”主要指禮儀，而“樂”主要指樂舞。但是，周公“制禮作樂”並不僅僅是在禮儀和樂舞方面進行變革，而是在包括禮樂、道德規範和典章制度等方面實行變革。周公要變革的是殷商的整個舊的思想文化制度，他所要建立的是以禮樂為中心的整個文化思想體制，包括倫理規範、政教方式和典章制度等，後世講的“周禮”，其實是指周朝整個文化體制。當然，文化體制中，“禮樂”的變革是最直接和最典型的，禮儀和樂舞的嚴格性和規範化，是“周禮”制度的集中體現。
（一）周禮是十分繁瑣、規範的，可以毫無誇張地說，周禮規範化所體現的細緻性和嚴謹性是後世難以超越的。從《禮記》中，可以看到了周禮的規範化的影子。周禮主要分為五類，即吉禮（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禮儀規範）、凶禮（主要是喪葬方面的禮儀規範）、賓禮（主要是外交方面的禮儀規範）、軍禮（主要是征戰方面的禮儀規範）和嘉禮（主要是吉慶典禮方面的禮儀規範）。
吉禮是祭祀天神、地衹、人鬼的禮節，吉禮其實也是祭禮。周人相信祭祀天神、地衹、人鬼可以獲得吉祥，所以稱祭禮為吉禮。從本質上看，吉禮是協調人與自然關係的一種方式。古人在強大的自然力面前，尚沒有徵服自然的手段，所以，他們以崇拜和遵循自然的方式來對待自然，力圖能與自然和諧相處，或者獲得自然的支援，而祭祀便是一種神秘的溝通方式，而這種溝通方式如果要達到如期效果，被認為必須按規範化的形式來實行祭祀，否則，就沒有辦法進行溝通，所以，祭禮是非常講究的，不允許有絲毫的差錯，否者，不但達不到溝通效果，而且還有可能受到上天（自然）的懲罰。
凶禮是哀悼死亡、饑饉、瘟疫、禍災、國敗、寇亂等的禮節，而喪禮是其主要方式之一。周人認為只要舉行兇禮禮節，便可以逢凶化吉。凶禮其實就是力圖透過相應的避兇避災儀式，達到去兇災的目的。比如，遇到喪事，舉行葬禮儀式，能去邪避兇消災，同時，也能表達哀情，尊重去世的人，並傳遞珍愛生命和肯定人生價值的訊息。
賓禮是對邦國表示尊重，並傳遞和睦訊息的禮節，如天子聘問諸侯的聘禮，諸侯朝見天子的覲禮，諸侯國之間使臣交流的禮節等。賓禮是調節中央與地方關係以及諸侯國之間關係的主賓關係禮節，賓禮讓邦國之間，主客之間的關係更協調，相處更和諧。
軍禮是指與軍事活動有關的禮節，比如，訓農成兵的大蒐禮，督民力農的籍田禮，戰前的誓師禮，獲勝之後的獻捷禮或武成禮等等。軍禮實際上是規範軍隊行為的禮節，有助於嚴明軍紀，也有利於維護戰爭的正義性，一般來說，軍禮包括“武德”的教育，“止戈為武”是軍禮的重要觀念之一。
嘉禮是嘉和萬民之禮，包括鄉飲禮、鄉射禮、饗禮、燕禮、大射禮、冠禮、笄禮、婚禮，等等。嘉禮實際上是調節人與人之間關係的一種重要方式，用以教育人們互相尊重，和睦相處、和諧為貴。
當然，除了“五禮”之外，還有其它的一些禮節，如幼禮（教育少幼的禮節）、尊師禮（尊敬師長的禮節）和養老禮（敬重老者的禮節）等等。
禮樂統一
（二）樂與禮是相互相成的，周朝時也很講究樂的規範化。
西周宮廷雅樂，是有嚴格的規定和體制的，周朝與禮相配合的“樂”，其制度是很嚴格的，比如，關於懸掛性的樂器（編鐘編磬等），按周制規定：天子採用“宮縣（懸）”，即編鐘、編磬等，分置於東西南北四面；諸侯使用“軒縣”，只分置於東西北三面（如曾侯乙墓編鐘編磐三面懸掛，是遵周制中諸侯的禮）；卿大夫使用的樂器為天子的一半，稱“判縣”，僅分置東西兩面；士一級的貴族只能使用“特縣”，樂器只能於東面陳置。再如，關於樂舞人數的規定：“天子用八，諸侯用六，大夫四，士二。”（《春秋左傳》）天子用八行，每行八人；諸侯用六行，每行六人；大夫用四行，每行四人；士用二行，每行二人。又如，規定以“六樂”配“六禮”：“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乃分樂而序之，以祭，以享，以祀。乃奏黃鐘，歌大呂，舞《雲門》，以祀天神。乃奏大蔟，歌應鐘，舞《咸池》，以祭地示。乃奏姑洗，歌南呂，舞《大韶》，以祀四望。乃奏蕤賓，歌函鍾，舞《大夏》，以祭山川。乃奏夷則，歌小呂，舞《大濩》，以享先妣。乃奏無射，歌夾鍾，舞《大武》，以享先祖。凡六樂者，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周禮·大司樂》）這裡強調的是“分樂而序之”，重視禮樂對於秩序等級的表現。周朝時，舉行重大的禮儀活動，都必須伴以歌舞，禮樂結合，比如，周公親自創作的大武樂章是當時最流行的樂舞，其禮與樂是高度融合的，禮樂渾然一體。
周公所制定的禮樂制度配合西周的宗法制、分封制等，成為維護周朝統治秩序的主要制度，成為“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利後嗣”的法則，同時還具有一項重要功能，那就是使貴族之間的關係更為和諧，所以，周朝的樂舞，被認為都具有調和群體成員關係的重要作用。周禮規定了貴族的飲食、起居、祭祀、喪葬、出征、慶典等，都必須禮樂並用，而且，明確規定了不同尊卑等級的人要使用不同規模的禮。周代禮樂突出地表現了貴賤有差、尊卑有別、長幼有序的等級關係。
第二，周公“制禮作樂”透過禮樂制度及相應的行為規範，實行禮樂教化，促進禮樂意識的社會化。
周公“制禮作樂”不僅制定了一系列的禮樂活動規範，而且，還大力倡導禮樂教化活動，開古代禮樂教化之先河。在西周宮廷裡，對貴族子弟要實行教化活動，受教育的貴族子弟稱為“國子”，專門有機構和職官負責禮樂的施教活動。“國子”們從幼年到成年都必須接受禮樂教育，而對其教化活動主要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為居家學習的階段，從六歲開始，由家裡人教育基本常識，這是禮樂教育的準備階段。第二、三階段即所謂的“小學”“大學”階段，也即禮樂教育的正式實施階段。後面這兩個階段是以禮樂教育為中心，附以射、御、書、數。西周的禮樂教化活動有比較完成的設施和體系，有相對固定的禮樂教育場所；有嚴密的教育組織管理方法；有長期有效的教學體系、教學內容，其設定也很有系統性。而且，教學內容有比較豐富，有樂德、樂語、樂舞和樂儀等內容。執教者的構成是“官師合一”的，由官吏兼教導之責，而眾多的樂師參與了具體的樂教工作。
從本質特徵來看，西周的禮樂教育活動主要體現著“學在官府”的原則，這就是說，禮樂教育的主導者和教育內容皆由官方所主導，在官府中，官師不分，政教合一。官吏既負行政職責，同時也擔負教學任務。比如，西周時國學的主持者稱“大司樂”，負責祭祀和國家典禮，是國家最高禮樂官，同時，這“大司樂”還兼管國學教育事務。國學既是施教的場所，又是國家舉行重大禮儀活動的地方，如祭祀、鄉射，甚至獻俘等活動都在國學進行。而各級鄉學既是教育禮樂的地方，同時也是舉行鄉飲酒禮、鄉射禮、士人議政、養老尊賢的活動場所。在當時，政事活動常常與教育活動融為一體，成了學校的重要教育內容，學生在參與政事的過程中其實也是在接受各種禮樂的教育。從中央到地方，從國學到鄉學，都有比較完善的教育體制，同時，還比較規範地以禮、樂、射、御、書、數等六藝為主體的教育內容。西周的教化活動很規範，直到春秋戰國時期，由於社會大動盪，戰爭頻發，禮壞樂崩的現象出現，周朝“學在官府”的基本教化制度才逐步走向衰落，而私學也開始興起，於是，才有了孔子辦辦私學這樣的事出現。
第三，周公“制禮作樂”透過吸收過去一些習慣觀念、通常禮俗等，同時，吸取關於政治、軍事、律法等方面的成文或不成文的規定，提升為典章制度，形成“經國家、定社稷、序民人”的禮法禮制，並使之成為周王室對臣民進行“軟管理”的重要方式。
當週王朝是新生政權得到初步鞏固之後，周公吸取和借鑑夏商兩朝的禮樂、習俗和規章等，進行“制禮作樂”，制定了一整套新的禮樂典章制度，其目的是為了鞏固和強化周王朝的長期統治。這一套禮樂典章制度是周王朝意識形態的新規範，是與周王朝的分封制和政治管理體制相統一的行為規範和文化思想原則。與周王室武力上的壓制和律法上的約束等“硬管理”相呼應，禮樂典章制度其實是一種“軟管理”措施，這一措施不用壓制的方式，而是透過潛移默化的教化，不斷髮生影響力，其影響的效果更持久。周公攝政六年，施行禮樂盛典，透過推行禮樂制度，著力使周王朝能長治久安，而周公禮樂制度對於經國安邦的影響是巨大的，不僅在周公攝政期間取得了顯著效果，而且還經由孔子所創立的儒家思想的傳播，垂範後世多個朝代，被認為起到了“為萬世開太平”的政治倫理效果。
西周的禮樂制度有系統性的規定，首先，確立了周王為天下共主，周王即天子，天子權力至上；其次，以天子為大宗，而在周族內部，與天子叔伯、兄弟相稱的諸侯稱為小宗，從而形成了以血緣關係為紐帶的“宗法制”；再次，天子之下有諸侯，而諸侯內部又有爵位、等級之分，由此而形成階梯式的嚴格等級制度，而且，宗法制與等級制相結合，產生了一套完整的、嚴格的禮儀制度，成為上至天子，下至奴隸都必須遵守的法典和制度。
古樂舞表演
《周禮》明確規定百官司職，周有“六官”，其一為“天官冢宰”，即宰相，其職責是輔佐周天子，屬於百官之長；其二為“地官司徒”，其主要職責是掌管土地戶籍；其三為“春官宗伯”，專管卜祭和各種禮儀及王族事務；其四位“夏官司馬”；專管軍事事務；其五為“秋官司寇”，專管刑法；其六為“冬官司空”，專管公共工程，為百工之長。“六官”以下還設有各種小官，其任職官員由大小貴族來充任，而其職務的繼承是按嫡長子繼承製實行的。各官職都有采邑作為俸祿，這即所謂的“世卿世祿”制。在百官司職之下，整個社會王、卿、大夫、士形成寶塔式等級結構，等級地位非常嚴格。於是，有相應的君臣、父子、兄弟等的行為舉止規範，無禮不規，具有親疏、尊卑、貴賤等極為森嚴的等級。
當然，周禮的體制是維護周王室為首的貴族統治的，所以，常說“刑不上大夫，禮不下庶人”，禮是有明顯的等級區別的。但是，“禮不下庶人”並非說“禮”對庶人沒有約束力，而是指禮在不同等級之間是絕對不能僭越的。而“刑不上大夫”也並非說大夫以上的貴族犯罪時不必受刑罰，其實，其所指的是對於大夫及以上的官員、貴族，在刑罰方面是有優待的條件的。總之，“禮”是主動性接受的倫理規範，而“刑”是被動性的不得不接受的處罰，“禮”“刑”並用，維護周王室貴族統治。所以，本質上看，周公所制定的“禮樂”，是維護統治階級等級制度的道德規範和各項典章制度的總稱，是周朝的整個意識形態建設，是維護統治秩序的非常有效的“軟控制”手段。
第四，周公透過“制禮作樂”，使禮從過去注重於人神關係，轉變為重視人與人關係，把人對神的敬畏，轉變為對長輩的尊敬和對祖先敬奉，以“尊禮”取代“尊神”。
首先，周公“制禮作樂”的一個非常重要的轉變就是從殷人迷信鬼神轉為對人的尊敬和敬奉，原來，殷人都是把命運寄託在鬼神身上，而周公則引領周人從“尊神”轉變為“尊禮”，把命運掌握在人類手裡﹐把祈求的效果與人的尊禮程度，與人的德性密切聯絡起來，如此一來，不是人向神祈福，而是人自求多福。社會大眾由此而從鬼神的陰影下解放出來﹐開始進入人倫禮德被推崇的時代﹐這是一次劃時代的大變革，人對神的敬畏，轉向了人對長輩的尊敬和對祖先的敬奉，“尊禮”轉向了“尊神”。
其次，“敬德保民”成了“制禮作樂”的基本要求，周公在總結殷人亡國的根本原因時，認為是因“不敬其德”所造成的。紂王無德性，對道德絲毫沒有敬意，他專橫跋扈，肆無忌憚，為所欲為，徹底失去人心，最終導致了殷商走向滅亡。因此﹐周公認為，周朝要長治久安，就必須“明德”“敬德”，必須推崇德行，提升道德對於個人和社會的價值﹐使人對道德具有敬畏之心，以避免周朝重蹈殷商滅亡的覆轍。所以，周公提倡“禮治”，實行德政，是以敬德的原則來達到保民的政治效果。所以，“禮治”的基本點是以民為邦本，按照“周禮”的原則，周王室必須有呵護“赤子”一樣的真心來保護民眾，才能以德感人，以禮治國，以德性來服人，才能避免殷商王朝那樣的滅亡結局。
再次，“勤政無逸”成了“制禮作樂”在理政方面所體現的基本原則。周公總結殷商滅亡的基本教訓，其中很重要的一條就是醉心於田獵，沉溺於酗酒淫樂，不理朝政，不顧蒼生，導致了殷的敗亡。所以，為了吸取教訓，周公要求周王朝統治者必須勤於政事，不允許荒廢政事，更要力戒嬌奢逸樂。《尚書》中的《酒誥》和《無逸》是歷史上最早的反腐宣言，表現了當時清醒的統治者反酗酒反逸樂的決心。比如，《酒誥》引“人無於水監﹐當於民監”的古語，要求官員要把水當鏡子，要求官員把民眾的感受當成為政得失的鏡子，這就是勸諫君王要力戒嬌奢逸樂。後來，唐太宗李世民有“以民為鏡”“以銅為鏡”和“以史為鏡”的“三鏡”說法，或許就是受周代禮樂規範的影響。此外，荀子說的“水則載舟﹐水則覆舟”的論點，後來被李世民發揮了，成了“水能載舟亦能覆舟”的著名論斷，這所講的，也是與周公“勤政無逸”的觀點相通的一種治國理政的道理。
第五，周公“制禮作樂”為孔子的禮樂論提供了理論資源，為儒家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周公是中國古代禮樂思想的開創者。
周公“制禮作樂”使周王朝的政治秩序得到了鞏固和強化，也使周王在相當一個時期真正成了“天下共主”。然而，從西周末年起，周王室卻逐漸走向衰落，周平王東遷之後，王朝的衰落步伐加快了，而到了韓、趙、魏聯手打敗執政的智氏家族之後，三家分晉，禮樂制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衝擊。就像《國語•吳語》所記載：“周室既卑，諸侯失禮於天子。”諸侯不再朝覲天子，而是朝覲霸主；“大夫失禮於諸侯”，不但大夫違禮儹越之事頻頻發生，而且，家奴也不再尊敬家主，禮儀成了形式，而禮義全失，社會進入了禮樂大崩潰的時期，於是，縱橫家、法家、兵家等講究政治、軍事或經濟實效的學派受到了君王們的歡迎，而注重禮樂的“周禮”理念卻不被重視了。
但是，“禮崩樂壞”並沒有徹底地讓周朝的禮樂思想消失，即便是在春秋時期的禮樂大崩潰時期，也仍有傑出的思想家在繼承和發揮著周公的禮樂思想。儒家的創始人孔子率先舉起恢復禮樂制度的大旗，明確表示：“鬱郁乎文哉，吾從周！”。孔子把重建禮樂文明作為他最重要的奮鬥目標，雖然孔子的“克己復禮為仁”思想並沒有被當時的君王們所接受，也成不了主流思想，但是，孔子卻開啟了興辦私學的新教化方式，同時，還掀開了先秦諸子百家爭鳴的序幕。孔子的“仁學”思想，孔子的“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的理論等，繼承和發揮了周公“制禮作樂”思想，之後，孟子和荀子又分別從“內聖”和“外王”兩個方面發展了孔子的儒學思想，在戰國禮崩樂壞的局勢下，他們仍堅持在重構禮樂文明。可以說，周公“制禮作樂”為孔子的禮樂論提供了理論資源，為儒家的創立和發展提供了文化土壤，沒有周公，就沒有先秦時期的孔子、孟子和荀子的思想，也沒有後來對中國封建社會具有重大影響的儒家學說。
周公“制禮作樂”是儒家學說的主要思想來源，周公建立了“周禮”，並經由孔子、孟子和荀子的發揮，後來，“禮”的內涵便越來越豐富了。
首先，“禮”已經不只是指周朝的禮制，而是仁政和德治的一種體現。周公推崇“禮治”，並最早提出了“德治”概念，而孔子在“周禮”的基礎上提出了“仁學”思想，於是，“內仁外禮”便成了儒家的基本理論原則。內修仁德，外尊禮儀成了儒家對人言行的根本要求。在仁禮關係上，仁是禮義的內在精神，而禮是仁的外在體現；離開了仁，禮便沒有精神實質；而失去了禮的體現，仁便自是抽象的而沒有具體的表現。孔子曰：“人而不仁，如禮何？人而不仁，如樂何？”（《八佾》）強調的就是，一個人如果沒有仁愛之心，便沒有辦法推行禮和樂，禮和仁是互為依存，相輔相成的。禮是仁的具體化，是仁在制度和行為方式上的表現。儒家反對法家的“法治”，反對法家以嚴酷的刑罰來制約民眾，主張實行“禮治”，主張以道德教化為主，努力透過禮來規範和協調民眾的行為。孔子說：“道之以政，齊之以刑，民免而無恥；道之以德，齊之以禮，有恥且格。”（《為政》）顯然，他讚賞的是“道之以德，齊之以禮”。從周公的“禮治”到了孔子的學說，儒家的德治觀念和仁政理念不斷得到發展。
孝悌為仁之本
其次，“禮”不僅僅是禮儀，而且成了修身的手段。在孟子的“行善論”裡，人性本善，但因受慾望驅使或受不良觀念的影響，便心有雜念，有貪婪之心等，所以，必須經過禮的教育和“氣”的修養，養成“浩然之氣”，方能變成有善心，能行善舉；而在荀子的“性惡論”裡，人都有天然的缺陷，而且每個人的性格都有弱點，因此，必須藉助於禮的教化來修成德性，才能有仁德之心和尊禮之舉。孟子和荀子雖然觀點不同，但都是對孔子的“克己復禮”思想的發揮，其實，孔子早就強調：“恭而無禮則勞，慎而無禮則葸，勇而無禮則亂，直而無禮則絞。”（《泰伯》）其主要含義是：恭敬而不懂得禮的人，會空自勞碌；謹慎而不懂得禮的人，會顯得膽小怕事；勇敢而不懂得禮的人，會魯莽作亂；直率而不懂得禮的人，容易出口傷人。因而，只有知仁懂禮，以禮樂為教化，才能使人成為有仁德之心的人，才能遵禮儀，有禮義。這便是孔子強調的“立於禮，成於樂”的基本意識。
禮樂演奏
其次，周公“制禮作樂”的現代意義，可以從下面兩個方面進行思考：
第一，周公“制禮作樂”鑄成了中國古代文化思想注重道德精神的基本特徵，開啟了“禮治”之先河，而且，至今仍有重要影響。
周公“制禮作樂”的根本目的在於實行“禮治”；在於讓倫理政治一體化；在於以道德教化來鞏固政治統治；在於“德治”的實現。王國維在評論西周體制時說﹕“其旨則在納上下於道德﹐而合天子﹑諸侯﹑卿﹑大夫﹑士﹑庶民以成一道德之團體。”（《殷周制度論》）周公為何對“制禮作樂”那麼重視呢？為何在推行分封制，建立政治管理體制，並建立新都的同時，執著於“製作禮樂”？其實，其根本原因就在於周公吸取了殷商的教訓，認為強勢的殘暴管理並不能維護統治秩序的穩定，因而，周公把道德理性作為治國的根本理念，著力於實現“禮治”，重視“德治”的管理效果，把禮樂教化、道德教育視為是比軍隊、律法等“硬控制”手段更有效的“軟控制”方式。這其實是周公為周王室統治者制定的非常厲害的管理招數。後來，繼承周禮思想的孔子提倡“富而教之”，強調“修仁尊禮”，重視建學堂，施教“仁學”，號召民眾“克己復禮”等，這就是儒家所極力推崇的“德政”。此外，《管子》也很重視禮樂的管理之道，他強調：“禮義廉恥﹐國之四維﹔四維不張﹐國乃滅亡。”（《管子·牧民》）顯然，這裡把禮義觀念提到了關係國家存亡的高度，如果禮義廉恥觀念喪失殆盡﹐將導致國家滅亡。清代顧炎武於《廉恥》強調：“禮義﹐治人之大法﹔廉恥﹐立人之大節。”也是贊同這種“禮治”觀點的。
其實，“禮”是把治國理念落實到具體的禮節、禮義之中。推崇禮義，便是以道德禮義來維護政治統治，以“禮治”來強化“政治”。所以，中國古代各個朝代的統治者，幾乎都注重“禮治”，清代的湘軍統帥、中興明臣曾國藩秉承顧炎武的理念，極力主張“治國以禮為本”，他把忠孝仁義作為治理湘軍的思想原則。古代統治者們極力主張“以禮自治，以禮治人”，以一系列的禮制規範來教化人，讓人自覺遵守。而當人人都能尊禮，禮制便能得到有效推行，此時，“禮治”的效果也就達到了。曾國藩說：“古之君子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則一秉乎禮。自內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道德﹔自外焉者言之﹐舍禮無所謂政事。”（曾國藩《心經》）在他看來，離開了禮，人就談不上道德了；而朝廷離開了禮，就談不上什麼政治事務了。修身、齊家、治國、平天下，樣樣都離不開“禮”！
清代學者淩廷堪總結說：“上古聖王所以治民者，後世聖賢之所以教民者，一‘禮‘字而已”（《復禮》）。這確實講出了古代“禮治”和“德政”的基本原則。
中國古代禮樂文化的本質是將“禮教”與“樂教”統一起來，形成教化體系；又將“禮治”與“政治”高度結合，形成了“德政”；以禮教作為一種政治管理手段，把禮、樂、仁、義等統一起來，成了“德政”的重要手段。周公“制禮作樂”不但奠定了中國傳統文化重視道德的基調，而且也開啟了把“禮治”作為重要的政治管理手段的先例，自此，便確立了道德在治國理念中的主導地位，這對於中國歷史的發展方向，產生了極為深遠的影響。
在當代，古代統治者那種僅僅重視“德政”，誇大道德教化作用的管理方式當然是不可用的。而且，孔子的那種保守守舊地堅持“克己復禮”的立場也是要不得的。更不能以“德治”來代替“法治”。當今時代，以法治國絕對不容忽視的，法制絕不可冒。但是，在另一個方面，古代的禮樂傳統也是應該重視的，中國先賢們對“德政”思想的認識，對仁義道德在管理中的重要作用的論述，對禮樂傳統的讚賞和重視，在今日建設道德文明，建設和諧社會，樹立正確的核心價值觀方面，是有借鑑意義的。當代人不能被舊的禮樂傳統的舊觀念所束縛，但古代禮樂文化中所包含的菁華，仍有很多是可取的。和諧社會的建設，需要吸取傳統文化中的優秀成果。
第二，禮樂文化中所蘊含著的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很值得繼承和發揚。
自周公“制禮作樂”之後，經過先秦孔子、孟子、荀子等的繼承和發揮，中國禮樂文化對數千年來中國古代社會產生了重大而深遠的影響，講“德性”，注重“以禮治國”，重視綱常倫理，重視“立於禮，成於樂”的禮樂教化等，成了中國古代政治文化和倫理道德領域所極力倡導的主題，禮樂文化的影響一直在持續著，時至今日，其影響仍然不可忽視。
在中國傳統的禮樂文化中，蘊含著許多具有普世價值的內容，在當今時代仍具有重要意義，是值得繼承和發展的。
比如，“和為貴”的思想就是值得繼承和發揚的。中國古人講“和而不同”，主張“和為貴”。在境界的追求上，中國古人講美善合一，追求完美的和諧境界；在處事方式上，中國古人講“適中”“適度”，欣賞“中庸之道”，講究“執兩用中”，認為“過”猶如“不及”，都是要避免的，強調優勢互補的協和狀態，主張折中互利的雙贏原則等，這都是很可貴的思想觀念，值得繼承和發揮。
再如，“仁愛”精神也是值得重視的。孔子繼承周公的禮樂觀念所創造的“仁學”思想，是禮樂文明的重要根據，是倫理規範的依據，是構成中華民族的基本精神價值的核心觀念之一。孔子強調：“士不可以不弘毅，任重而道遠。仁以為己任，不亦重乎？死而後已，不亦遠乎？”（《論語》）孔子十分強調要以行“仁”為已任，以至於“死而後已”。這足見孔子對“仁”的重視。孔子認為“仁”乃愛人，當樊遲問仁時，孔子曰：“愛人”。“愛人”即是說要有仁愛之心，要關愛人，尊重他人。“愛人”是仁德的基礎。孔子所說的“愛人”其實是體現對人性的尊重，對“愛”的重視，而“愛”就是由近及遠、由親至疏的仁愛之心。比如，對父母兄弟姐妹的孝悌之情，推而廣之，是愛眾。孔子說“泛愛眾而親仁”，指的就是愛大眾，這是仁德所需要的。在現代社會，特別是在商品社會利益觀念的衝擊下，人與人之間的溫情之愛越來越少，是不是很值得繼承和發揮儒家的“仁愛之心”呢？現在歌曲唱道：“只要人人都獻出一點愛，世界將變成美好的人間……”，這就是在倡導仁愛之心。
又如，儒家所主張的“溫、良、恭、儉、讓”等主張，也是禮樂文化的重要觀念，是處理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的基本道德要求。在當代，這是一種求和諧的公共關係處世方法，是化矛盾為和諧的處事方式，是達到雙贏效果的重要方式。現代歌曲唱道：“好山好水好地方，條條大路都寬敞，朋友來了有好酒；若是那豺狼來了，迎接它的有獵槍！”我們需要有對付財狼的獵槍，但是，對待朋友，需要有美酒，需要有“溫、良、恭、儉、讓”，才會有和諧的局面。
從周公到儒家的禮樂文化，存在著相當一些具有普世價值的思想內容，是值得當代人繼承和發揮的，當然，禮樂文化中的貴族宗法觀念，世襲等級理念，男尊女卑觀念，以及孝悌觀念中對帝王專制的愚忠等，是過時的、消極的、落後的，是該被歷史淘汰的，當然不能繼承，而那些代表著傳統文化的優秀成分，代表傳統文化菁華的，是應該重視的，也是值得發揮和發展的。
禮樂文化是中國傳統文化的主體內容，而包括《論語》提出的“和為貴”等重要觀念，在今天建設“和諧社會”的新時期，是值得發掘、借鑑和發揮的，或許，發揮得好，將有利於幫助當代人有效地解決市場經濟發展過程中在社會道德、價值取向、人際關係、家庭和社會秩序等出現的一些問題，有利於形成人與人之間的和諧關係，有利於保持人與自然之間的和諧關係，也有利於使人的內心世界也更加和諧。透過吸收傳統禮樂文化中的積極因素，對於促成傳統與現實的成功對接和順暢轉換，構建新興的文化形態，建立社會主義的新型道德規範，創造新的禮樂文明，都將具有重要的積極的意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