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為官賞罰分明，廉潔，母親卻未卜先知為他提前準備好了葬身之地

《漢書》中記載著酷吏嚴延年的故事。嚴延年身材矮小，精明強幹，辦事靈活敏捷。

作為一郡的長官，凡是下屬忠誠奉公的，他都像對待家人一樣優待親近他們，一心為他們著想，居官辦事也不顧個人得失。所以在他所治理的地區，沒有什麼事是他不知道的。

但是嚴延年有一個毛病，就是過分地痛恨壞人壞事，所以被他過度懲罰的人很多。他特別擅長寫獄詞以及官府的文書，凡是他想誅殺的人，他都親自寫奏摺上奏。

大家覺得他的獄詞寫得很有道理，所以上面很快就會核准判定犯人的死罪。到了冬天要行刑的時候，嚴延年命令把所有各縣要殺的犯人都押到郡府上，集中處死，結果一時間血流數里。

郡裡的人給他起外號叫“屠伯”。伯、仲、叔、季，“伯”是老大的意思，“屠伯”是屠宰的老大。在他管轄的地區裡，“有令則行，有禁則止”，全郡上下一派清明。

有一次，嚴延年的母親從東海來看他，本來是想和他一起行祭禮的。他母親到洛陽的時候，正好碰上嚴延年要處決犯人。

結果她看到血流了好幾裡地，非常震驚，於是就住在道旁的亭舍裡，不肯進入郡府。

嚴延年就出城到亭舍裡拜見母親，但母親卻關門不見他，他在門外脫帽叩頭，過了好一會，母親才讓他進去。

見了面，母親就斥責說：“你有幸當一郡的太守，治理方圓千里的地方，但是沒有聽說你以仁愛之心教化百姓，保全百姓讓他們平安，反而利用刑罰大肆殺人，以此樹立自己的權威。難道身為百姓的父母官，就應該這樣行事嗎？”

嚴延年聽了，趕緊向母親認錯，重重地叩頭謝罪，還親自為母親駕車，把母親迎到郡府裡去住。

祭祀完畢後，母親就對嚴延年說：“蒼天在上，明察秋毫，豈有亂殺人而不遭報應的？想不到我人老了，還要看著壯年的兒子深受刑戮。”

他的母親在這時候就已經預感到，嚴延年以後的結果一定不會很好。他的母親又說：“我走了，回到東邊的老家去為你準備葬身之地。”

嚴母回到家鄉，見到嚴延年同族兄弟時，又把以上的這些話講給他們聽。結果一年之後，嚴延年果然出了事。這時，東海郡的人沒有不稱頌嚴延年的母親賢明智慧、深明大義的。

中國古人有很多的讀書人非常開明，看到一個人的所作所為，就知道以後的結果如何。

嚴延年的母親也是如此，知道上天有好生之德，兒子這樣的行刑，沒有仁慈之心，是有違上天的好生之德，所以能夠預測到兒子的結局不好。

這都是因為古人明白天道自然的規律，所以治國理政、生產、生活都要按照自然的常理常法去做。

古人把地方官稱為父母官，所謂“民之父母”，就應該愛民如子。《鹽鐵論》中說：“故為民父母，似養疾子，長厚恩而已。”

作為人民的父母官，對待百姓，就應該像父母對待自己有病、生病的孩子一樣，做到增施恩惠、寬容厚待。哪有父母官對兒女屠戮的道理？

如果把百姓，包括那些犯罪的人，放在自己的對立面上，把能夠逮捕多少人、屠戮多少人、給多少人刑罰作為自己的功績去稱頌，而毫無憐憫之心，這與天道是不相符合的。

所以古人看一個人所作所為是否與天道相應，就能夠判定出他的興衰成敗和以後的結局。

嚴延年雖然賞罰分明，也很廉潔，但是對待百姓過於苛刻，百姓不會感恩戴德，反而還會怨聲載道。

這就是孔子在子羔的故事中所評價的“加嚴暴則樹怨”，這與“仁政”的要求還是有相當的距離的。而子羔卻能夠做到既公正執法，又心存仁恕。

所以德行深厚的人，回報給他的也是很美好的；與人結怨太深的人，自己也會有災禍。最大的德行莫過於“仁”，最大的禍害莫過於苛刻。

《群書治要·傅子》：“明君必順善制而後致治，非善制之能獨治也；必須良佐有以行之也。”明智的君主一定是順著好的制度，包括法制監督機制、激勵機制等，來達到社會大治的結果。

換句話說，這些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當然非常重要，“法者，治之端也。”但是僅僅有法制監督機制的健全是不夠的，並不能單獨起作用，達到社會大治的結果。

還必須有良好的聖賢君子來推行好的制度，這兩者缺一不可。而聖賢君子必須透過聖賢教育才能夠培養出來。

由此可見，為什麼必須把依法治國與以德治國相結合，為什麼教育必須秉持“立德樹人”的教育理念，因為聖賢君子都是教出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