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金瓶梅》,看潘金蓮、西門慶

在《金瓶梅》中,潘金蓮最瞭解西門慶,西門慶也最瞭解潘金蓮。他們二人才是天生的一對搭檔,他們的思想、性格有若干共同之處,將潘金蓮與西門慶進行比較,可以較全面地瞭解潘金蓮的思想與性格。

讀《金瓶梅》,看潘金蓮、西門慶

物慾、情慾的瘋狂追求

潘金蓮與西門慶是物慾、情慾的瘋狂追求者,對此不少研究文章和專著都曾予以分析評價,但論述其共性者為多。這裡主要從潘金蓮、西門慶對物慾、情慾追求上表現出的不同特點進行一些比較。

西門慶對物慾的瘋狂追求,主要表現在兩個方面,一是對於財貨的瘋狂追求,他不僅用不同的方式攫取了孟玉樓、李瓶兒和親家陳洪寄存的三大宗錢財,而且透過經商、貪贓枉法、偷稅漏稅、交通官吏、提取收鹽引、偷工減料、合夥做皇上的香蠟生意、放官吏債等各種途徑賺錢,可以說當時能用得上的賺錢的手段他全部能用上了。《金瓶瓶詞話》雖然在西門慶出場時就被介紹為暴發戶,但只不過在縣前開個生藥鋪,這生藥鋪直到他死時資金不過合銀五千兩,但其死時家產總值大約在十萬兩銀子以上,這才真正稱得上是一個暴發戶。

其二是西門慶生活上的極度奢靡。他不僅注意穿戴,更講究吃喝。香港中文大學的孫述宇在《(金瓶梅)的藝術》中說:“以飲食來說,沒有什麼小說像這本講的這麼多,書中的飲食不但次數多,而且寫得詳細和生動……《水滸傳》裡的飲食嚇唬我們,那些好漢子獨個兒報銷了幾斤肉和半桶酒,確是英雄氣概。《紅樓》的飲食也嚇唬我們,曹雪芹通常並不說吃的是什麼,但他讓我們那麼震懾和充滿了自卑感,開席之時,我們就剩下劉姥姥那麼多的觀察力了……《金瓶梅》的飲食就只是享受。……就是大作家中,能夠經常採用飲食作創作資料的,恐怕也只有本書作者和狄更斯等少數幾個。”像《金瓶梅》中那樣,一頓宴席就花了上千兩銀子的驚人數字,可以說在中國古代小說中創造了記錄。而《金瓶梅》中的飲酒,則無論從酒的種類,到飲酒的次數之多之講究之描寫生動具體,同樣是創記錄者。西門慶確實是最講享受的小說人物之一。

而潘金蓮的物慾則主要表現在對日常用品的講究,特別是對於服飾無厭足的高標準的追求上。在西門慶的眾妻妾中,潘金蓮是最愛打扮,也最會打扮的一個,也是全書中在這方面的冒尖人物。潘金蓮的這種打扮不僅是物慾追求的表現,也是為其情慾追求服務的,是很能表現其性格特點的。

讀《金瓶梅》,看潘金蓮、西門慶

潘金蓮從九歲時被賣到王招宣府裡時,就學會了“描眉畫眼,傅粉施朱”。嫁給武大後。在家別無事幹,一日三餐吃了飯,打扮光鮮,只在門前簾兒下站著。西門慶簾下遇金蓮時,書中對潘金蓮的打扮有一段頗有代表性的描寫,與其性格關係至密,與《水滸傳》中大為不同,是地道的《金瓶梅》中的潘金蓮:頭上戴著黑油油頭髮髻,口面上緝著皮金,一徑裡踅出香雲一結。周圍小簪兒齊插。六鬢斜插一朵桃花,排草梳兒後押。難描八字灣灣柳葉,襯在腮兩朵桃花。玲瓏墜兒最堪誇,露菜玉酥胸無價。毛青布大袖衫兒,褶兒又短,襯湘裙碾絹綾紗。通花汗巾兒袖中兒邊搭刺,香袋兒身邊低掛,抹胸兒重重紐扣,褲腿兒髒頭垂下。往下看,尖嬌嬌金蓮小腳,雲頭巧緝山牙,老鴉鞋兒白綾高底,步香塵偏襯登踏。紅紗膝褲釦鶯花,行坐處風吹裙褲。口兒裡常噴出異香蘭麝,櫻桃初笑臉生花。人見了魂飛魄散,賣弄殺偏俏的冤家(第二回)。武大死了,靈牌未燒,潘金蓮早已打扮得喬模喬樣,引逗的一般來做佛事的和尚一個個迷亂了佛性禪心;而武大佛事未完,潘金蓮“又早除了孝髻,換上一身豔衣服,在簾裡與西門慶兩個並肩而立”。

潘金蓮剛嫁到西門慶家中,就梳妝打扮得令主家婆吳月娘“從頭看到腳,風流往下跑;從腳看到頭,風流往上流”,口中不言,內心感嘆不已。列位於西門慶眾妻妾之後,潘金蓮的打扮不僅更加講究,而且出眾。第十五回元夜賞燈火時,“吳月娘穿著大紅妝花通袖襖兒,嬌綠段裙,貂鼠皮襖,李嬌兒、孟玉樓是綠遍地金比甲,潘金蓮是大紅遍地金比甲,頭上珠翠堆盈,鳳釵半卸,鬢後挑著許多各色燈籠兒。”潘金蓮的這番打扮舉動,直逗引的樓下那些浮浪子弟們議論紛紛,有人以為她們是公侯府裡的宅眷,貴戚皇孫家豔妾,甚或院中的小娘兒。

不僅如此,潘金蓮往往還別出心裁,不僅巧縫紅綾睡鞋,用茉莉花抹搓身體,而且還喬妝丫頭以市愛。《金瓶梅詞話》第四十回的回目為“抱孩童瓶兒希寵,妝丫鬟金蓮市愛”。作者把這兩件事放在一起對比著描寫,確實頗具匠心,把潘金蓮愛打扮的用心襯托得格外分明。西門慶死後,潘金蓮與陳經濟通姦事發,被主家婆吳月娘趕出家門,在王婆家裡待賣,但就在這樣狼狽的處境下,她仍然在打扮著:“這潘金蓮次日依舊打粉,喬眉喬眼,在簾下看人,無事坐在炕上,不是描眉畫眼,就是彈弄琵琶。”直到被武松騙買回家去,大難臨頭,死之將至,潘金蓮也仍不忘打扮:“晚上婆子領婦人進門,換了孝,戴著新髻,身穿紅衣服,搭著蓋頭”,儼然一新婦。

讀《金瓶梅》,看潘金蓮、西門慶

潘金蓮的愛打扮妝飾,真可謂至死方休。潘金蓮與西門慶一樣,也是情慾的瘋狂追求者,發洩者。潘金蓮與西門慶的變態性生活及其變態性心理,雖然大致相同,但卻有著不同的表現與特點。

西門慶是家庭中至高無上的統治者,又是清河一帶的閻羅大王,五道將軍,財大氣粗,又上通於當朝太師,氣焰熏天,人人怕他三分。不管家內家外,凡清河一帶的婦女,只要有可能,他就可以去勾搭,幾乎不受任何限制和約束;而且可以隨時住到院中或把妓女留住家中,簡直是肆行無忌。其次,跟西門慶發生性關係的女人,除了極個別的人,比如王招宣府的林太太,都是或希望得到他的寵愛,或在財物上有所要求,而他則是個施主。因此,西門慶在性淫亂過程中沒有任何思想負擔。而有所施予,則為了有所獲得。因而西門慶在性淫亂中往往顯示出一種豺狼似的貪婪和狂風驟雨般暴虐,給對方以苦痛而感到最大的滿足與快意。

潘金蓮則不同,她不僅沒有西門慶在家中與社會上的威勢,更缺少必備的錢財,還因為她是個女性,她對情慾的追求雖然一點不比西門慶差,但卻要受到種種限制。西門慶與家中僕人的妻子隨便淫亂則可,而潘金蓮則因為與小廝琴童私通,不僅捱了西門慶的鞭子,而且李桂姐恃寵乘機投井下石,讓西門慶剪來金蓮的一縷頭髮放到自己的腳底下天天踐踏,使金蓮遭受了有生以來的第一次大背時。潘金蓮私愛陳經濟,但在西門慶在世時,懾於威勢,不能不剋制收斂;在西門慶死後,二人通姦被吳月娘得知後.就被逐出家門。就是在與西門慶縱慾之時,則不是為了受到西門慶的寵愛,就是時時不忘在錢財方面有求於西門慶。

總之,較之西門慶,潘金蓮的淫亂不能不受到很多限制,但其淫慾要求又不在西門慶之下,於是河出潼關,因有太華阻擋而益增其奔猛:風回三峽,因遇巫山阻隔而益增其怒號。因之,潘金蓮在性淫亂過程中,不僅似破堤淮洪,簡直要吞筮一切,而且又往往顯示出變態的失去人格的卑下與猥鄙。作者對於同樣淫亂的兩位主角卻採取了不同的態度,他對潘金蓮的譴責遠超過了西門慶。在西門慶,作者以為他的淫慾無度主要是戕害了自己,其亂倫要受到良心與道德的譴責;而潘金蓮的淫慾則不僅是自取滅亡,而且危害了他人,破壞禮義,必得千刀萬剮。大概任何社會中的任何一位稍有理智的人都不會要求作者去為潘金蓮的淫亂罪行進行辯護或施以同情,但作者在此問題上對於西門慶與潘金蓮的不同態度,卻明顯地暴露了其以男子為中心的社會中所慣有的在性生活與性道德方面的男尊女卑的社會意識。

西門慶家庭中的“混世魔王”

除了對物慾—金錢、情慾——女色的追求之外,西門慶孜孜以求的是權勢。

有人認為西門慶的權勢欲表現並不怎麼強烈,這種看法不符合書中的實際描寫。《金瓶梅詞話》中,西門慶一出場,作者就說他是清河縣一個破落戶財主,從小也是一個浮浪子弟,使得些好拳棒,又會賭博,“近來發跡有錢,專在縣裡管些公事,與人把攬說事過錢,交通官吏,因此滿縣裡人都懼怕他”。因為賄賂當朝太師蔡京,終於得了個副千戶之職,而且一闊臉就變,西門慶做了官,便自覺身份不同,乃至忘乎所以。喬大戶來攀親家,他竟然覺得門不當、戶不對了。

升了副千戶,西門慶開始了他的亦官亦商的生涯。他在官任上都幹了些什麼?御史曾孝序在彈劾西門慶時說:“理刑副千戶西門慶,本系市井棍徒,夤緣升職,濫冒武功,菽麥不知,一丁不識。縱妻妾嬉遊街巷,而帷薄為之不清;攜樂婦而酣飲市樓,官箴為之有玷。至於包養韓氏之婦,恣其歡淫,而行檢不修;受苗青夜賂之金,曲為掩飾,而髒跡顯著。”曾孝序所開列的西門慶之罪狀,並無半句虛言,西門慶之劣跡遠遠超過曾御史的參本。西門慶一上任,就不僅貪鄙不職,而且濫施淫威,動不動就要拿拶子拶人,把個清河縣搞得烏煙瘴氣。

但西門慶並不滿足,他結交狀元蔡御史和巡按宋喬年,拜當朝太師為義父,終於又升為正千戶。官運亨通,手眼通天,真是清河縣名副其實的閻羅大王,五道將軍。潘金蓮除了物慾、情慾的瘋狂追求外,對權勢的追求也表現了與西門慶類似的態度。

不過西門慶營求的是封建王朝的官吏,而潘金蓮追逐的是西門慶家庭中的權力與霸主的地位。

首先談管帳之權。孟玉樓未嫁西門慶之前,西門慶“家中雖是吳月娘大娘子,在正房居住,常有疾病,不管家事,只是人情看往,出門走動。出入銀錢都在唱的李嬌兒手裡”。孟玉樓嫁進來之後,管帳之權歸了孟玉樓。管帳不等於掌握了家庭的財權,但出入銀錢打手中經過,不僅有利可圖,而且一般家中僕人得受其約束,因此潘金蓮便不能不爭管帳權。有一個章節這樣描寫:孟玉樓對西門說“……明日三十日,我叫小廝攢帳交與你,隨你交付與六姐,教她管去。也該交她管管兒。卻是她昨日說的:甚麼打緊處,雕佛眼兒便難,等我管。’西門慶道:‘你聽那小淫婦兒,他勉強,著緊處,他就慌了。亦發擺過這几席酒兒,你交與他就是了。”’可見潘金蓮的管帳權是爭來的。

其次,看潘金蓮的爭霸活動。潘金蓮一進入西門慶家中,這個本來鬧鬧嚷嚷的小天地便被她攪得更加沸反盈天。“潘金蓮在家,恃寵生驕,顛寒作熱,鎮日夜不得寧靜。性極多疑,專一聽籬察壁,尋些頭腦廝鬧”。在西門慶的六妻妾中她的地位本來排在第五,卻想充當霸主,主宰這個天地。對下人,她打罵秋菊,害死宋惠蓮,降服如意兒,就連西門慶的貼身小廝玳安也懼她三分;對同輩小妾,她同孟玉樓結成盟軍,明攻孫雪娥,暗擊李嬌兒,嚇死官哥兒,氣死李瓶兒。對上,西門慶也實在奈何她不得,把個西門慶哄得滴溜轉。李瓶兒死後,她開始把予頭指向吳月娘,與吳月娘大吵大鬧。西門慶死後,她與吳月娘直接抗衡。透過與吳月娘的、丫頭玉簫的三章約,暗中監視吳月娘的行動。她能言善辯,口似淮洪,計賽蕭何,時常活埋人兒,西門慶府中上上下下的人們,無不懼怕她三分。

潘金蓮的人生觀

潘金蓮是不怕死的,她有同西門慶如出一轍的人生觀、價值觀,《金瓶梅詞話》寫道:西門慶坦言:卻不道天地尚有陰陽,男女自然配合。今生偷情的,苟合的,都是前生分定,姻緣簿上註名,今生了還。難道是生刺剌、胡謅亂扯歪斯纏做的?咱聞那佛祖西天,也止不過要黃金鋪地;陰司十殿,也要些楮鏹營求。咱只消盡這傢俬廣為善事,就使強姦了嫦娥,和姦了織女,拐了許飛瓊,盜了西王母的女兒,也不減我潑天富貴。潘金蓮更是生死不怕,比西門慶來得還決斷。眾妻妾笑卜龜兒卦,金蓮未卜,月娘為之遺憾,金蓮道:“我是不卜他,常言:算的著命,算不著行。想著前日道士打看,說我短命哩,怎的哩,說的人心裡影影的。隨他,明日街死街埋,倒在洋溝裡就是棺材!”這種生死不顧、縱情享樂的人生觀,當然不是開始於西門慶、潘金蓮,在中國實在有著悠久的歷史淵源。比如,這種思想在《詩經》中就有明白的表述:“子有衣裳,弗曳弗婁。子有車馬,弗馳弗驅。宛其死矣,他人是愉。”在漢末則有“人生忽如寄,壽無金石固。萬歲更相送,賢聖莫能度。服食求神仙,多為藥所誤。不如飲美酒,被服紈與素”。魏晉六朝有“為欲盡一生之歡,窮當年之樂。唯患腹溢而不得諮口之飲,力疲而不得肆情於色,不遑憂名聲之醜,性命之危也”。

但是這種縱慾享樂的思想發展到明代後期,即西門慶、潘金蓮生活的時代,卻又較前有了很大不同。

第一,無論是《詩經》中的夜飲貴族,漢計程車大夫,魏晉六朝的沒落土族,他們雖然主張秉燭夜遊,縱情享樂,但在其內心深處,卻總不免時時流露出一種對人生無可奈何的悲涼之感,他們追求歡愉的花飾,是以苦為底色的,因之顯示出一種多餘的人的心態。然而西門慶與潘金蓮不同,自以為是這個世界的主人,他們對物慾情慾的追求,是主動的人生追求,明顯地顯示出一種主動進取的姿態。

第二,先秦到六朝的享樂主義者們之所以頹廢放蕩,因為他們心目中似乎已經失去了依附。而西門慶、潘金蓮則覺得有恃無恐。西門慶依仗的是其氣大財粗,潘金蓮則憑恃自己的聰明才幹和美麗的姿色。

第三,先秦至六朝的悲觀的享樂主義者們在內心深處,實在覺得人生已經沒有什麼價值可言,具有一種明顯的失落感;而西門慶、潘金蓮卻以為這種縱情享樂正是商品經濟繁榮、商人市民地位空前提高,及對自身價值的認同的明顯的時代印記。無論是春秋、漢末,還是六朝,這種縱情享樂的人生觀,都並非是當時社會思潮的主流,代表著一種沒落的勢力,因此對當時中國社會所起的腐蝕作用是有限的。但明代中後葉則大不相同,它在一段時期中曾氾濫成社會的時代追求,既是當時封建統治者沒落心態的反映,又代表著新興的商人階層的情緒,所以對當時社會確實有著巨大的破壞性。對於這種破壞性,丁耀亢在其《續金瓶梅》中曾經有過十分清醒的分析:有位君子做《金瓶梅》因果,只好在閨房中言語,提醒那淫邪的男女,如何說到縉紳君子不和天下的風俗。

有這貞女義夫,畢竟是朝廷的紀綱,用那端人正士。有了綱紀,才有了風俗,才有了治亂。一層層說到根本上去,叫看書的人知道,這淫風惡俗,從士大夫一點陰邪妨忌中生來,造出個不陰不陽的劫運,自然把“禮義廉恥”四個字,一齊抹倒。沒有廉恥,又說什麼金瓶梅三個婦女敵不過西門慶一個光棍,幾個娼婦,有何關係風俗?看到蔡太師受賄推升,白白地做了提刑千戶;又有那蔡狀元、宋御史因財納交,全無官體。自然要綱紀凌夷,國家喪滅,以致金人內犯,二帝北遷。

善讀《金瓶梅》的,要看到天下士大夫都有了學西門慶大官人的心,天下婦人都要學會金瓶梅的樣,人心哪能不壞,天下哪能不亡?但是由於時代的和階級的侷限,丁耀亢只看到了問題的一個方面,即這種物慾、情慾氾濫的大潮對社會的破壞性,而沒能也不能看到中國封建社會已經走到盡頭,不可救藥。只有徹底推翻這個社會制度,掃蕩與這個制度共生存的封建禮教,一個新社會才能建立。而西門慶、潘金蓮的這種對物慾、情慾的瘋狂追求,實在是人類在一定時期的一種人性異化,它對社會的進步,人的本質完善,當然最終都顯示出一種逆向性。

但是惡也是推動歷史進步的動力,物慾、情慾的追求與被肯定,對於被封建生產關係窒息了的生產力的恢復與發展,對於被程朱理學這中世紀的封建僧侶主義扼殺了的人性的復甦與再生,又無疑有著某種積極的意義。這種醜惡的東西卻是人類前行的歷史過程中,人的本質完善過程中的不可或缺的必然階段。這正如人類由野蠻向文明時期過渡階段的戰爭一樣,它無疑是非人道的、殘酷的,但它卻是人類由野蠻到文明過程中的必經之途。資本主義社會代替封建社會,這無疑是社會的進步,但正如馬克思所說,資本的每一個細胞裡都帶有骯髒的血腥。明代中後期,中國的資本主義萌芽得到發展,如果中國的歷史按照自己的方向正常前行,無疑將慢慢地出現資本主義的生產方式。

《金瓶梅詞話》作者的思想,對西門慶與潘金蓮所持的態度,只有放在當時的社會具體環境中才能看得較為分明。

作者在塑造西門慶、潘金蓮這兩個典型人物時所表現的主要思想或其全書的創作宗旨則在於戒欲,用張竹坡的話來說,是此書獨罪財色,即罪物慾、情慾的瘋狂追求。但是在具體寫作過程中,在感情上,卻顯示了與上述主旨的矛盾,即作者有意無意地渲染乃至某種程度上流露了對西門慶、潘金蓮的同情,以及對物慾、情慾的情不自禁的欣賞。

我們覺得這也並不奇怪,這是因為一方面作者作為一知識分子,受傳統的正統儒家思想的薰染,這在《金瓶梅詞話》中表現得很充分;另一方面,作者身處商品經濟迅猛發展、社會觀念發生了重大變化的社會大潮中,作者本身就受到這種大潮的裹挾,可謂身不由己,思想上便不能不受其影響。

但是我們不贊成時下不少研究者以為《金瓶梅詞話》作者是站在王學左派的立場上,或從王學左派觀點出發,來創造《金瓶梅詞話》的結論。我們認為,就《金瓶梅詞話》作者在整體框架上所顯示出的思想來看,作者所持的態度,實在與當時以李贄為代表的王學左派的觀點相左,而與當時以張居正等人所代表的地主階級反思派思想更為接近。但在具體創作過程中,特別是在他著力塑造西門慶、潘金蓮這兩個典型人物身上,顯示了與自己的初衷相悖的觀念,表現了一種矛盾心態。這種矛盾心態在處理兩門慶、潘金蓮二人的主角地位上、在處理這兩個人物的結局上,也明顯地表現出來。

先看西門慶的結局。在現實的人生當中,雖然作者對西門慶的行事有所譴責,以為其罪惡多端,但卻不讓西門慶死於非命和皇帝的三尺王法,而讓他死於婦人之手:對此,禮教觀念較濃重的封建文人早就表示不滿,比如《天爵堂筆餘》中就說:“西門慶當受顯戮,不應使之死。”殊不知作者所以這樣安排西門慶的結局,不僅出於作品情節、人物性格發展的內在邏輯的需要,而且另有深意寓焉,這主要是戒淫。而在西門慶死後,作者曾給西門慶設定了兩種結果,其一是來世“往東京城內,託生富戶沈通為次子——沈鉞去也”。其二是“項帶沉枷,腰繫鐵索”,“原來孝哥兒即是西門慶託生”。這兩種結局顯然自相矛盾。

再說潘金蓮。潘金蓮在現實的人生中死於武松的刀下。作者在書中若干地方曾明白地表述過,潘金蓮實在惡孽深重,確應千刀萬剮,但當武松真的要剮她時,作者卻又明顯地流露出對她的同情:“武松這漢子,端的好狠也!可憐婦人,正是三寸氣在千般用,一日無常萬事休,亡年三十二歲。但見手到處,青春喪命;刀落時,紅粉亡身。七魄悠悠,已赴森羅殿上;三魂渺渺,應歸枉死城中。星眸緊閉,直挺挺死屍橫光地下;銀牙半咬,血淋淋在一邊離。好似初春大雪壓折金錢柳,臘月狂風吹折玉梅花。這婦人嬌媚不知歸何處,芳魂今夜落誰家。”潘金蓮罪行累累,按說真是死有餘辜,但作者卻讓其死後“往東京城內託生為黎家女”,並沒有讓她真的下地獄。而半個世紀後,丁耀亢在《續金瓶梅》中則不僅讓潘金蓮在地獄中吃了苦頭,而且來世亦不得好報。與丁氏相比,《金瓶梅詞話》作者真可謂是一位大慈大悲的菩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