業餘學者王雪樵

王雪樵。

幾十年來，王雪樵先生每次到太原，無論多麼忙，總要抽出時間來寒舍一敘。在許多文友中，王雪樵是極令我敬佩的一個，像他那樣嚴謹的學者，如今是越來越少了。最讓我佩服的是，他不是從事學術研究的研究員或教授，而是一位新聞工作者，供職於我河東家鄉《運城日報》，曾任總編輯多年。幾十年來一直忙於本職工作，讀書做學問的時間少得可憐，而卻很有學問。所以他的每次到來，都令我特別高興。

王雪樵對我們河東的歷史文化頗有研究，著有《河東方言語詞輯考》《河東藝文叢考》《河東文史拾零》《河東記憶》等書多種，皆甚見功力，頗得學界好評。而他關於語言文化方面的一些觀點和見解，更令我佩服不已。例如對匈奴稱天山為“祁連山”、鹼海為“居延海”的辨析，便令人佩服之至。《漢書·霍去病傳》注云“匈奴呼天為祁連”，學界歷來以為“祁連”是蒙古語“天”的意思，而沿用至今。王雪樵則提出顏師古注是說匈奴人將漢語的“天”字讀如“祁連”。這是因為阿爾泰語系的匈奴語為多音節語，漢語為單音節語，“天”（西北地區讀qiān）緩讀攤破便成了“祁連”，並以也處於西北方言區的寧武天池被訛為“祁連汭”為證，從而弄明白了“祁連”山名的由來。出於同樣原因，鹼海到匈奴語裡就成了“居延海”。這真是語言學家研究歷史的重要收穫和卓越貢獻，受到多位名家的讚賞，更被許多研究者引用，同時使學界注意到地名研究中漢語單音節詞緩讀可變成兩個字、雙音節詞速讀可變成一個字這一重要現象。又如弄明白了“桐葉封弟”究竟是怎麼回事。千百年來人們津津樂道的桐葉封弟故事，實在太著名了，雖然前代已有學者對該傳說的真實性提出疑問，但卻未能擺出使人信服的否定理由。王雪樵發現，所謂“削桐”“剪桐”，原來是“削唐”“剪唐”（剪，古作翦，與“削”同義，均指滅或分割）而封其弟於唐地。這是因為古時“東陽合韻”，“唐”“桐”兩字同音，後世將“唐”訛作了“桐”，也就編造出了剪桐葉的故事。此論一出，倍令研究界信服，從此揭開了這千古之謎。臺灣就曾數有文章讚譽這一發現。又如關於“關西”的述說，使面對這一歷史地名而頭疼的許多人茅塞頓開。呂洞賓為河東人，但文獻記載既有“河中”說，又有“關西”“關右”“關中”“京兆”諸說，看似很複雜的問題，經王雪樵一分析，原來挺簡單。這是因為古來所謂“關東、關西”在不斷變換，所指地區，也就移來移去、有大有小。經他細為縷析，一切疑問也就迎刃而解了。

有些問題，較小，甚至小到無人留意。比如說到中國山脈中名字最多的中條山，幾乎無人不知，但如果問“中條山”得名於何時，則無人能答得出來。王雪樵查閱了大量歷史文獻，經考證比較，說“中條山”之名最早見於《魏書·釋老志》，出現在公元五世紀。這一小小問題的明確，卻回答和否定了一些關於“河東”乃至“中國”“中華”的所謂大問題。有的問題，看似很小，其實事關重要歷史。如近年考古發掘的重大發現，已證明晉南襄汾縣的陶寺村為四千年前堯舜時期的城址。陶唐氏之地名“陶”是對的，但佛教東漢才傳入中國，“陶寺”怎麼會是堯舜時的地名呢？而令一世莫解。王雪樵以其淵博的知識與辛苦調查，考證出：“城”在古代是個禪母清韻平聲字，摺合今音應讀為shéng，在山西讀音中有一種較為普遍的現象是失落eng尾讀如shí。而許多地方又sh與s不分，並舉眾多河東地名音“寺”卻寫作“城”為證，而得出“陶寺”實即古“陶城”的結論。他調查中還發現當地人稱太陽為“堯王”這一特有的人文現象。可能是後來村外建有寺院，“城”字讀“寺”也就訛為“寺”字了。這一千古之謎的破解，令有關歷史學家驚喜不已。

還有些篇章，似乎只是辨別或解釋一些地方史方面的問題，從題目即可看出，如《解州之“解”應保留hài的讀音》《“趙城金藏”應正名為“解州金藏”》《聞喜的蒙古族遺裔》等，因所論令人信服，也皆為地方史研究可喜成果。本人為河東汾陰人，也研習文史，而且還每喜作詩，讀了《李白與他的汾陰夫人》，才知道李白的最後一任妻子是汾陰人，李白原來是我們汾陰之婿，而不能不佩服和感謝王雪樵的博識。

上述之類極有創見的論文，他還寫有不少，又有一些糾正名家如劉大傑、蔣星煜等人著述中的錯誤，先後發表於《文史》《文獻》《辭書研究》《戲曲研究》等專業學術雜誌，如對“擊壤”的解釋，對“大行散樂”的辨析，對婁室城的考證，對安邑仝姓與古代女真關係的探討等。有些論文，如《〈西廂記〉中“大”讀“墮”考》《〈王粲登樓〉的通假字與鄭光祖的鄉音》等，只從題目即可看出其專業性之強。在前代歷史學家那裡，是考證重於評說，如今已是評說重於考證了。不是考證已不重要，而是考證不出、沒有考證，於是只好發議論，也就難免發空論或重複別人的議論。所以如今的文史著作中，哪怕是解決很具體的小問題，便給讀者耳目一新之感。王雪樵數次談到，作論文，不論所探討問題大小，總要有所發明，有所發現，解決前人尚未解決的問題，使後人從此明瞭是怎麼回事，以求對學術有切實的貢獻。他這樣寫出來的論文，所作的結論，就是程千帆先生所要求的“基本可以結論的結論”，所以姚奠中先生有“確為的論”的稱賞。

我們河東的學術文化已風光不再，如今得有王雪樵這樣的學者，也算是對熱愛故土的河東人的一點安慰。王雪樵的論文，我大體都拜讀過，有的即是見面時談到，我因其學術價值而要他完成後交由我發表於《晉陽學刊》。這樣一些高水平的論文，本可以在等級高、影響大的權威刊物發表，卻被我要來為敝刊增色，難免委屈他了，誰叫我是編輯而他是我的朋友呢！

王雪樵這樣的學者任總編，當然工作極認真，報也辦得好，被評為山西省優秀報紙，他本人也幾次受到省裡表彰。但因平時太忙，除了辦報，還要應付沒完沒了的行政事務，許多本可以用於讀書的業餘時間也被佔去了，所以每苦於沒時間讀書，打算寫的文字總難及時寫出來。長時間的過度勞累，使他五十來歲時便已白頭，如今更是滿頭銀髮，而難免一副憔悴模樣。所以每見面或通話，我總是要他珍重，一定要保護好身體。

每次見面或通話後，我總又不由得想到，作為一位傑出的文史學者、語言學家，王雪樵先生的業餘成就和貢獻，真夠讓許多專業研究者汗顏的了。

馬鬥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