孟子的理財思想

《孟子》中雖然沒有關於理財的專章論述，但很多篇章都對理財、賦稅等內容有所涉及和論述。孟子的諸多理財思想，對現代政府理財也具有重要的啟示意義。

孟子的理財思想可以歸納、總結為以下幾個方面。

孟子的義利觀是辯證、兩全的。孟子的財政思想主要是重“仁”“義”。《孟子》中記載了孟子與梁惠王的對話，孟子這樣表達自己的觀點，“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懷仁義以相接也，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所以，孟子主張義而後取、見利思義。在孟子看來，可以先義而後取，但也要做到取利於民，用之有道。顯然，孟子認為義、利是辯證統一的，道德價值高於物質利益，人的精神追求遠比物質需要有意義，反對赤裸裸、不知羞恥、不擇手段直接追求利益。

孟子的會計誠信觀念。孟子思想在財務會計上體現為誠實守信，不做假賬，講求會計誠信。《孟子·萬章下》記載，“孔子嘗為委吏矣，曰：會計當而已矣”，反映出會計的本質、內涵和原則。顯然，孟子是贊同孔子的觀點的。“當”具體表現為：對經濟收支事項要遵守會計制度記錄得“當”；對會計事項的記賬和計算、結算要處理得“當”；會計人員要誠信為本、德才兼備、使用得“當”，對經濟收支事項的會計處理要遵守會計制度和準則，做到賬實相符、賬賬相符、賬款相符。如實反映經濟收支事項，會計人員一定要講求會計誠信。這些方面的觀點，在今天看來，對促進經濟健康有序高質量發展，推動新時代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也都具有多方面的啟發價值。

實行輕徭役薄稅負的財政政策。孟子主張“取於民有制”“省刑罰，薄稅斂”，就是強調徵稅要有度，不要搞苛捐雜稅，要輕徵薄斂，減輕人民負擔。孟子認為，“不信仁賢，則國空虛；無禮義，則上下亂；無政事，則財用不足”“易其田疇，薄其稅斂，民可使富也”。孟子把“什一之稅”描繪為最理想的稅制，認為這種十分抽一的稅率不能再提高，否則，輕則傷國，重則傷民，而且還要根據實際收成情況減徵或緩徵。孟子列舉當時賦稅繁多的情況時說，“有布縷之徵，粟米之徵，力役之徵”，徵布、徵糧，還要徵勞役，三重負擔加在一起，人民是不堪忍受的，以至於“用其二而民有殍，用其三而父子離”，所以孟子主張“君子用其一，緩其二”，對這種重稅加以寬減。孟子的這種主張，實質是仁政思想在財政上的體現。減輕稅負，反對苛捐雜稅、重重盤剝百姓，只有這樣，才能本固邦強。促進生產，藏富於民，人民富裕了，財政才能有充足的收入來源。其中，按照十分之一的“度”徵稅的觀點，對後世影響極大。

有恆產者有恆心的產權理論。孟子認為“民之為道也，有恆產者有恆心，無恆產者無恆心”。孟子認為，百姓擁有固定的資產，才會安居樂業，才能有所顧忌，不敢犯上作亂、作奸犯科，不會違法亂紀，胡作非為。孟子說，百姓安居樂業，物質生活有保障，再大興教育、大辦學校，以仁愛、孝悌思想施行教化，引導人民提高思想境界，與人為善，從而形成親親、長長的良好道德風尚，做到“人人親其親、長其長，而天下平”。

合理規劃、重視生產達到富民強國的目標。孟子認為，“五畝之宅，樹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雞豚狗彘之畜，無失其時，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畝之田，勿奪其時，八口之家可以無飢矣”“食之以時，用之以禮，財不可勝用也”“善政得民財”。孟子為貫徹其“仁政”，提出並創立了一整套以井田制為模型的理想經濟方案，對後世限制土地兼併、緩和矛盾產生了深遠影響，對治國理政有著積極的指導意義。孟子說：“夫仁政，必自經界始”。所謂“經界”，就是劃分整理田界，實行井田制。孟子所設想的井田制，是一種封建性的自然經濟，以一家一戶的小農為基礎，採取勞役地租的形式。每家農戶有五畝之宅，百畝之田，吃穿自給自足。統治者實行這樣的仁政，可以得到百姓的衷心擁護，就可以無敵於天下。孟子大篇幅論述井田制，就是要解決以農耕為基礎的社會的根本問題，其中涉及了三老、官吏、學者等不直接務農人員的產生、比例，土地肥瘦的輪耕，老年人的贍養等具體問題，體現了平均思想。

針對當時重農抑商思想，孟子還提出了重農不抑制商業的理論，農商並舉相比於重農抑商先進了很多。在財政管理上注意儲存和儲備，孟子主張量入為出。孟子還提倡尊崇節儉的生活準則，要求在財政支出方面，做到克勤克儉，節省開支。

另外，孟子主張尊重客觀規律，發揮主觀能動性，搞好財政和經濟工作。孟子認為，“不違農時，谷不可勝食也；數罟不入洿池，魚鱉不可勝食也……”鮮明體現了孟子尊重客觀規律、保障經濟健康執行的觀點。孟子曾經以大禹治水為例，說明只有掌握水往低處流的客觀規律，才能因勢利導，疏通水道，完成治水大業；孟子又以揠苗助長的例子，說明違背客觀規律，只能適得其反。經濟和財政執行也有其內在規律，應當按照規律辦事。孟子的這些觀點，對於今天探討如何處理市場與政府等方面的關係，也有很多啟示。

●來源：大眾日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