曬曬宋代文人的壓箱底的書畫藏品

著名歷史學家陳寅恪曾評價道:“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宋韻,是兩宋三百餘年來政治、經濟、文化、哲學、美學等多個層面領域的氣象反映。宋韻文化所體現出的物質文明丰韻、政治文明器韻、精神文明神韻、社會文明氣韻、生態文明雅韻,全方位多層面展現了中華文明的整體風貌和文明品格。

回顧我國繪畫藝術發展史,宋代可謂是一個集大成的時代。兩宋畫苑名家輩出,畫科分立而又各臻於圓熟。與此同時,引領書畫作品品鑑、收藏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擴大,使書畫藝術品收藏迅速走向高潮。本文將目光投向了宋代文人的書畫收藏,從宋人的筆記文集中還原勾勒出一幅宋代文人收藏百景圖。

——編者

/ 書畫收藏的黃金時代 /

中國書畫收藏的黃金時代是從宋代開始的,原因是宋代的社會結構與五代之前的中古社會有著非常大的不同。

從東漢末年到晚唐,豪門世族一直把持國家各級政權,“上品無寒門,下品無世族”,這是典型的貴族政體,世族子弟憑藉血緣家胄郡望就能“平流進取,坐至公卿”,輕輕鬆鬆入仕當官,這種政權結構,具有很大的封閉性,高官顯位,只在世家大族之間流轉,庶民百姓哪怕再有本事,也只能止步於低層官階。

雖然唐代已普遍實行科舉制,但每次進士考試僅錄取二、三十人,且干謁、舉薦之風盛行,能夠考中進士的大都是世家子弟。經過武則天對關隴貴族的打擊尤其是晚唐農民起義的掃蕩,世族作為一個社會階層才最終走向消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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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代 衛賢 高士圖 134。5×52。5cm 故宮博物院藏

《高士圖》描繪的是漢代隱士梁鴻的隱居生活,原為豎幅,宣和年間裝為手卷,至今依然保留了北宋規整的“宣和裝”:前黃絹隔水有宋徽宗瘦金書“衛賢高士圖梁伯鸞”八字,卷前鈐有宋內府“御書”朱文葫蘆印、“雙龍”朱文方印、“宣和”朱文連珠印,卷後鈐“政和”朱文長方印、“宣和”朱文長方印、“政和”朱文連珠印、“內府圖書之印”朱文方印,即所謂“七璽俱全”。從中可見宋代書畫收藏風氣之盛。

宋代是一個相對平等的平民社會,在經濟層面,宋代“不抑兼併”,土地所有制從國家主導變為自由買賣,農民與地主的關係從依附性很強的部曲、奴婢變為契約關係的佃農。農民的流動性、自由度得到極大提高,可以隨便更換僱主,也可以隨便去城市做工經商。在城市管理方面,打破長期實行的僵化的坊市制,人們經商做生意的自由度大大提高,經濟高度繁榮,城市高度發達,海外貿易非常活躍。

與中古自給自足的莊園經濟不同,農產品和手工業產品已開始大規模走向商品化和專業化。宋代的城市化比例達到15%以上,城市化水平不但遠超漢唐,後來的元明清也難以望其項背,這一記錄一直保持到20世紀80年代。社會財富急劇增加,人民生活水平得到一定提高,對文化藝術也有了新的需求。

雖然雕版印刷技術發明在唐代,但主要用於印製少量的佛經佛像,印製書籍並大規模推廣卻開始於北宋,尤其是宋仁宗時代,印製書籍的推廣極大地降低了學習成本,大量書籍的廣泛傳播更大大拓寬了知識受眾範圍,普通百姓也終於有機會學習原來世族壟斷的文化知識,享受文學藝術帶給人的精神愉悅。

/ 文人收藏走向高潮 /

宋太宗時代開始大規模科舉取士,一科平均五百多人,最高的年份甚至高達一千多人,同時透過“彌封”、“謄錄”、“鎖院”等制度保證了考試的公平、公正,任何人,哪怕你是農民、商人、手工業者的子弟,也可以透過科舉考試進入官僚階層,對於整個社會來說,官僚體系是開放的、流動的,宋代官員,絕大部分是科舉出身,文化水平高、俸祿優厚,經濟實力強。

經濟繁榮、文化發達,全社會文化水平普遍提高,以及引領書畫作品品鑑、收藏的文人士大夫階層的擴大,使書畫藝術品收藏迅速走向高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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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 仇英  西園雅集圖  紙本 軸 水墨 86。6x30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北宋元祐年間,宋神宗朝附馬都尉王詵邀請了以蘇軾為代表的當時16位文人雅士以及他們的侍從來自己家中聚會,聚會活動的主要內容則是作畫、學禪、論藝、詠詩、品鑑書畫。這16 位文人雅士分別是:蘇軾、王詵、蘇轍、蔡天啟、李瑞叔、黃庭堅、米元章、秦觀、陳碧虛、張來、鄭靖老、晃補之、劉巨濟、王仲至、圓通大師、李公麟。作品由李公麟完成,取名《西園雅集圖》。從中可一窺宋代文人的日常。

宋代書畫文玩收藏,非常普及,且流通量大,李清照、趙明誠夫婦收藏金石書畫碑版,佇滿幾個房間,“榮輯子邕酷好圖畫,務廣藏蓄,每三伏中曝之,各行其類,循此開展,遍滿其家,每一種日日更換,旬日始了,好事家鮮其比也。”(鄧椿《畫繼·卷八》)“劉子禮以一百千錢,買錢樞密家畫五百軸,不開看,直交過。錢氏喜,既交畫,只一軸盧鴻自畫《草堂圖》已直百千金,其他常筆固多也。”(米芾《畫史》)

雖然書畫作品有明確的價格,有專門的市場,但宋代文人收藏書畫更多是為了自己欣賞,並不為保值、升值。在流通環節更多的是相互交換,這體現了宋代文人豁達通脫的收藏理念,米芾認為“(書畫收藏)人生適目之事,看久即厭,時易新玩。兩適其欲,乃是達者”。(米芾《畫史》)

蘇軾更以自身經歷闡發其豁達的收藏心態:“君子可以寓意於物,而不可以留意於物。寓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樂,雖尤物不足以為病,留意於物,雖微物足以為病,雖尤物不足以為樂……凡物之可喜,足以悅人,而不足以移人者,莫若書與畫……始吾少時,嘗好此二者,家以所有,惟恐其失之。人之所有,惟恐其不吾予也,既而自笑曰,吾薄富貴而厚於書,輕死生而重畫,豈不顛倒錯謬,失其本心也哉!自是不復好。見可喜者,雖時復蓄之,然為人取去亦不復惜也,譬之煙雲過眼,百鳥感耳,豈不欣然接之,去而不復念也。於是乎二物常為吾樂,而不為吾病。”(蘇軾《寶繪堂記》)

/ 書畫交易頻頻 /

在宋人的畫史、筆記中,書畫交換的記載比比皆是。

“王晉卿昔易六幅黃筌《風牡丹圖》與餘,後易白戴牛小幅於翁子鴻字遠復,上有太宗御書‘戴嵩牛’……,後牛易懷素絹帖及陸機、衛恆等摹晉帖,與數種同歸劉涇。又嘗王晉卿以《照夜白》題曰‘王侍中家物’,以兩度牒置易顏書,朱巨川告於餘,劉以硯山一石易馬去……。”(米芾《畫史》)

“蔣長源字仲永,收《宣王姜後免冠諫圖》宣王白帽,此六朝冠也。《王戎像》元在餘家,易李邕帖與呂端問,已上皆假顧愷之筆,元以懷素帖易於王詵字晉卿家。”(米芾《畫史》)

“餘昔購丁氏蜀人李昇山水一幀,細秀而潤,上危峰,下橋涉,中瀑泉,松有三十餘株,小字題松身,曰:‘蜀人李昇’。以易劉涇古帖。劉颳去字,題曰‘李思訓’,易與趙叔盎,今人好偽不好真,使人嘆息。”(米芾《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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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易元吉 枇杷猿戲圖 (傳) 絹本 立軸 設色 165x107。9cm臺北故宮博物院

好友之間互借書畫賞玩,因為喜愛,常常借而不還。

“餘收易元吉逸色筆作蘆如真,上一鸜鵒活動,晉卿借去不歸。”(米芾《畫史》)

“王冀公家書畫用‘太原欽若圖書’品少精者,餘嘗於蔣氏得此鍍金大印,劉巨濟借未還。”(米芾《畫史》)

“吾(米芾)自湖南從事過黃州,初見公(蘇軾),酒酣曰:‘君貼此紙壁上,觀音紙也,’即起作兩枝竹,一枯樹、一怪石,見與,後晉卿借去不還。”(米芾《畫史》)

有時看到自己特別喜歡的書畫在別人手上,為了據為己有,不惜撒潑耍賴,尋死覓活,從中能看出宋代文人對書畫的痴迷。

“米芾詼譎好奇,在真州嘗謁蔡太保攸於舟中,攸出所藏,右軍《王略帖》示之,芾驚歎,求以他畫換易,攸意以為難。芾曰:‘公若不見從,某不復生,即投此江死矣。’因大呼,據船舷欲墜,攸遽與之。”(葉夢得《石林燕語·卷十》)

唐 王維  江干雪意圖   絹本 長卷 設色 24。8x162。8cm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範大珪,字君錫,富鄭公婿,同行相國寺,以七百金常賣處買的雪圖,破碎甚,古如世謂王維者,劉伯玉相值,笑問買何物,因眾中展示,伯玉曰:‘此誰筆,’餘曰:‘王維,’伯玉曰:‘然,適行一遭不見,豈有所歸乎。’餘假範人持之,良久,並範不見,翌日去取,雲已送西京背。同行梅子平大怒,曰:‘吾證也,可理於官,豈有此理,’餘笑曰:‘吾(米芾)故人也,因以贈之。’今二十年矣,範卒已十年,不知所在。”(米芾《畫史》)

為炫耀自己收藏品位高,書畫藏品價值大,和現代人一樣,假託名家之風在宋代也很盛行。

“長沙富民收水鳥蘆花六幅圖,乃唐人手,妄題作‘韋偃,’押字後人題也。”(米芾《畫史》)

“薛紹彭家《三天女》謂之顧愷之,實唐初畫。”(米芾《畫史》)

“王士元山水,作漁村、浦嶼、雪景,類江南畫,王鞏定國收四幅,後與王晉卿,命為王右丞矣!趙叔盎伯充處有摹本。”(米芾《畫史》)

“江州張氏收李重光道裝像,神骨俱全,雲曰,‘顧閎中筆。’”(米芾《畫史》)

“李成真見兩本,偽見三百本,徐熙、崇嗣花果見三十本,黃筌、居寀、居實見百本,李重光見二十本,偽吳生見三百本。”(米芾《畫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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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宋 郭熙 寒林圖 絹本 立軸 水墨 153x98。8釐米 臺北故宮博物院藏

有時,不經意間也能撿個大漏,鄧椿家搞裝修,“一日先君(鄧椿父親)就視之,見背工以舊絹山水揩拭几案,取觀乃郭熙筆也,問其所自,則雲‘不知’,又問中使,乃雲此出內藏,庫退材所也。昔神宗好熙筆,一殿專背熙作,上即位後易以古圖,退入庫中者,不止此耳,先君雲,幸奏知,若只得此退畫足矣。明日有旨,盡賜,且命舉至第中,故中屋壁無非郭畫,誠千載之會也。”(鄧椿《畫繼·卷十》)

名家書畫,不但能賣錢,甚至被有些人用來換酒換肉。蘇軾在世時,名氣已極大,在翰林院供職,“其簡筆,才落手即為人藏去”。黃魯直戲東坡曰:“昔王右軍字為換鵝書,韓宗儒性饕餮,每得公一帖,於殿帥姚麟許換羊肉十數斤,可名二丈書為換羊書矣,坡大笑。一日,公在翰苑,以聖節制撰紛冗,宗儒日作數簡,以圖報書,使人立庭下督索甚急,公笑謂曰:‘傳語本官,今日斷屠。’”(趙令畤《侯鯖錄·卷一》)

/ 鑑賞家與好事者 /

北宋鑑賞大家米芾曾經精闢地總結出作為內行的鑑賞家和附庸風雅、不懂裝懂的好事者的區別,“好事者與賞鑑之家為二等,賞鑑家謂其篤好,便閱紀錄,又負心得,或自能畫,故所收皆精品,近世人或有貲力,原非酷好,意作摽韻,至假目於人,此謂之好事者,置錦囊玉軸以為珍秘,開之或笑倒。”(米芾《畫史》)

“好事者”不但庸俗,甚至因無知而毀壞名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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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 周昉 執扇仕女圖 (傳) 絹本 頁 設色 22。8x22。2釐米 耶魯大學藝術博物館藏

“沈括存中家收周昉五星,與丁氏一同,以其淨處破碎,遂隨筆剪卻,四邊帖於碧絹上,成橫軸,使人太息,”(米芾《畫史》)好好一幅周昉名作就這麼毀了。

“聞之故老曰:承平時有一不肖子,質畫一匣於人家,凡十餘圖,每圖止各其半,或橫或豎,當中分剪,如維山、戴特、徐熙芙蓉桃花,崔白翎毛,無一全者,蓋其家兄弟不義之甚,凡物皆如是分之,以為不如是則不平也,誠可傷嘆!”(鄧椿《畫繼·卷九》)愚蠢敗家,無過此者。

宋代是一個“平民化、世俗化、人文化”的社會,物質文明和精神文明的發展水平都處於中國古代社會的巔峰,宋人生活的文雅而精緻,插花、掛畫、焚香、點茶是宋人的“四般閒事”,書畫不但裝飾公私宅所,更是茶樓、酒肆、臨街店面的裝點標配,成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重要組成部分,並由此促成了書畫收藏的全面繁榮。(美術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