算緡告緡：武帝時期稅收主要來源，並極大緩解了西漢財政匱乏問題

西漢武帝時期對外的強悍我想熟悉中國歷史的人都不會陌生。“務要使夷狄，不敢小視中國，亂臣賊子，不敢窺測神器”這就是武帝霸業的開始，亦是強漢興盛的見證。自武帝親政後，西漢就在四十餘年的時間接連征服了南越、閩越、夜郎、滇、朝鮮、莎車、龜茲、樓蘭、車師、大宛等數十國。因此大漢在武帝和將士們的努力下，疆域是越變越大。漢平朝鮮，置真番、樂浪、玄菟、臨屯等四郡。漢平夜郎，置粵嶲郡、沈黎郡、文山郡、武都郡等四郡。

漢平滇國置益州郡。漢平南越，置南海、珠奎、儋耳、玉林、蒼梧、交趾、九真、日南、合浦等九郡。“強漢”之名自此威震天下，自武帝之後，周邊各國數百年間莫不敢不臣服於大漢。但是正所謂“兵馬未動，糧草先行”，武帝之所以能夠打贏一場又一場的戰爭，其背後少不了那些強有力的人力、武力和財力的支援。武帝每場勝戰的背後所付出的各種物資絕對是不可估計的，尤其是西漢與匈奴那十四年的混戰，更是耗費物資無數。

與匈奴的戰爭，武帝動輒就派遣數十萬的大軍去長途跋涉的進攻匈奴的腹地，這其中雖然每次作戰漢軍都會採用“以戰養戰”的方法來獲取軍糧，但是朝廷依然需支付一筆龐大的軍費，再加上戰爭過程中軍馬、輜重、人員的損失，和對有功之人的賞賜。比如漠北之戰之戰，史載“得首虜八九萬級，賞賜五十萬金，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想想看，從中我們可以想想看賞賜要五十萬金，十餘萬馬匹的損失要補充，數萬陣亡將士的家人需要救濟，再加上兵器甲仗等物水陸運輸的費用，這其中的花費絕對是不可估量的。

再加上自與匈奴開戰以來，武帝為了瓦解匈奴人就時常厚待從匈奴投降而來的匈奴人。如元狩二年，匈奴渾邪王率四萬餘人，武帝為了以示恩寵，於是並“發車二萬乘迎之。既至，受賞，賜及有功之士。是歲費凡百餘鉅萬。”，也就是當年就這場受降儀式，西漢就花費了數百萬的財富。可以說就是在這樣的情況下，西漢自惠帝以來所積累的財富，在武帝這數十年的征戰中就被以肉眼可見的速度被快速的消耗。

並最終出現瞭如《史記·平準書》所載“漢軍馬死者十餘萬匹，轉漕車甲之費不與焉。是時財匱，戰士頗不得祿矣。”的場景，可想而治武帝與匈奴十四年的戰爭，國庫已經被消耗的一乾二淨。再加上與匈奴的戰爭中，又有越來越多的或被俘，或投降，或歸順的匈奴人需要朝廷花費巨資去供養，所以此時的各地郡縣的府庫早已被這些匈奴人消耗一空。

而後可想而知就出現了“而胡降者皆衣食縣官，縣官不給”的局面，最終武帝無奈只得“天子乃損膳，解乘輿駟，出御府禁藏以贍之。”，也就是武帝自己減掉自己的供養，然後從私人庫房中拿出錢去供養他們。想想連武帝都得減掉自己的供養，才有錢去供養那些匈奴人，此時的國庫又哪有錢了呢？於是在國庫即將空虛之時，武帝乃命“東郭咸陽、孔僅為大農丞，領鹽鐵事；桑弘羊以計算用事，侍中”開始對西漢進行大刀闊斧的改革。

鑄五銖錢、西北屯田、鹽鐵官營、均輸、平準、幣制改革、酒榷等一系列的經濟政策也隨之因運而生。而隨著這些政策在全國各地的推行，武帝一朝的經濟也從原本的“縣官大空”逐漸又演變成了“所過賞賜，用帛百餘萬匹，錢金以鉅萬計”的盛況。可以說之所以武帝末期整個社會能夠在武帝如此“窮兵黷武”的情況下，依然能夠保持著相對的穩定，有一半是得益於這些經濟政策在全國的推行。

而在武帝一朝所推行的各項經濟政策中，“算緡令”和“告緡令”個人認為是讓武帝一朝獲利最豐厚的政策之一。這兩項政策不但讓武帝在短期之內獲得了大量的田宅、奴婢和貨幣財物，並且也在一定程度上加強了中央對於地方的掌控，並緩和了那些權貴們對於全國土地的兼併。那“算緡令”和“告緡令”到底是怎樣的一個政策呢？為何它所起到的作用會如此大呢？

首先“算緡令”是武帝元狩四年推行的專門針對商人、手工業者、高利貸者，及商人們的車船所徵收的一項財產稅，《漢書·武帝紀》記載“（元狩四年）初算緡錢”。眾所周知自秦朝以來，商人們就一直處於一種被朝廷壓制的狀態，如秦始皇統一全國後就在琅邪臺的一塊石頭上刻上了“上農除末”這樣一段話，並公佈天下，而“除末”簡單的說就是抑商。而後劉邦建國後，也隨之將抑商政策貫徹於全國。

甚至劉邦對於商人的壓制比秦朝來的更加的嚴厲。據《史記·平準書》記載“高祖乃令賈人不得衣絲乘車，重租稅以困辱之。”，也就是自劉邦建國後，商人們不但不允許穿絲制的衣服，也不能乘車，更甚者還要支付比平常人要多出數倍的稅賦，可以說在西漢建國後，商人的日子並不好過。而雖然在惠帝時期，惠帝以“天下初定”的理由廢除了對於一些商人的懲罰，比如徵收重稅的法律被廢除，但是西漢對於商人的抑制卻從未停止。

文景時期那些朝中的重臣，如賈誼、晁錯等人都曾提出過抑制商人的主張。賈誼曾說“今背本而趨末，食者甚眾，是天下之大殘也；淫侈之俗，日日以長，是天下之大賦也。大命將泛，莫之振救。生之者甚少，而靡之者甚多，天下財產何得不蹶。”，這句話的意思就說“現在越來越多的人都棄農從商，種地的人越來越少，但吃飯的人卻越來越多，這樣遲早會成為大災。同時隨著從事買賣的商人越來越多，淫靡奢侈的風氣也逐漸蔓延至全國，這也遲早會成為一個災難。如果再任由下去，恐天下的財富遲早會被用光的，畢竟種田的人越來越少，而那些只知浪費的商人們卻越來越多。”。

而從賈誼這段話我們基本可以看出在西漢多數的重臣都是主張在全國實施“重農抑商”的政策的，而西漢的皇帝也的確都秉持著“重農抑商”的思想。比如在當年賈誼提出要“重農”的時候，文帝就親自“躬耕以勸百姓”，可以說西漢的皇帝對於百姓的確很重視。不過在當時雖然整個大漢上至皇帝，下至大臣都主張“重農抑商”，而且不管是在國家法律，還是在行動上，也都採取抑制商人的政策。

但是正如《漢書·食貨志》所載“今法律賤商人，商人已富貴矣；尊農夫，農夫已貧賤矣。故俗之所貴，主之所賤也；吏之所卑，法之所尊也。上下相反，好惡乖迕，而欲國富法立，不可得也。”，整個大漢雖然在法律上輕視商人，但商人的勢力卻不斷在擴大，他們的財富也越變越多。反觀農民雖然在法律上被重視，但卻是越來越貧窮。再加上地方的官員又都不重視百姓，反而對那些有錢的商人是極盡奉承。所以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當時整個大漢百姓的思想就是“用貧求富，農不如工，工不如商。”，如此棄農經商的人也就越來越多。

但是商人越多卻不意味著朝廷會越富，天下百姓會過的更好，相反那些種田的百姓是越過越窮，朝廷的稅收也是越來越少。究其原因在於當時有很多商人都是“為富不仁”，他們利用農民的弱勢，在與農民的買賣中大多都是採取“巧取豪奪”的做法，他們利用農民們因為如婚喪、疾病、凶荒等急需用錢的時候，就迫使他們只能將自己辛苦種出的農產品“半價而買”。然後當農民又因各種的自然災害，如水災、旱災等急需糧食、種子等日常生活用品的時候，這些商人又迫使他們不得已只能高價去買這些平常隨便就能買到的東西。

“鬻棺者欲民之病疾也，畜粟者欲歲之荒飢也。”這就是對於西漢那些商人們最真實的寫照。正所謂“高下在口吻，貴賤無常”，西漢的大部分商人們就這樣一個個變得腰纏萬貫，但百姓卻因為他們是越過越窮。而且由於西漢初期的皇帝又盛行“無為而治”的治國理念，對於鹽、鐵等人民生活的必需品，朝廷都放手讓民間自由生產，甚至在漢高祖、漢文帝的時候都允許“民縱得自鑄錢”。但是我們都知道普通的百姓根本沒有那個實力去自己生產鹽、鐵，乃至錢這些東西，所以最終造成的結果就是這些生活必需品的生產與買賣被那些富商所壟斷。

而就在朝廷這樣放任的情況下，這天下的大富商們越來越多，從而導致“魯人曹邴氏以冶鐵富至鉅萬”、“南陽孔氏以冶鐵致富數千金”等等這些鉅富商人們的記載在西漢的史書上是屢見不鮮。也就是如此隨著西漢富商們的錢越來越多，他們對於百姓的剝削也就越來越嚴重。他們憑藉著手中的財富和勢力開始大量的兼併了農民手中的土地，據《史記·貨殖列傳》記載當時的那些商人們侵佔的土地“大者傾都，中者傾縣，下者傾鄉里者不可勝數”，可以想像此時的西漢商人們是有多麼的富有。

但是西漢的富商有錢，卻跟朝廷沒有多大的關係，因為對於商人的徵稅朝廷始終都是按照平民百姓的方法來徵收的，所以朝廷幾乎不可能從他們的手中拿到多少的稅收。但是我們又知道西漢自武帝以來由於對匈奴、西域等進行長期的戰爭，再加上國內各種水利等大工程的建設，漢初文帝、景帝等皇帝辛辛苦苦的攢下來的積蓄就在短短的十餘年時間花的是一乾二淨。同時武帝元狩四年山東一帶又發生了百年難得一見的水災，七十餘萬饑民嗷嗷待哺，所以此時西漢的財政早已陷入崩潰的邊緣。

可是與西漢的“縣官大空”形成鮮明對比的就是那些富商們“冶鑄煮鹽，財或累萬金”，不過由於各種原因富商們所擁有的這些財產卻不能讓國家獲得任何的利益，當西漢遭受到財政匱乏的危機的時候，這些富商們也“不佐國家之急”。也就是在這樣的環境下，最終在元狩四年（前119年）武帝在張湯、桑弘羊等人建議，開始在全國實行“初算緡錢”。

算緡的徵收方法正如《史記·平準書》所載“郡國頗被菑害，貧民無產業者，募徙廣饒之地。陛下損膳省用，出禁錢以振元元，寬貸賦，而民不齊出於南畝，商賈滋眾。貧者畜積無有，皆仰縣官。異時算軺車賈人緡錢皆有差，請算如故。諸賈人末作貰貸賣買，居邑稽諸物，及商以取利者，雖無市籍，各以其物自佔，率緡錢二千而一算。諸作有租及鑄，率緡錢四千一算。非吏比者三老、北邊騎士，軺車以一算；商賈人軺車二算；船五丈以上一算。”。

在當時凡屬工商業主、高利貸者、囤積商等，不論任人都要向朝廷據實上報自己的財產，然後朝廷會從中抽取一定金額來充當稅收，即凡二緡（二千錢）抽取一算（一百二十文），而一般的手工業者則每四緡抽取一算。同時在當時朝廷還會對商人所擁有的車船徵收財產稅（這個在元光六年（前129）就曾實施過），即除官吏、三老和北邊騎士外，凡商人有馬車的，一乘抽取一算，而是用於運輸的馬車則一乘抽取二算，同時船隻五丈以上的抽取一算。

當然這項政策自推行全國後，那是在商界引起了軒然大波，畢竟這個政策對於那些擁有鉅額財富的大富商們來說是極為不利的。所以從這項政策推行之後，“富豪皆爭匿財”的事情接連發生。這些鉅富們紛紛隱瞞自己的財富，以此來逃脫朝廷對於他們的徵稅。而後武帝眼見“算緡令”即將宣告失敗的時候，最終在元狩六年（前117年）決定在全國推行“告緡令”。

“告緡令”的核心就是“匿不自佔，佔不悉，戍邊一歲，沒入緡錢。有能告者，以其半畀之。賈人有市籍者，及其家屬，皆無得籍名田，以便農。敢犯令，沒入田僮。”，即在當時武帝鼓勵民間的人告發那些隱瞞自己財富的富商，然後朝廷一旦發現情況屬實，就會先將這個人發配邊關一年，然後沒收其所有財產，而告發的人就能獲得這個富商一半的財產。同時規定禁止有市籍的商人及其家屬佔有土地和奴婢，敢於違抗法令的，也沒收其全部財產，同時民間的百姓亦可告發，告發亦可獲得一半的財產。

可以說這項政策一推廣，民間百姓是紛紛向朝廷舉報富商們私藏財富的問題。不過政策在元狩六年並未得到正確的實施，在當時由於時任右內史義縱被那些商人們收買，他藉口告緡的人都是亂民，紛紛將其捉拿入監，所以民間的百姓都開始不相信告緡令是真的，最終也導致其難以實施。但是之後由於武帝發覺了此事，然後將右內史義縱處以死刑。最終在元鼎三年（前114年）在桑弘羊的主持下，告緡令才徹底的在全國推行。

而隨著“告緡令”的推行，在當時全國各地就興起了一股“舉報”風潮。如《史記·平準書》所載“得民財物以億計，奴婢以千萬數，田大縣數百頃，小縣百餘頃，宅亦如之。於是商賈中家以上大率破，民偷甘食好衣，不事畜藏之產業，而縣官有鹽鐵緡錢之故，用益饒矣。”可以說在當時大漢中等以上的商賈之家大多都被告發，他們的財產也被朝廷悉數沒收。而此時的武帝一朝不但因此得到了上億的財產，以及成千上萬的奴婢，更是獲得了數以萬計的田地，大縣有幾百頃，小縣百餘頃。

也因此整個武帝一朝的財政收入那是處於快速的提升當中，曾經空空如也的國庫也變得日益的充實起來。同時武帝的皇家上林苑更是堆滿了從民間的富商人家抄沒上來的奇珍異寶。而武帝為了這些財富還專門設立了“水衡官”來管理，可想而知這些財富居然需要一個專門的機構和官員來管理，其價值不言而喻。所以最終武帝一朝的財政匱乏問題在“算緡令”和“告緡令”的成功實施下，最終得到較大的緩解。

其實個人覺得武帝等人在推行“算緡令”和“告緡令”的時候真的是很聰明。對於我們這些後人來說，“算緡令”完全就是一個陷阱。為什麼這麼說呢？其實只要看到武帝在推行“算緡令”的時候說的一個條件就知道了，那就是“各以其物自佔”，這什麼意思呢？就是說朝廷收多少的財產稅完全就由商人們自己所報的財產來決定的。也就是說在當時查商人們擁有多少財產的不是朝廷負責統計的，而是商人們自己報的。那麼試想下，由商人自己報財產，然後朝廷根據這個財產來收稅，你覺得能實現嗎？

當然不能，商人們本來就不想把錢給朝廷，他們怎麼那麼傻就老老實實的把自己的財產報出來呢？可以說這條規矩就是給商人們創造出“匿財”的最佳條件的，商人有多少財產完全就是商人自己說了算。那麼武帝等人難道真的就不知道這個條件對於商人們來說是最有利的嗎？我想武帝當然知道，其實武帝就是給這些商人們創造“匿財”的條件，只有這樣武帝在接下來推行的“告緡令”才能讓朝廷獲得鉅額的財富。“告緡令”的核心是什麼？就是你一旦有隱瞞財產的行為，朝廷就可以名正言順的沒收你全部財產啊。

想想看這個計劃是多麼的天衣無縫，武帝知道這些商人絕對會隱瞞自己的財產的。但是他就是故意要放任商人去隱瞞自己的財產，因為只有你隱瞞了自己的財產，武帝在這之後才能依法沒收你的全部財產。只能說武帝完美的抓住了商人們的弱點，就是商人們絕對不會心甘情願的把自己的錢交給朝廷，所以他才會在最開始故意讓商人們自己報自家的財產，因為只有給他們隱瞞財產的機會，武帝最後才能名正言順的沒收他們全部的財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