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秦統一六國到楚漢相爭,這期間漕運和敖倉的發展情況

秦西漢時期,秦漢帝國內部大致呈東西對立的地域關係,即使在楚漢相爭時期也是如此,當時中國長江以南遠不及後世發達,其社會文化發展水平有限,軍事和經濟力量都不能與北方相媲。秦漢的軍事重心、經濟重心都在北方,以崤函為界,形成東西兩大地域板塊。這種東西地域的對立與競爭關係在最激烈的階段也構成軍事上的對立。地域間軍事活動的開展要求強有力的後勤與交通保障,而發達的漕運系統恰恰可以滿足這種需求。

東西間軍事活動促進了黃渭、江漢、鴻溝等流域的漕運發展

,這些漕運系統要為東西間軍事活動服務。戰國時期秦國崛起,致力耕戰,發展自己的經濟和軍事力量,使關中成為新興的經濟重心,與山東六國進行激烈的兼併戰。六國軍事力不及秦國,

常被迫

“合縱”,而秦國壓迫六國中一兩個國家與之聯盟則為“連橫”。

“縱”是指南北,“橫”是指東西,這種秦國與六國相對峙相競爭的地理局面是東西對立的格局。秦朝地處西部,屬中國大陸地理第二階梯,位居大河上游流域,向東方用兵有高屋建瓴之勢,用

水路運糧有順流而下的便利

。在軍事交通和後勤上的需要及其在軍事地理上的優越性促使秦國利用了東西走向的渭河、黃河、長江、漢水等河流的水運,採用了

漕運的方式運兵運糧。

從秦統一六國到楚漢相爭,這期間漕運和敖倉的發展情況

《戰國策》講

“且秦以牛田,水通糧”,吳師道補正曰:“牛耕積穀,水漕通糧。秦從渭水漕運入河洛。”黃河和洛水、伊水交匯的地方被稱為三川,在函谷關外,豫西山區的東面,是

適合於秦軍水運的地域

,往往也是秦軍和六國聯盟部隊作戰的重要戰場。

秦國依靠以函谷關為主的豫西山區防禦體系,進可攻,退可守,可以利用渭河轉運來的軍糧入黃河,出關之後到達前線。不僅在北方

藉助水運運糧

,在南方,以運出巴蜀漕糧為主的江漢漕路的開闢,也是在戰國末年秦國的兼併征戰中開始的。

秦惠王時經過司馬錯和張儀的廷議爭論,制定了奪取江漢上游巴蜀地區以滅楚的戰略計劃

秦吞併了長江上游的巴、蜀,奪取楚國的漢中,就擁

有了對位於長江中下游的楚國的軍事地理優勢,開始利用長江、漢水開展水運,

自西向東地對楚國運糧用兵。戰國末年王翦率兵六十萬進攻楚國,如果僅僅依靠陸運,則車隊規模之龐大,速度之緩慢,所耗費人力物力成本之高,其情景難以想象,故此必要依靠水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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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設蜀郡和巴郡,對四川盆地進行了苦心經營,修築都江堰等水利工程,發展當地的生產活動和水利活動,與之相配合的還有

漕倉

的建設。依靠四川盆地內水運網建立積蓄,做好了戰備,可

沿

江東下為秦的軍事活動服務。故古人說

得蜀則得楚,楚亡則天下並矣

”。

秦王威脅楚國

炫耀秦在江漢上的軍事能力。秦國利用江漢水運,多次打擊楚國,楚國被迫多次東遷,先是丟棄了多年的古都郢,又從陳遷到壽春。實際上

秦漢的江漢漕運系統在秦國開發巴蜀漢中和滅楚的程序中已經產生。

秦滅亡之後,項羽劉邦爭奪天下,劉邦的根據地主要是關中和蜀漢,項羽的根據地主要是長江下游和梁地一部分。劉邦以滎陽敖倉周邊為前線,走秦國的老路,

用黃河渭河運出關中的糧食和兵員,用江漢漕路運出巴蜀漢中的財賦

“諸侯之兵四面而至,蜀漢之粟方船而下。”蜀漢之粟水運入楚地,自南陽陸運進入洛水流域,再到滎陽前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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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劉邦拉攏英布,可以

控制長江中游,以遮蔽江漢漕運

。漢軍面向東方,和項羽較量,同時派韓信率領偏師遠征趙魏齊燕,把重建的六國各政權逐一消滅,最終取得勝利。韓信在平定趙國的時候,也以甬道連線漳河或黃河,估計也利用黃河下游運糧。

劉邦稱帝建立西漢王朝以後,一開始定都定陶和洛陽,聽從了劉敬和張良等人的建議後改為定都關中,

著眼於關中的形勝,

而這種形勝包括了易守難攻、富饒、利漕運三個特點

這三個特點,存在內在聯絡,著眼點是在關中建立國家根基,統治和防範山東地區。

西漢初實行分封制與郡縣制並行,而高祖時山東土地大部分都封給了異姓王,因此軍事地理格局中隱藏著新的東西對立的因素。在漢高祖的戰略考慮當中,

“諸侯有變”是需要預防的頭等大事

。如果定都函谷關外的洛陽,戰略縱深有限,一旦異姓王起兵,很快就可以打到都畿,而如果定都關中,不但可以像當年秦國那樣用函谷關所在的豫西山區作為大門,還可以把洛陽周邊一直到戰略重鎮敖倉都作為防禦陣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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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旦發生作戰需要後勤支援,洛陽周邊經濟力量有限,自戰國商鞅變法之後北方經濟重心一直在關中,而次等富饒的巴蜀在軍事政治方面則是關中的附庸,關中和巴蜀的強大經濟力量在楚漢相爭中已經充分顯示出來,可以為軍事漕運提供足夠的漕糧,山東地區沒有與之對等的經濟力量與之抗衡,因此

定都關中的一個好處是經濟上處於優勢和安全狀態

,不會被山東叛軍切斷糧食來源。

軍事潛力

來看,此時去戰國未遠,西北馬匹精良和人民強悍之餘韻尚未泯滅,這種軍事方面的因素也極為重要。從

交通地理形勢

看,渭河和黃河貫穿東西之間,可以進行雙向漕運,平時自東向西漕運關中可以供給京師,削弱東部,達到

“強幹弱枝”的目的,戰時則自統治中心向乘漕運,顧流而下,打擊東部諸侯王。西漢國內的戰略將後就這樣定了下來,從以後西漢的歷史發展來看,謂河、黃河的管運是發展與重點。

西漢初國力有限,不能進行大型的漕運工程,而到

漢武帝時,大力發展漕運

,開展了褒斜道、渭漕、開三門峽漕路等一系列工程,都旨在東西間進行漕運。其中比較有效益的是渭漕工程,由大司農鄭當時提出方案,利用渭河水源,開鑿渭漕運河,躲開運輸困難的渭河,不但可以解決漕運的困難,還可以起到灌溉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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黃渭漕運最大的缺點不僅是上述渭河的難行,而是三門峽的艱難,

因此西漢也曾試圖打通漢水上游與渭河流域,以改善東西部之間漕運。漢武帝時企圖鑿掉三門峽的

“中流砥柱”,沒有成功,又試圖在漢水上游開闢褒斜道,好借漢水漕運關東糧食,以避三門峽,也可藉以向北運出巴蜀漢中的糧食。武帝發數萬人作褒斜道五百餘里,“道果便近,而水多湍石,不可漕”。

西漢巴蜀漢中的經濟有新的進步,但在西漢建立以後

江漢流域的漕運資料有限

,四川盆地在交通上的封閉性使其中漕糧很難轉運關中,只能以沿江漢東運下游為主。西漢初期分封制與郡縣制並行的局面下,漢水流域和長江中游的地方是實行郡縣制,三峽以東,以南郡為中心的郡縣制地帶佔據著長江流域諸侯國和整個楚地的上游,一旦楚地叛亂,來自關中和巴蜀的兵糧

可以沿江漢集中

,然後以南郡為基地順江南下。

長江也具有貫穿

東西的

特點

,西漢朝延在平定七國之亂時也利用江漢水路,從側翼支援在

河和鴻溝流域作戰的周亞夫軍

秦漢時南方長江流域遠沒有後世發達,經濟、文化各方面都無法與北方抗衡,圖謀割據江南以求爭衡北方者都難以成功。還有中原地區鴻溝流域的戰略預防措施。漢武帝時淮南王劉安圖謀造反,伍被警告他實力不及吳王劉濞要蹈失敗覆轍,劉安卻認為可以僥倖奪取

“成皋之口”

則伍被認為即使控制了南郡以下的長江以南地方

“臨江而守”,僅可以拖延歲月,最終仍難免被擊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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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說,在秦西漢東西對立格局下發展的東西間漕運,在客觀上配合了

“強幹弱枝”的政策,即從經濟上削弱山東地區潛在反抗力量,加強統治核心區。

秦西漢帝國利用鴻溝、敖倉等漕運系統配合軍政設定

,在中原地區構築預防性的戰略體系,以防禦東部的異已力量。

秦朝統治集團主要是原來秦國的官僚貴族,歧視山東人,則以關中地域為國家本位,西漢執行

“強幹弱枝”政策,雖然並不歧視山東,但在政治上對山東地區有所防範,兩朝

都在中間地帶進行預防性的戰略部署,利用漕運的輔助完成防禦體系的構築。

早在戰國末年,

秦在滅亡韓國之後,以其地設三川郡,地當東西間交通要衝。

秦朝末年山東各國舊貴族和民眾不堪壓迫而起義,他們和秦朝的軍事鬥爭使得東西對立的軍事局面恢復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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秦在統一過程中建立了秦漢第一名倉的敖倉

。秦打下韓國的成皋城,在鄰近的廣武山上修築了敖倉,廣武山位於黃河和鴻溝匯合之處。秦滅韓國,以其殘餘土地和原來被秦兼併的周朝最後領土洛陽周邊設三川郡,郡治滎陽,在滎陽設立敖倉。胡三省認為

“秦滅周置三川郡,其治所當在洛陽;由蓋守滎陽以扞楚。敖倉是倉城,有城池圍護,到楚漢之爭中還被劉邦作為要塞使用,可見其實為一處軍事設施。

平時,關東糧食源源不斷地集中到這裡,準備轉運關中,

滿足秦朝的財政需要和養軍需要,

戰時則可以供應從函谷關向東方開進的鎮壓大軍,做戰略儲備。平時的西運和戰時的東運,都以這裡為轉運基地,戰時也就都作軍事據點使用。

“秦自戰國末葉就開始不斷地溯黃河將中原地區的糧食運往關中”,“秦都關中,故於敖設倉,以為溯河入渭之地”。

三川郡的敖倉一帶依靠豫西山區,是關中在函谷關之外的

“關外之關”,為秦朝所苦心經營成為捍衛關中和用兵關東的重鎮。就連三川郡的郡守也要用當時丞相李斯的兒子李由來做,可見秦朝的重視。秦末農民起義爆發後,秦朝大將李由、章邯等人以三川郡敖倉為依託,向東方用兵。三川郡的敖倉一帶依靠豫西山區,是關中在函谷關之外的“關外之關”,為秦朝所苦心經營

成為捍衛關中和用兵關東的重鎮,

構成了從西部插向東方的一把尖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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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初秦國為完成統一,所用軍事手段十分殘酷,動輒製造屠殺,以致在統一完成後,秦人和六國遺民結下深深的矛盾。秦人以統治者自居,山東貴族豪強受到打壓,圖謀復國,而秦始皇為了在西北抗擊匈奴、建設都城過度徵發山東民力,也

造成了山東人對秦朝的反對情緒。

故秦朝統一以後,都城留在咸陽,在黃河和渭河大量漕運山東糧食到西北供秦軍國之需。秦在鴻溝入河處構築的敖倉,作為轉運倉和常滿倉,大量山東漕糧在向西轉運過程中滯留在這裡,不僅起到了

從經濟上“抽空”山東為秦統治服務的目的,也為鎮壓可能的山東民眾起義打下了軍糧儲備的伏筆。

陳勝吳廣起義後,陳勝稱王,令周章率西進軍隊的主力西伐秦,吳廣則進攻滎陽,

周章沒有攻下三川郡的要害敖倉與滎陽城,直接進入函谷關

,打到戲。當時

“李由為三川守,守滎陽

”吳廣攻城不下,軍心動搖,為部下田臧所殺。田臧改變方略,“自以精兵西迎秦軍於敖倉”,結果戰敗身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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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使到秦朝滅亡之後,劉邦項羽爭奪天下的時候,敖倉仍然有大量積糧供使用。

“漢王數困滎陽、成皋,計欲捐成皋以東,屯鞏、洛以拒楚。”酈食其提醒劉邦依靠積糧,這仍是以

佔據敖倉為重點並控制周邊險要以西臨東的戰略

劉邦建立西漢,定都關中,山東很大一部分地區仍然分封給了異姓諸侯王。劉邦設計逐個消滅了異姓王,把異姓王故地的大部分封給了劉氏宗親,到文景的時候同姓王日益坐大,釀成了七國之亂。因此,到漢武帝徹底解決諸侯王國問題之前西漢的軍事地理格局仍然是東西對立,並

促使西漢統治者高度重視關中核心區和山東諸侯國中間地帶的漕運系統,

把它看成是強幹弱枝政策的有力輔助。中間地帶銜接東西的漕運系統和軍事力量,再加上鴻溝下游的近支諸侯國構成了漢廷防範東部而預作的戰略體系。

西漢初滎陽敖倉仍是山東糧食運進關中的轉運倉,但是由於東方土地大多是諸侯王國領地,因此漕糧儲量不可與秦朝時相比,這時候的

敖倉軍事預備功能遠遠大於其轉輸都畿的功能

。敖倉及其周邊諸城構成的軍事體系在楚漢戰爭中所表現出的重大價值使西漢統治集團無時或忘。實際上滎陽是西漢真正的邊關,是漢朝廷與諸侯王國之間的防線所在,自然就成了叛亂者所必攻,西漢朝廷所必守。

從秦統一六國到楚漢相爭,這期間漕運和敖倉的發展情況

過去秦朝的三川郡被西漢改為河南郡,治洛陽縣,敖倉、滎陽皆歸其管轄,西漢還在洛陽設立武庫儲備武器,以待鎮壓動亂。秦以丞相子李由掌三川郡,西漢以丞相弟守函谷關,丞相子掌洛陽武庫,

用可靠的人掌握國家要地要害,都是朝廷重視戰略要地的表現。

且西漢之初即大修敖倉,高祖六年夏六月,

“起長安西市,修敖倉。”長安的都城建設和敖倉的建設都被放在重要的地位。

結語

漢高祖時就在滎陽常駐一支大軍以待命徵東。漢高祖死後呂后與審食其四日密不發喪,打算盡誅諸將

漢惠帝七年,惠帝病重,在駕崩前發兵滎陽警戒:

“冬,發車騎、材官詣滎陽,太尉灌嬰將。”呂后死後,齊王等諸侯王起兵,把持朝政的呂氏集團首先想到的是派灌嬰赴滎陽以徵東,灌嬰至滎陽,謀與諸侯王聯結,“使使諭齊王及諸侯,與連和,以待呂氏變,共誅之。齊王聞之,乃還兵西界待約。”因此

西漢的滎陽就成了東方叛亂者所必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