促織和變形記
注：促織，蒲松齡小說，描寫一個小孩幻化成蟋蟀拯救家庭的故事。
變形記，卡夫卡小說，描寫一個小人物變成一個甲蟲的故事。
該文系女兒讀書作業。
《促織》與《變形記》誕生於不同時代、取材於不同社會、脫胎於不同追求，卻在中西兩端遙相呼應，隱然暗合：同樣的奇詭荒謬，不同的精神核心；同樣的寫作手法，不同的價值選擇；同樣的主題表達，不同的藝術審美……在同與不同的背後，蟄伏著的是中西相同的小人物之悲哀苦痛，與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異化之同 《促織》與《變形記》表面上皆在人化為蟲的故事基礎上展開，我們能挖掘出來的最基本的共同點便是異化的寫作手法。但其異化所體現的核心也可謂殊途同歸，無論從人文主義亦或是社會層面來看，都能發掘出作者用怪誕的寫作手法入木三分刻畫的社會現狀與人所面臨的壓迫局面。異化寫法 異化原本是馬克思在1844年經濟學哲學手稿裡提出的概念，也就是人被物統治，在物的壓迫之下失去人性最終被物化。在自然界和社會中，無論是群體還是個體都會碰到不可戰勝的壓迫力，於是人們會透過幻想被自己異化為擺脫苦難的物。無論是格里高爾變成甲蟲，還是成名的兒子變為促織，亦或是更多中國古代神話故事中人化為物的情節，精衛填海，神女峰，望夫石，夸父“化為鄧林”都是異化的表現手法。 但回到促織與變形記，則是在看似熟悉的日常生活裡提出極為荒誕離奇的事件，讓我們從另一角度去觀察生活，從而得以解離出“旁觀者”的視角。卡夫卡使用了一種藝術手法，一種“間離”技巧，或曰“陌生化手段”，藉以使熟悉的事物陌生化，啟悟人們從另一個角度去洞察現實，進而向人們提供一條思路，認清自己的可慮的境況。生活往往由於太熟悉而不能看清它，所以“當局者迷，旁觀者清”乃至理名言。他常常藉助於動物題材以增加他的“推”力。動物沒有被文明化、社會化，它們不懂得什麼倫理、道德、宗教、法律等種種社會規範，與原始階段的人類較近似。卡夫卡在觀察和表現人類社會“異化”現象的時候，總想追溯人類久遠的生存狀貌，喚回在文明發展過程中被遺忘了的記憶，以啟悟我們明白今天少了些什麼，又多了些什麼。他認為動物沒有累贅，透過動物更容易達到上述目的。因此他那些以動物為題材的作品都不是童話，也不是適合於兒童閱讀的寓言，而是思想深奧的譬喻性小說，因而那些動物主人公，不論是較高等的，還是低等的，是哺乳動物還是昆蟲，都是人格化的化身。 相似的，作者寫成名的兒子魂化蟋蟀，其目的當然是揭露封建統治者的荒淫腐朽，表現百姓命運的可悲和痛苦，用異化的手法來寫，當然會入木三分、力透紙背。郭沫若贊蒲松齡“寫鬼寫妖高人一等”，這高人一等就高在把人異化為狐仙山鬼、木精、草怪、美禽、佳蟲等諸多充滿人性的“異類”，並寫這些異類幫助善人義士、窮苦百姓。落魄士子戰勝貪官汙吏，脫離苦海，獲得美滿姻緣等。所以讀起來膾炙人口。 主題表達 格里高爾面對的不僅是社會的異化。更是人與人關係的異化。格里高爾首先被釘在父親債務的十字架上，被財務壓力所脅迫；更深層次的是在社會人際交往中缺乏家人的溫情與同事間的關懷，人與人之間的聯絡似乎是用金錢與勞動搭建起來的岌岌可危的橋。所以格里高爾異化為蟲。 卡夫卡生在布拉格，死在布拉格，在工業快速發展的資本主義社會里度過了目睹人被驅動不斷勞動的現狀與人與人之間越發單薄的感情聯絡。格里高爾變為甲蟲後家人對其的憐憫在時間流逝中消耗殆盡，最後格里高爾在回憶中死去。可以說，人不再是人，而在時代的飛速進展中逐漸被碾壓吞噬。 如果說變形記更多的是對映社會與人際關係，那麼蒲松齡的志怪小說則是在荒誕情節之下對皇權統治與官貪酷吏的反抗。促織裡成名的兒子幻化為蟲給家人帶來了雍容富貴，看似圓滿的結局更令人產生懷疑，人不如蟲，還是官吏不把人民當作人看待？異化的荒誕之下更是現實政治殘酷的反映，中國古代社會的皇權至上導致皇帝視角居高臨下地俯瞰百姓，人民是被驅動的渦輪，在不斷地剝削與驅動之下失去了身為人的自由與自尊。 卡夫卡與蒲松齡從不同的視角切入，最終迴歸的仍然是人際關係的確實與人類感情的淡漠。無論是資本主義社會驅動勞動力還是官壓百姓君貴民輕，都是在時代的浪潮之下的反思。反思與追尋 當然，異化的寫作手法在中國古代也普遍可見。隨著階級社會的產生，階級壓迫和民族壓迫也隨之加劇，作為社會成員的某些人，必然會受到社會倫理道德、政治經濟諸方面的壓抑而自己成為社會的弱勢群體。於是產生了人異化為物，以實現理想願望的傳奇故事。杜宇是蜀國的國王，後來王位被宰相奪去，杜宇憂鬱而死，靈魂化為杜鵑鳥，啼血鳴冤，反映的是統治階級內部的鬥爭；梁祝化蝶和孔雀東南飛中的焦仲卿、劉蘭芝化為雙飛鳥的傳說，是對封建家長制和封建包辦婚姻的抗爭，表達人們對美好生活的嚮往。在古典詩歌中，也有異化的詩句，“春蠶到死絲方盡，蠟燭成灰淚始幹。”李商隱把自己說成是“春蠶”和“蠟燭”，表達自己對女友的思戀之情。“寧可少活十年，休得一日無權”這是元代大官僚嚴忠濟的名言，赤裸裸地暴露了他靈魂被權利所“異化”的醜態。 異化所面對的是社會的矛盾，而我們在蒲松齡與卡夫卡的刻畫之下需要反思的是，如何在政治與經濟的驅動之下保留人性的溫存，在以人為本的基礎上向未來奔赴。異化之異初讀蒲松齡的《促織》和卡夫卡的《變形記》，給人的感覺就有些不一樣。但並沒有覺得孰優孰劣，蒲松齡和卡夫卡是生活在不同時代的文學巨匠，所謂“文章是案頭之山水，山水是地上之文章”不同的社會文化背景所孕育出來的作品自然是不同的。因此，在《促織》和《變形記》都是建立在突顯人性的荒誕扭曲的基礎上，可以以此為鑰匙，窺探這兩部作品背後的真實。首先從宏觀入手，《促織》故事的開篇所描寫的是一個上層官吏的個人喜好壓迫底層人民的生活需求的背景，體現的是上對下這樣一種傳統中國古代社會的壓迫；而反觀《變形記》，故事設定在沙皇時代，更多的反應的則是社會團體中人性冷漠的壓迫，也正是費孝通先生所講到的“西方社會基層結構彷彿一捆一捆紮清楚的柴”，而這柴就是傳統西方文化中強調的個人置於的社會組織。同樣對於結局來說，《促織》最終的變形是成功的，它讓一個家庭過上了看起來美滿的生活，而這正是因為中國社會是建構在一個個的家庭的基礎上的，也就是我們常說的鄉土情結——人的所有生存目的和價值指向的都是家庭和社會。在中國人的心目中， 群體的利益永遠高於一切，集體主義是中國人一直以來的傳統，所以光宗耀祖就成了中國人永遠的追求。而看《變形記》中的變形結局，則是以悲劇的形式呈現的，更多的體現的是個人人性的泯滅。這就與西方社會結構有關，他們將社會分為個人，強調個人主義，個人的榮光和成就是被放大並且擺在首位的。因此， 他們常常強調人權， 對個人的關注， 就成了西方社會鮮明的特點。總結來說就是，因為思維方式的不同， 中西方在思考問題時就會表現出相應的差異性。中國人總是將人置於特定的社會環境下來觀照， 並進而思考人的命運；而西方人則習慣於以自我的眼光去審視社會， 從而思考人的命運。《促織》與《變形記》所體現出的不同的思考維度正是這種不同的具象表現。從細微處的具體描寫和人物設定上也可以看見中西方文化所帶來的不同痕跡。蒲松齡重在完整而具體的現實描繪， 而這則是從大背景下審視小人物命運所必需的；而卡夫卡則更加著重描寫格里高爾變形之後的內心體驗和心理活動， 包括格里高爾變形後的焦慮感和孤寂感，給人以壓迫災難的心理，從小人物本身個人體驗出發反思人的命運的結果。同樣在人物設定上面，《促織》選擇讓成名的兒子變成促織，而《變形記》則選擇了一位飽受工作壓力的小職工變成甲蟲。孩童在中國社會一直是可愛與活力的象徵，而同樣促織也是勤勞充滿激情的代表，而如此充滿朝氣的存在卻遭受如此社會壓迫與撕裂，更令人嘆息，符合更多中國人的藝術審美，從而喚起更多國人的良知而更感悲哀；而職工在西方則是繁忙工作的象徵，甲蟲則是厚重壓迫的代表，更多體現的是西方個體生存的艱難，描繪了社會上大多數人的處境，從而喚起更多人的認同與意識，達到價值層面上的共情。歲月如流，星燧貿遷，如今的時代早已天翻地覆，而文學永存，給我們一個追溯過往的時空隧道，得以一窺千百年前人民的哀慼與時代的血淚。兩個看似荒誕的故事，揭露出在環境壓力下失去自我、失去價值、失去尊嚴乃至失去軀體而異化非人的無辜民眾，與黑暗腐朽無情剝削漠然孤獨的扭曲社會，唱出一曲令人共情悲嘆的時代哀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