穩定和秩序民意所指、民心所向
在法國乃至歐洲近現代史上，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堪稱首位民選產生的歐洲大國領導人。而且，他還是在1848年總統選舉中以壓倒多數當選的共和國總統。
進而言之，如果說這次總統選舉結果是1848年革命催生的共和制度正常運轉的產物，那麼他能在7497000名投票者中以5563000張選票高票當選，當從一個角度充分說明，在經歷了持續多年的社會動盪，特別是在1848年2月“政治爆炸”以來動盪程度日益加劇背景下，當時法國社會絕大多數人的民意所指，民心所向乃是“穩定和秩序”。
由此，人們自然還會問，這位拿破崙一世侄子何以僅憑其擁有可以作為“穩定和秩序”象徵的名字——“拿破崙”，就能夠在這次選舉中取得如此之大的成功？
一、拿破崙三世——普選“寵兒”
路易－拿破崙·波拿巴似乎從一開始就是普選的“寵兒”，早在1848年6月4日議會補選時就已成功當選。只是由於遭到部分議會代表反對，導致他此次主動放棄當選資格而已。當時，曾有議會代表提出一項法令草案，內容為1832年驅逐波旁王朝家族成員的法令也適用於他。不過，需要注意的是，在6月8日此次選舉結果公佈後，曾在巴黎爆發了以他的姓氏為旗號的示威遊行，路易－拿破崙的肖像和傳記隨之出現，人們排著隊伍在林蔭大道上前進，三個音節一組有節奏地高喊“我們要拿破崙！”。總之，他的名字也常常會被掛在人們嘴邊。
同年6月12日和13日，議會就是否仍舊賦予路易－拿破崙·波拿巴議會代表資格進行討論。結果，在議會尚未作出最終決定的情況下，路易－拿破崙·波拿巴本人主動放棄了議會代表資格。6月14日，他委託其追隨者在議會會議上代讀了他寫的信。他在這封信中嚴辭責問議會，為何要如此對待他，難道就因為他經常公開宣稱，不能把法國當成任何個人、家族或黨派的世襲財產而使之崩塌？難道就是因為他兩次起義反對現今已被推翻的政府而作出的犧牲？在此信的結尾部分，他表示說其最希望的是自己能享有法國公民權。
此外，路易－拿破崙·波拿巴還致信議會主席，詳陳何以拒絕議會代表資格的理由。他在信中寫道：“我在巴黎和另外三個省當選為人民代表，我引以為豪，我認為這是對我30年的流亡和6年囚禁的獎賞。”“我希望秩序，並希望維護一個賢明的、偉大的、合理的共和國。如果因我當選而增加混亂，這和我的意願不相符合，我十分遺憾地請求您接受我辭職。我希望安寧即將來臨，屆時將允許我作為一個普通公民、作為對祖國的安寧和幸福最忠誠的人中的一名而返回法國。”
這封信寫得冠冕堂皇，很快為他贏得不少同情，以至於在議會就此進行討論那兩天裡，無論是波旁宮外還是在協和廣場上都擠滿了關心此事的人群。在同年9月17日舉行的議會部分選舉中，他又在巴黎和另外4個省當選。這一次，他在當選後沒有放棄議會代表資格。
路易－拿破崙·波拿巴的一再當選充分表明了他具有的實力和號召力，也意味著他從9月初起就成了共和國總統職位可能的競選人。同年11月，雖然有一些共和派議員試圖讓議會採取一些反對波拿巴派的措施，建議宣佈凡統治過法國的家族成員均不能參加競選。但由於這些共和派議員能量有限，未能如願。路易－拿破崙·波拿巴得以順利成為總統候選人。
不過，要令人信服地解釋他何以一再成為普選“寵兒”，就頗有必要先回顧一下1848年2月革命爆發以及在此之後法國社會動盪的情況。
在歐洲近代史中，1848年被稱之為“革命之年”。這場首先爆發於巴黎的“革命”，同時還具有極為鮮明的特徵。誠如英國史學家霍布斯鮑姆所言，“在世界近代史上發生過許多大革命，並且確實有許多比1848年革命更為成功。然而，卻沒有一場比這場革命傳播得更快、更廣泛。這場革命像野火春風一般越過邊界、國界甚至海洋。”
顯然，在霍氏筆下，這場革命乃首先爆發於“法蘭西這個歐洲革命的天然中心和引爆點”之中。這一表述不僅點明瞭作為“歐洲革命之天然中心”的法國是這場席捲歐洲的革命發源地，而且其“引爆點”一詞，更是形象生動地昭示了這場革命的首要特徵——突發性。
事實也確乎如此。雖然在前些年流行的“托克維爾熱”中，人們往往都會在涉及1848年2月革命時，少不了去引用這位貴族出身的睿智政治思想家在同年1月在眾議院發出的警告，但一個不容否認的事實是，2月革命的爆發確實具有顯而易見的“突發性”特徵，以致於連“最堅定的共和派也對二月革命感到突然”。
二、二月革命——現代革命不斷激進化的趨勢
二月革命的最初日子被視為“人民的春天”。隨著七月王朝在2月的“政治爆炸”中灰飛煙滅，一個臨時政府在法國應運而生。在起義群眾強烈要求下，該臨時政府被迫宣佈建立共和國。由此，法國出現了其歷史上的第二個共和國（史稱法蘭西第二共和國）。君主制的終結與共和國的建立，使不少民眾沉浸在勝利喜悅之中。人們大種“自由樹”，把它視為幸福降臨的徵兆。
頗具象徵意義的是，就連神父也在教堂中為“自由樹”祝福，為共和國祈禱。在巴黎，為了舉行慶祝勝利的狂歡，五花八門的俱樂部應運而生。在一種難以想象的節日氣氛中，陶醉在勝利喜悅中的人們暢所欲言。對於巴黎在此期呈現出來的上述狀況，福樓拜曾在《情感教育》中予以詳盡描述。在這位作家筆下，此期的巴黎不啻是一個巨大的海德公園。
誠然，二月革命確實有許多值得肯定之處。但是，在它帶來的短暫“充滿幸福的博愛化時期”終結之後，法國社會不僅不時出現混亂狀態，同時還日益惡化，則也是一個不爭事實。更不容否認的是，不唯2月革命本身具有“突發性”，就連第二共和國成立之舉，其“倉促性”乃至“戲劇性”實際上也昭然若揭。惟其如此，再加上諸多複雜原因，導致二月革命中誕生的共和國在很大程度上存在著這一特點，亦即具有顯而易見的“政治脆性”。
那麼這種“政治脆性”又是如何產生的呢？它在很大程度上得歸因於共和國本身屬於“二月革命所展示的民主激進性”的產物。換句話講，由“二月革命所展示的民主激進性”，勢必“導致它所建立的共和國非常脆弱”。
如前所述，法國在二月革命爆發後曾一度出現“抒情詩般的幻像”。這種現象固然能帶來一時的狂喜，但畢竟不可能持久。至於在“具有戲劇性”情況下倉促宣佈成立的共和國，實際上亦註定難免成為“烏托邦共和國”。果不其然，在二月革命之後不久爆發的暴力血腥的六月革命，不僅明確宣示“充滿幸福的博愛化時期”的終結，同時還強烈地撕裂了當時的法國社會。
誠然，在二月革命中有人在高呼著“社會的、民主的共和國萬歲！”的口號，所建立的共和國也不時以“社會性”共和國自居，但是，這一共和國在建立後，實際上並沒有向工人所期待的“社會性”方向發展。如果說二月革命中誕生的臨時政府成立伊始還宣佈承認“勞動權”，甚至決定開辦“國家工場”，給失業者以工作，那麼，透過4月下旬的選舉選出的制憲議會，不僅在5月召開的會議上決定以新行政機構取代原有的臨時政府，還否決了路易·勃朗關於設立勞動和進步部的提議。
新的當政者甚至還推出瞭解散國家工場的舉措，並在6月22日正式頒佈後立即執行。當憤怒的工人們派代表團向政府交涉，對法令提出異議時，政府竟極其強硬地表示，將用武力執行有關命令。面對這一狀況，巴黎工人深感自己已被二月革命後建立的共和國背叛，需要繼續革命來爭取和捍衛自身權利。
由此，六月起義，或曰六月革命爆發。對於這一切的發生，曾有學者不無洞見地指出：“從二月革命到六月革命的發展揭示了在民主平等的激情的支配下現代革命不斷激進化的趨勢。現代革命往往只有在將其激進性徹底消耗之後才會停止，這種消耗或者體現為成功後的自我瓦解，或者表現為爆發後的失敗，革命的激進性無論以何種方式展現出來，它都會導致革命的去魅。激進的革命引發對革命的恐懼，這一恐懼延伸為對政治和政治自由的疑慮乃至恐懼，共和國岌岌可危。”
總結
顯然，六月革命爆發向人們展示了第二共和國所呈現的一種重要現象：民主反自由。事實上，“六月革命是極左力量以民主的名義反對自由的一次行動，是此前不久5月15日巴黎激進民眾衝擊制憲議會事件的暴力升級。”不過，在此還是頗有必要對在二月革命後舉行的制憲議會選舉及其結果加以回顧和審視。
此次選舉在4月23日，即復活節那天在全國平靜地進行投票，登記選民實際參與投票者比例之高創下了歷史最高記錄。結果，以溫和共和派獲得壓倒優勢告終。這一選舉結果實際上已在表明，大多數選民對二月革命特別是激進共和派的過激做法並不贊同，並已用手中的選票明示了自己的立場和態度。與此同時，自以為在共和國建立過程中勞苦功高的激進共和派，亦對共和國竟然將由溫和派來掌握的現實憤懣不平。由此，共和國的基礎從一開始就出現了裂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