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代丁憂制度與統治者自身的喜好，及國家的政治利益都密切相關

在中國古代社會，因政治利益的需要，在古人崇尚儒家文化、統治者以孝治天下的同時，丁憂制度出現了特例。這種特例主要表現在移孝作忠的奪情，和仕途延續的起復。因朝廷的需要，對於身兼重任的大臣來說，離任丁憂三年之久對於朝廷來說是一個損失，自古忠孝不能兩全，所以官員必須移孝作忠，不能為已故親人丁憂盡孝，繼續留在朝廷辦公，這是特例中的奪情。

起復是一種仕途的延續，因國家的需要，在丁憂未滿期間，便開始任命丁憂官員上任。無論是起復或是奪情，作為丁憂制度的特例，與當時統治者自身的喜好，與國家的政治利益是密切相關的。

奪情又稱奪哀或奪喪、墨哀，是丁憂制度的特例，從而演變出的一種特殊的，官場人事任用制度。它的主要內容包括：封建國家對朝廷的重臣要員，當他們遇到父母之喪時，朝廷不允許他們丁憂守制、離任解職，不給予治喪假。而是讓他們繼續留在衙門內，為封建國家效力，但允許素服辦理公事，朝廷特批可以不用丁憂守制，這叫作奪情。

中國古代社會是一個禮法合一的國家，儒家思想作為歷朝歷代的統治思想，正是因為它的統治地位，決定了人們對孝文化的十分重視。父母之喪，去官守制，這乃人之常情，倫理綱常，不得違背。

但當奪情出現時，這無疑是對儒家思想的最大挑戰，使忠與孝發生了矛盾，忠君思想與守孝觀念，發生了前所未有的衝突，但由於中國封建社會的性質，決定了孝必須讓步於忠。對君主的絕對忠誠，才是當時社會的真正價值取向。

奪情的現象古已有之，例如西周時的周伯禽。周伯禽是西周的重臣，周天子所倚重的大將，當時西周旁邊的夷國發生叛亂，周天子任命周伯禽為大將，前去鎮壓平叛，可是此時的周伯禽正在家丁憂守制，喪期還未滿，所以當時的周伯禽哭著前去征戰。這就是周伯禽卒哭出徵事件。

周天子出於維護國家的利益的角度，命喪期未滿的周伯禽率軍出征，這是對丁憂制度的一種靈活變通，從中可以看出，周伯禽卒哭出徵事件，這是最早的奪情制度的雛形。而這種奪情的發生也是合乎當時的禮法的。

秦漢以後以及後世朝代，丁憂奪情的特例也屢有發生，朝廷重臣、擔任要職的大臣奪情的情況時有發生。從西周最初的周伯禽卒哭出徵，金革奪情之始，以後歷朝歷代的奪情皆因政治的需要、職位的重要和皇帝個人喜好而奪情。奪情是封建國家出於政治需要，對丁憂制度進行改變的一種特例。奪情之制典型地反映了忠與孝之間兩難的矛盾與衝突。從而產生了移忠作孝的特例。

對丁憂官員奪情的原因目的無外乎兩種，一是為了軍國大事，二是出於皇帝的個人喜好，為了表示皇帝對臣子的賞析之情。能夠在丁憂之間而得到奪情之制，在當時的社會可以說是一種殊榮。但是不是每個官員都能夠享受此等殊榮，在封建國家中，被奪情的官員大致有以下幾種型別：

專業技能的官員是指醫官、外交官員、專理地方課稅糧儲存等官職，以及欽天監等職務，這些都屬於專業技能的官員。在丁憂期間，喪期未滿便被朝廷複用奪情。在古代社會，鹽、鐵、酒、糖等業務都是封建官營壟斷的行業，是國家的經濟命脈，封建國家的主要財政收入，而只有專理鹽務的官員才具備管理鹽務的能力。

如明正統十三年，翰林院修撰許彬父親去世，外夷朝貢往來不絕，番文處理需具備知曉夷文字之外交專業技能人員，徐彬為翰林院修撰，從事譯夷文字多年，既曉夷文又通政事，為國家外交之專業精英，故丁憂喪期未滿，便在丁父憂期間被奪情起復。

除此之外，清廷規定欽天監可以不丁憂，這在明代已有。具體來講，欽天監是一個具有神秘色彩的職業，而這種神秘色彩完全是為封建統治者而服務的。欽天監的主要職能是掌管天文、曆法、星象、占卜之事，如清代的欽天監湯瑪法，曾利用天象不吉的神秘說法，來阻止多爾袞的宮廷建築工程。

正因為如此，欽天監在清代不允許丁憂守制，可以看出欽天監的特殊職業是世襲制的。股肱之臣即官居高位的重臣、要臣，他們往往肩負重任，被封建皇帝所信任與倚重，身居要職，不可或缺。如皇帝之手足、軍機大臣、領侍衛內大臣、六部尚書、重要閣臣等。這些要員在遭遇父母之憂時，往往被奪情起復。

咸豐八年二月，雲南某鎮總兵周天培遭母去世，為其母丁憂守制，但此時在江南亂民暴動，發生叛亂，朝廷急需用人，令其留江南軍營助剿，事畢後便可回籍為母丁憂。

咸豐八年七月，湖北巡撫母親病亡，咸豐帝加恩賞賜，准予治喪，違軍營慣例準穿孝服百日期限。同治五年六月，清廷要臣李鴻章母親去世，李鴻章為母丁憂，此時太平天國運動爆發，為編練新軍、鎮壓叛亂，慈禧和慈安兩宮太后起用奪情李鴻章，停止他的丁憂守制。

軍務未平，皇帝正值春秋，軍務未竣，四方多事，卿受朝廷厚恩，應竭力圖報遂復奪情起用，不可去官離職。由此可見，朝廷的奪情制度有時是帶有強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