榆林“芹菜案”：那些呼喊反轉的人，正在怎樣偷換概念
撰文 | 文一刀
1990年9月，題為《關於堅決制止亂收費、亂罰款和各種攤派的決定》（中發［1990］16號）檔案正式拉開治理“三亂”的大幕。
32年過去，以“亂罰款”為主力特徵的各種烏煙瘴氣場景，卻以更令人目瞪口呆的方式，似已捲土重來。
繼“67天罰款6700萬”的河北霸州、“20天貼74萬張罰單”的河南鄭州、“罰沒收入全國第一”的江蘇鹽城等典型罰款亂象之後，陝北榆林以“5斤芹菜獲罰6。6萬案”躋身魔幻榜單。
榆林芹菜事件引發一片譁然之後，從8月29日晚間到30日上午，相繼有毫不掩飾地洗地聲音貼身而上，從個人發言到中國質量報、中國市場監管報的長篇“大論”，幾乎步調一致地“撐市監罰款、辯攤販被罰不冤”。
洗地論調首先丟擲一個“經多方求證獲知”的細節：榆林這家蔬菜店銷售的幾斤芹菜，被市監部門抽檢發現“毒死蜱”殘留超標。
繼而給菜販夫婦扣上“賣毒芹菜”的帽子，有人還與三聚氰胺事件關聯。
最後“收網”稱：市監部門明明是在“守護百姓舌尖上的安全”，開出6。6萬罰單已經是從輕處理，甚至直指如果不讓他們罰，那基層市監幹部以後工作還怎麼幹？
該論調將《食品安全法》中““違法生產經營的食品、食品新增劑貨值金額不足一萬元的，並處五萬元以上十萬元以下罰款”舉為擋箭牌，意即“榆林市場監管部門的處罰是有明確法律根據的。”
其卻迴避了一個行政處罰的基本原則，即：設定和實施行政處罰不僅要以事實為依據，還需與違法行為的事實性質情節及社會危害程度相當。處罰的是否合理，一個標準就是看違法行為與處罰的裁量是否按照比例。
這不僅是一個原則或者說道理，更有直接應用於執法實踐的一系列具體規定給予支撐。
包括自2011年1月1日起施行的《陝西省規範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規定》、2017年頒佈的《陝西省食品藥品行政處罰自由裁量權適用規則（試行）》、《陝西省食品藥品行政處罰自由裁量基準（試行）》。
2018年食藥監、質監、工商合併為市監之後，又有《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修訂）》。
當中都明確規定，各級市場監管部門行使行政處罰裁量權，應當堅持合法、過罰相當、處罰與教育相結合、綜合裁量四大原則。
處罰裁量階次也被劃分為不予行政處罰、減輕行政處罰、從輕行政處罰、一般情形行政處罰、從重行政處罰五個層級，對應也都有詳細規定。
如何在綜合考慮下應用裁量，兩起福建莆田市中級人民法院審結的案例很能說明問題。
它們案情相似，終審判決分別下發於2019年12月9日、2020年2月28日。當事人一為莆田下轄仙遊縣一家蔬菜零售店，另一是方某某經營的一個蔬菜攤。
仙遊縣蔬菜店因銷售芹菜檢出“毒死蜱”殘留超標，方某某經營的蔬菜攤菠菜被抽檢出超標“毒死蜱”殘留、生薑鉛含量超標。
二人都是可以提供工商營業執照及本人證件，但無法提供進菜票據及相關合格證明材料，於是又被市監部門認定為“沒有履行進貨查驗義務。”
“兩錯並罰”之下，仙遊縣蔬菜店獲利8元被市監部門罰款5萬，方某某菜攤賣了16元被處罰款5萬元。
二人提起行政訴訟，歷經二審後，法院認為雖然售賣蔬菜農殘超標等確實清楚，但綜合在案事實看到的全貌情況是，對於仙遊縣蔬菜店：1、系從農戶手上批發少量自種的蔬菜，從市場交易習慣及交易成本上，無法也不可能提供食品出廠檢驗合格證或其他合格證明。
2、蔬菜店採購的芹菜數量較小，此類經營者更主要是依照日常經驗判斷農產品的新鮮度、完好性，以確定農產品是否合格。
3、因此，上訴人仙遊縣鯉城金森蔬菜店在採購上述芹菜時，透過檢查其外觀、氣味等，已履行了基本的進貨查驗義務。
4、蔬菜店違法所得僅8元，且未出現嚴重社會危害後果。
對於方某某菜攤：1、系其從合法的集中交易市場涵江區閩中蔬菜批發市場採購生薑及菠菜，該事實亦為市場監督管理局所認可。
2、採購的生薑及菠菜數量較小且其僅為蔬菜攤的經營者，故要求其向供應商索要檢驗合格證明，既不現實也不符合交易習慣。
3、此類經營者更主要是依照日常經驗判斷農產品的新鮮度、完好性，以確定農產品是否合格。
4、進貨所在的蔬菜批發市場作為轄區合法的集中交易市場，日常亦有公示蔬菜合格的檢測結果，足以形成合理信賴。因此可以認為，在批發市場採購上述生薑及菠菜時，透過檢查其外觀、氣味等，已履行了基本的進貨查驗義務。
5、違法所得僅16元，且未出現嚴重社會危害後果。
於是，在這兩起案件終審，法院均對市監部門的處罰予以撤銷處理。
實話實說，莆田醫院雖然“黑”名遠揚，但莆田中院這兩起審理卻可謂清白如雪、明察秋毫。
兩起判例均是用全面、平衡、綜合考量的視角，來糾正市監部門狹隘、短視、斷章取義的“執法”謬誤，可堪示範。
學習完這兩起判例之後，再來對照榆林“芹菜案”許多東西就一目瞭然。
1、榆林羅某夫婦不過是開蔬菜店個體戶，不折不扣的小微主體或曰基層兩枚大小不一的韭菜，並不具備除日常經驗之外的檢驗條件。
即便是榆林市監的抽檢，也都是耗時一個月後才有的結果，難不成指望這些個體戶在進菜的時候都先拿幾個樣品花一個月時間“履行進貨檢驗”之後再行銷售？
而且別說個體戶沒這個條件，盒馬、永輝超市等機構銷售的農產品，照樣“毒死蜱”超標事件頻出。
甚至盒馬在杭州還有過消費者因吃了農殘超標物品而中毒的案例。
可針對這些實則具備檢驗條件的大型連鎖機構的處罰，卻常常是一兩萬了事，至多5萬。
2、榆林市監部門的行政處罰文書顯示，羅某夫婦是從榆陽區麻地灣農貿市場進貨蔬菜。
這個農貿市場，同樣處於榆陽區市監部門監管範圍內，既然開放營業，對於普羅大眾來說，同樣有理由形成合理信賴。
3、更何況，羅某夫婦的芹菜進貨僅7斤，要求其在農貿市場採購7斤菜時索要檢驗證明，既不現實也不符合菜市場的交易習慣。
4、在市監部門監管範圍內正常開發的農貿市場處的採購，透過檢查農產品的新鮮度、完好性、外觀、氣味等確定農產品是否合格，應可以視為已履行了基本的進貨查驗義務。
5、綜上，羅某夫婦在進貨時不可能知道芹菜存在不合格情況，銷售農殘超標芹菜屬於無心過失。而市管局並未去努力追蹤主觀故意使用“毒死蜱”，且不等農藥降解完全就送進流通渠道的芹菜生產者，反而對最多是無心之失的販夫走卒直接處罰6。6萬元。
再對比一下其他地區市監部門的執法實踐。
安徽馬鞍山並不是一個財政富裕的地級市，但其市監部門日常針對小微主體的執法上卻做到了實事求是的綜合考量。
2022年7月1日作出的“馬鞍山市鄭蒲港新區耿永來蔬菜店銷售農藥殘留超標處罰決定書”，這家菜攤銷售的芹菜也是“毒死蜱”超標，還有韭菜是“腐黴利”超標，貨值金額80元，違法所得28元。
綜合考慮涉案各方因素之後，處罰決定為：1、警告；2、沒收違法所得28元；3、罰款人民幣2000元。
這不是孤例，2022年1月5日的《劉榮年銷售農藥殘留含量超過食品安全標準限量的食用農產品處罰決定書》顯示，案涉上海青“毒死蜱”超標。
該案貨值金額104元，處罰為警告、罰款5500元、沒收違法所得19元。
2022年3月28日的農殘超標案，處罰為警告、沒收違法所得84。9元、罰款5500元。
2022年7月19日的農殘超標案，處罰為警告、沒收違法所得71。8元、罰款3000元。等等。
反觀榆林，因煤價沖天2022年地方財政收入同比幾近翻倍，已經超過號稱國際大都市的西安，全國地級市當中更是名列前茅。
可是，“督查組查閱榆林市市場監管局行政處罰臺賬發現，2021年以來，該局對小微市場主體罰款超過5萬元的食品安全案件有21起，案值幾十元至幾百元不等，罰款數額與違法所得的比例達到100倍至200倍，個別案件比如“芹菜案”超過3000倍。”
“芹菜案”達到了驚人的3300倍，對販夫走卒下如此狠手，在抑制“毒死蜱”殘留超標農產品上市流通方面成效如何？
查詢榆林市市場監督管理局公開的2021年食品安全抽檢監測分析報告可見，芹菜的抽檢不合格率為9。3%，不合格專案為毒死蜱。
這個比例，實在是是高得驚人。
蹊蹺的是，榆林市監部門並非不懂“體恤民情”，不僅督察組發現當地市場監管部門存在“類案不同罰”問題。
翻開榆林市監自己公佈的通報，同樣農殘超標但不予處罰的情況不難看到。
凡此種種綜合一起來看，榆林市監這是在“守護民眾舌尖上的安全？”還是就想“鬧錢”，相信傻子都能做出判斷。
督查組之所以將“6。6萬芹菜案”作為典型抓手，深層意義更在於一個邏輯：韭菜割多了、割得太頻繁，就會減慢生長速度；如果還不管不顧繼續割，韭菜就有可能自絕根脈，讓上邊的割無可割。
這也就是各地頒佈的《市場監督管理局行政處罰裁量權適用規則》中明確要求的：
“處罰裁量時，需綜合考慮個案情況，兼顧地區經濟社會發展水平、當事人主客觀情況等相關因素，實現法律效果、社會效果、政治效果的統一。”
面對如此清清楚楚的原則、道理，還有人跳出來替“5斤芹菜罰6。6萬”這種行為進行偷換概念的狡辯與不怕閃腰的洗地，結論就一句話：非蠢既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