歷史上畫西湖畫得最多的是誰？乾隆帝為何專門題詩？富陽這位文史專家著書為你揭秘！
杭州西湖聞名天下，尤其與歷代詩人畫家緣分深厚。蘇東坡的名句“欲把西湖比西子，濃妝淡抹總相宜”至今膾炙人口。而宋代畫家李迪、馬遠、陳清波之流的西湖圖，則奠定了“西湖十景”的基礎。此後，許多畫家創作過西湖題材的畫卷。
那麼，你可知道歷史上畫西湖畫得最多的名家是誰？
“清代的董邦達是描繪西湖最多且作品留存至今最多的一位畫家。據不完全統計，董邦達一生所作的西湖圖不下百幅，僅在《石渠寶笈·續編》和《石渠寶笈·三編》兩書中著錄的就有數十幅之多。”新近由浙江人民美術出版社出版的《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一書中丟擲這樣的定論。
《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一書的著者，為今年72歲的富陽文史專家史庭榮先生。他曾在富陽文化館、文聯、報社、政協文史委任職，現為浙江省美協會員、杭州錢塘江研究院客座研究員、富陽董邦達董誥研究會會長。他治學嚴謹，對藝術、文史等均有研究，在“二董”歷史、文化與藝術研究領域更是深耕不綴，主編《丹青傳相業——董邦達董誥書畫精品集》《董邦達董誥全國學術研討會論文集》《董邦達董誥傳說故事》等。
“編撰《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一書，除了弘揚優秀中華傳統文化精髓，確立董氏父子的書畫家形象外，也是進一步挖掘‘二董’文化內涵，深化和拓展‘二董’文化研究，為富陽的文化品牌建設添磚加瓦。”這正是史庭榮先生著書的初衷。
“我希望用書籍的方式讓更多人瞭解‘二董’藝術”
董邦達、董誥父子是清代中期名臣，也是富陽重量級的歷史名人。父董邦達官至工部尚書、禮部尚書，子董誥累官軍機大臣、文華殿大學士。父子倆歷事雍正、乾隆、嘉慶三朝，前後長達八十餘年，深得乾隆、嘉慶二帝器重。
董氏父子才幹出眾，為官勤政清廉，受到乾隆、嘉慶二帝的高度讚揚，官德人品彪炳史冊，留譽千古；董氏父子學識淵博，書畫多蒙宸賞，論者將董邦達山水與董源、董其昌並列，譽為“三董相承、畫家正軌”，父子素有“大小董”之稱。他們的傳世作品數以千計，許多都有乾隆、嘉慶御題，不少著錄於《石渠寶笈》。
1月13日下午，在富陽公望美術館學術報告廳舉行的《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新書首發分享會上，史庭榮先生分享了創作緣起。
2018年11月至2019年3月，由故宮博物院和富陽區政府聯合主辦的“君聖臣賢——乾隆皇帝和董家父子書畫特展”在公望美術館展出期間，他多次受邀為各界觀眾作導覽解讀，還有許多朋友透過微信、電話等方式向他討教“二董”故事。“這是激勵我寫書的直接原因，我希望用書籍的方式讓更多人瞭解‘二董’藝術。”史庭榮先生說。
在史庭榮先生看來，董氏父子是兼具官員和書畫家雙重身份的人物。要全面認識他們，不但要了解他們的生活經歷、仕途升遷、為官之道，同時還要了解其詩文書畫。
“伴君如伴虎。在政壇上，他們或許會隱匿一些自己的個性。作為書畫家，他們的學養內涵和人文精神，無疑會透過其作品流露出來。”史庭榮先生從2018年11月開始著手撰寫這本書，至2021年6月底完稿，選編董氏父子書畫作品100件（含冊頁約200幅），每件配有1000餘字賞析小文一篇，介紹作品規格、質地、內容、表現形式、專業技巧和審美特徵，考證其創作緣由和背景，講述其與作品有關的故事。
該書涉及作品大多為各博物館所藏。作為館藏，自然經過一定程式的鑑定，一般來說大多為可靠的真跡。也有小部分作品來自其他著錄甚至拍賣流轉途徑，都經過史庭榮先生反覆比對查考。
現今，“二董”文化的內涵及其價值已被越來越多的人所認識，尤其在董氏父子的故鄉富陽，“二董”文化已逐漸成為新時期彰顯人文歷史的一個品牌，“二董”成為與孫權、黃公望、郁達夫一樣響亮的富春文化符號。
富陽區文聯主席宋富華認為：“《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是‘二董’文化研究的重要成果，是一本認識瞭解‘二董’文化特別是董氏父子書畫的不可多得‘入門書’，為弘揚優秀傳統文化、‘二董’文化素材和文化價值的挖掘和富陽‘文化強區’建設增添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史老師本身就是一本厚厚的書，我從他身上學到很多，不僅是學術，還有為人處事的品格。”本土畫家蔡樂群說，這個春節必然是豐富的，他可以在書中暢遊，尋找一草一木背後的精彩故事。
百圖百文，篇目考究，圖文並茂，信實與美感並重
“二董”繪畫受當時學苑、畫苑風氣影響，講求無一字無出處、無一筆無來歷（師法董源、巨然、黃公望、董其昌、“四王”等），就更要求鑑賞者熟稔“二董”之前的美術史知識。史庭榮先生歷時兩年又八個月，《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終於問世。其實，這本書承載著他10餘年的積累。
即便如此，撰寫這本書的時候依舊困難重重，正如文學博士、四川大學教授韓剛在序言中深有感觸地說，寫這類文章，寫好五篇不難，十篇十五篇也不太難，二十篇以上就難了，且數量越多越難，最後簡直難上加難，以至於無從下筆，因為一下筆就幾乎不可避免地要與前面所寫重複。
史庭榮先生對董氏父子的每件作品都深入研究，避免重複，“我即便煞費苦心，很多時候也會有江郎才盡的感覺。”
困難還不止於此。史庭榮先生在自序中透露：“其成稿之所以耗時費力，主要有兩方面原因：一是蒐集圖樣之難。本書構思是一圖一文，首先就是要找到合適可用之圖。‘二董’作品雖多，但公之於眾的極少，大多沉睡在博物館裡，特別是故宮博物院和臺北故宮博物院。而這兩處文物聖殿，又不可以自由出入，其藏品更不可以隨便接觸。一般看得到或可以在網上搜索到的大多畫素太低，無法滿足印刷本書的需要。因此，要找到一張合適可用的圖樣實屬不易。二是查詢資料之難。有的找到了勉強可用的圖樣，但找不到文字資料。因為對董邦達、董誥的研究目前還未形成一定的氣候，且不說‘二董’作品尚未吸引眾多史論專家的關注度，就是收藏其作品的相關博物館本身，亦未將其放到關注研究的視覺範圍內。因此，大多隻有一個簡單的題目，而無必要的內容表述。”
“作為《董邦達董誥百圖賞析》，只有文字資料而沒有合適可用的視覺圖樣肯定不行，有了合適可用的圖樣而缺少文字資料又無法成文，需要兩者兼具，無疑有一定難度。故本書入編作品只能是有限條件下之所選。”史庭榮先生表示，這本書以“二董”書畫作品為載體，希冀攜手更多讀者從解讀中進一步走近“二董”，透過創作選題和內容提煉瞭解“二董”之愛好擅長，透過表現形式和筆墨技巧領略“二董”之學識修養，透過學畫路徑和風格特色探析“二董”之審美取向，透過書畫唱和理解“二董”之為人處世，透過詩文題識感悟“二董”之氣度情懷。此外，讀懂董氏父子的書畫作品，其意義遠非作品本身及藝術的層面，透過其作品，還可窺視當時藝術與政治之間、君臣之間、朝野之間和宮廷內外的交融互動關係，從而豐富和加深對董氏父子的認識。
該書百圖百文，篇目考究，圖文並茂，信實與美感並重，既有學術價值又通俗易懂。杭州市作家協會副主席、內刊《富春江》主編方格子說：“史老師的賞析文章很好的規避了學術論文之枯燥，標題有韻味、有節奏，文字乾淨、流暢，篇篇都是有高古之意的散文。我收到他的文章後如獲至寶，在《富春江》陸續刊登很受讀者歡迎，內刊都‘暢銷’了。”
董邦達董誥父子奉敕畫西湖，故鄉山水藏胸中
“西湖十景”因其體現自然景觀與人文景觀的和諧統一，自南宋以降，一直是文人吟詠、畫家圖繢的絕佳題材。
史庭榮先生在《曲盡其勝西湖圖——董邦達<西湖全景圖>卷賞析》一文中說，乾隆第一次南巡前，董邦達奉敕繪《西湖全景圖》卷和《西湖四十景》冊進呈御覽，乾隆帝對冊頁的題跋稱：“董邦達所畫西湖諸景，辛未南巡攜之行笥，遇景輒相印證，信能曲盡其勝，因以十景匯為一冊，各題絕句志之。”
第一次南巡迴鑾後，乾隆又命董邦達繪製“西湖十景”，董邦達即以《西湖四十景》冊中的十景圖為底本，並將畫幅形制調整為直幅，而景物佈置皆大同小異。
該圖系應乾隆擴建圓明園需要所繪，因此，尺幅之大為“西湖十景”題材作品之最，可見它還兼有“設計稿”的功能。圓明園著名的四十景中，即有仿“西湖十景”之“平湖秋月”“兩峰插雲”等景觀。
《西湖十景圖》軸筆法精緻，格調清雅，為董邦達經意之作，亦堪稱描繪西湖的代表作品。
乾隆帝對此鍾愛有加，不僅裝裱形制與一般作品不同，更於每幅畫面親題七絕—首，加鈐寶璽七枚，顯示了極為隆重的“天恩”。還值得注意的是，據專家考證，目前所見乾隆題畫，九成以上為詞臣張照等人代筆，出其親筆的較為少見，而董邦達《西湖十景圖》軸上的題詩均為乾隆親題。
史庭榮先生又在《清新自然柔和溫潤——董誥<西湖十景圖>冊賞析》一文中提及，董誥《西湖十景圖》冊，款署：“臣董誥敬書恭畫。”每幅用楷書題御製西湖十景詩各一首。董邦達畫了許多西湖圖，並得到皇帝的推崇。因此董誥畫西湖，既追隨其父所好，亦對西湖有家鄉情結。董誥8歲時，隨父回籍安葬祖母，在家鄉生活近兩年，想必期間有父子同遊西湖的機會。而更主要的是乾隆三十年（1765），乾隆皇帝第四次巡幸杭州，董誥扈從，陪同皇帝盡情遊覽西湖景緻，並奉敕繪《西湖覽勝圖》冊（四冊四十六開）呈進，使他對西湖有了更全面瞭解、更深人觀察，對西湖景緻的描繪有了更準確的思考和把握。
藏於故宮博物院的董邦達《青林紅葉圖》軸，作者在畫面左上部位行書自題七言詩一首：“青林紅葉照秋潭，掛席微風鏡畫涵。一段清光描不得，桐君山北富江南。”此圖非臣字款，亦無創作年款，說明既不是奉敕所作，也不是清宮舊藏之物。
史庭榮先生在《青林紅葉圖 故鄉山水情——董邦達<青林紅葉圖>軸賞析》一文中指出，據目前所知，董邦達直接描繪富春山水的作品並不多，除本幅外，尚有《富春山色圖》軸、《弘曆擬邱希範早發漁浦潭圖》幅、《江鄉帆影圖》軸、《秋林平遠圖》軸、《富春山色十二開》冊等。
這些作品多采用“三疊兩段法”和“平遠法”構圖，圓潤的山石，鬆軟的坡岸，空闊的江面，沙洲遠山，叢樹白帆，似乎信手拈來，率意組合，就成了富春山水景緻的真實寫照，給人“水送山迎入富春”和“春江宛然舊遊中”的感覺。
此外，在他的許多山水畫作品中，都可以看到富春山水的元素，充分說明富春山水給董邦達的山水畫創作注入了不竭的源泉和動力，因此，在其進行山水畫創作時，儘管不以富春山水命題，或不寫富春山水實景，但富春山水的元素和神韻，都會情不自禁地從腕底筆下流淌出來。
這些作品，無論是水光山色的清麗，還是層巒疊嶂的華滋，無論其筆墨的溫潤，還是其設色的淡雅，都彰顯出黃公望高逸的格調，流露出濃濃的富春山水神韻，這似乎成了他抒發對故鄉的美好記憶，寄託對故鄉無限情思的渠道。難怪乾隆皇帝在其《秋林平遠圖》中題有“是地豈富春，誰弄嚴公釣”句，中肯地道出了董邦達創作中的家鄉情結和作品所呈現的富春意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