論4000年前黃帝、炎帝、蜀山氏三強並峙中的陶寺和石家河文化
在《夏與商周並行論續》中，筆者談到了把傳統意義上的殷商文化分為兩段的觀點，即前段稱唐，後段稱商，並指出這個唐文化源自石家河文化，在極盛時已經北抵晉南。換言之，筆者所說的這個唐文化，從空間上講，是把石家河到陶寺之間的整個區域視為了一個整體；從時間上講，則以成湯伐夏（標誌性事件是二里頭文化的毀滅）為界標，分為了前後兩段，即第一段為所謂的唐堯（或丹朱）之“唐”，其考古文化包括石家河、陶寺等；第二段為成唐（湯）之“唐”，其考古文化包括盤龍城、鄭州商城、偃師商城等。
那麼，這個“唐分二段”論的依據是什麼呢？提出這個觀點的意義又在哪裡？現在，我們就此來談一談。
一、古文字材料
從文獻來看，從江漢到晉南的整個區域在先秦時期普遍存在“唐”這個名號。
首先看晉南地區。《左傳·昭公元年》記載，高辛氏有二子，叫閼伯和實沈。因兄弟倆不能和睦相處，帝乃遷閼伯於商丘，用大火星來定時節，此為商人所繼承，因此人們也稱大火星為商星。另外，帝又遷實沈於大夏，用參星來定時節，此為唐人所繼承，並先後服事夏、商。到了西周初年，唐為周成王所滅，變為了唐叔虞的封國，這就是後來的晉國。
參商，後來用於比喻親情隔絕，無法相見
此晉地之“唐”，在出土文獻材料中均寫作“昜”字或從“昜”之字。《說文·口部》唐字下說：“啺，古文唐從口、昜。”正與出土材料相合。例如，西周早期的覺公簋銘文說：“王令唐伯侯於晉”，此唐字即作“昜”。又比如，晉公盆（《整合》10342）銘文稱唐叔虞作“我皇祖唐公”，此唐字從爵、從昜、從邑；又比如，山西曲沃北趙村晉侯墓地M31出土的文王玉環銘文：“我眔唐人弘戰胡人。”此唐字從爵省、昜聲。凡此，李學勤、孫亞冰等已論之甚詳，可參閱其文。
覺公簋及其銘文
再看晉南以南、江漢及其以北的區域。陳槃《春秋大事表列國爵姓及存滅表撰異》唐國條下列出了大量含有“唐”字地名，均分佈在這一區域。下試舉幾例：
（1）《國語·鄭語》說：“當成周者，南有隨、唐。”陳槃認為其都在今隨州西北的唐城鎮。
（2）《漢書·地理志》南陽郡舂陵縣有上唐鄉，班固自注為“故唐國”，其地也在今湖北隨州。
唐地示意圖
（3）《左傳》昭公二十三年：“尹辛敗劉師於唐。”此唐即《後漢志》的唐聚，地在今河南洛陽。另外，《清華大學藏戰國竹簡》第五冊收錄一篇先秦佚文，言“湯處於唐丘”。此處之”唐“，清華簡作“湯”。《漢書·地理志》偃師條下言：“湯都，屍鄉。”今洛陽有發現偃師商城，說者多以為即湯都。據此，則今洛陽偃師或即清華簡的“唐丘”之地。
湯處於唐丘（取自《清華簡》）
2001年3月，湖北省鄖縣五峰鄉肖家河村出土一批春秋時期的唐國青銅器，其中青銅匜、青銅鈚、青銅盤有銘文，器主稱唐子仲瀕兒。這批青銅器銘文中的”唐“字均從牛、昜，與晉國青銅器上的”唐“字寫法也遙相呼應。
唐子仲瀕兒匜
這裡，有必要說一下陶寺扁壺朱書。該扁壺出土於陶寺文化晚期灰坑H3403，壺腹部有二個朱書符號，其形體與殷墟甲骨文相近。其中一個符號可隸定為“文”，學者多無異辭。另一個符號，羅琨先生隸定為“昜”，推測其字元是“記述堯的功績，以便幫助記憶，傳諸後世”；何駑研究員則隸定為“堯”，謂其義指“建立在黃土高塬上的高大夯土城牆（垚）”。 根據張政烺教授的觀點，陶寺扁壺上的字同大汶口文化陶文、殷商甲骨文屬同一個系統，同時，以陶寺地處唐地且唐人與商人具有淵源而論，若羅琨先生之說可信，則陶寺文化稱為“唐（昜）”文化便可採信。
陶寺扁壺（圖源：中國考古網）
二、考古文化
公元前2300年左右，陶寺文化興起。陶寺文化主要分佈在晉南地區的汾河下游及其支流澮河流域，在臨汾、襄汾、侯馬、曲沃、翼城、新絳諸縣（市）都有發現陶寺型別的遺址。陶寺文化分為三期，其中早期的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300—前2100年，中期為公元前2100—前2000年，晚期為公元前2000—前1900年。
陶寺文化的代表性遺址——陶寺遺址位於襄汾縣東北的汾河東岸的塔兒山西麓，總面積達400多萬平方米，發現有大、中、小三座城址，其中大城址面積約280萬平方米，屬陶寺文化中期。陶寺墓地雖有出土銅器，但多在中小型墓葬中，說明當時的金屬器還沒被視為財富與地位的象徵。
陶寺遺址（圖源：中國文物網）
石家河文化是繼屈家嶺文化發展起來的一個新石器時代晚期文化，以湖北天門石家河遺址群而得名。其分佈範圍以江漢平原中心，北到南陽盆地南緣和桐柏山北側，東到麻城、黃岡一線，南到洞庭湖地區，西抵西陵峽西口。由中國社科院考古所編著的《中國考古學·新石器時代卷》定其年代為公元前2500年至前2000年，劉俊男、易桂花合著的《碳十四測年與石家河文化起訖年代問題》則考證為公元前3000年至前1900年。
陶寺玉獸面（ M22：135）
從陶寺文化來看，早期文化的墓葬習見世俗的陶器群和木、陶、石禮器群，中期墓文化則崇尚玉器、漆器和彩繪陶器，這說明陶寺中期文化對早期文化實現了替代。從對考古材料的分析看，代替陶寺早期文化者與石家河文化有密切關係。比如：在陶寺中期墓葬中出土了一件獸面玉器（M22：135），與出土於石家河文化的六合玉器幾乎一致。此外，何駑研究員的研究還表明，陶寺的陶鼓、寬沿豆、折肩彩繪陶壺等器物的風格也明顯受到了江漢地區屈家嶺文化及其繼承者石家河文化的影響。
六合玉器（摘自《石家河文化玉器》）
江漢地區的石家河文化要進入晉南汾河谷地，不能不對今河南境內的早期文化產生重大影響。在這方面，郭靜雲教授曾做過大量的考古資料分析比對，從而得出結論說：“新石器、青銅時期之際，江漢農產、文化已擴充套件到河南中原，併到達黃河南岸。”（見《夏商周：從神話到史實》）
三、歷史傳說
從歷史傳說來看，江漢地區特別是其北緣的丹江流域和晉南地區也存在密切聯絡。傳統觀點認為，堯稱帝前為唐侯，其族稱陶唐氏，活動地區主要在今晉南地區。1985年，鄭州大學李民教授發表《堯舜時代與陶寺遺址》，提出陶寺的發掘資料與文獻中所說的堯舜時期的情況可以相互對照，並從地域、年代、社會狀況等幾個方面進行了論證。1987年，北京大學出版的《華夏文明》第一卷收錄王文清先生的《陶寺遺存可能是陶唐氏文化遺存》的文章從地望、年代方面進行考證，也提出陶寺遺址是陶唐氏的文化遺存之一。目前，這一觀點在學術界頗有影響力。
陶寺觀象臺（圖源：山西省人民政府網）
在傳世文獻中，江漢平原北緣的丹江流域流傳著豐富的堯或丹朱傳說。《呂氏春秋·召類》說：“堯戰于丹水之浦，以服南蠻。”郭璞注《山海經·海內南經》引《竹書紀年》說：“后稷放帝朱于丹水。”《史記·五帝本紀》稱丹朱為堯之嗣子而頑兇，正義引《荊州記》則說：“丹水縣在丹川，堯子朱之所封也。”
四、綜合考察
（一）唐文化的族屬為丹朱部族
前述可見，從江漢平原到晉南河谷的大片地區在考古材料、歷史傳說以及古文字材料方面都顯示出強烈的相關性。從歷史傳說來看，如果我們把這支文化概稱為唐，則其源頭當在晉南地區；然而，從考古材料來看，顯然其源頭應在江漢流域。那麼，這當如何解釋？山東大學的方輝教授認為：
丹朱為帝堯嗣子而又被帝堯斥為“頑兇”，應該反映了帝堯與丹朱兩個部族之間既聯合又鬥爭的史實。
此說可信。也就是說，所謂的堯與丹朱為父子之說，其實反映的是堯部族在與丹朱部族的鬥爭中取得了主導地位。那麼，本文所說的這個“唐”文化究竟是歸屬於堯，還是歸屬於丹朱呢？或者說還是屬於二者已經發生融合的文化？
從先秦文獻來看，丹朱傳說存在於丹水有明確的記載，而堯與“唐”或者“陶唐”是否有關卻尚存疑問。在《山海經》、《左傳》等文獻中，論及唐或陶唐時均不涉及“堯”，言及堯時亦不涉及“唐”或者“陶唐”。尤其是《呂氏春秋·古樂篇》甚至明確把陶唐氏與堯進行了區別：
昔陶唐氏之始，陰多滯伏而湛積，水道壅塞，不行其原，民氣鬱閼而滯著，筋骨瑟縮不達，故作為舞以宣導之。（後接黃帝、顓頊、嚳）……帝堯立，乃命質為樂。質乃效山林溪谷之音以歌，乃以麋各置缶而鼓之，乃拊石擊石，以象上帝玉磬之音，以致舞百獸。
此處之”陶唐氏“，顏師古注《漢書》時引文作“陰康氏”，童書業《“帝堯陶唐氏”名號溯源》（見《古史辨》第7冊）已辨其非。北京大學陳泳超教授《堯舜傳說研究》對此問題進行研究後也指出，後世與堯相聯的“唐”或“陶唐”，在先秦典籍中是否指堯，還是有疑問的。據此可見，先秦文獻和考古材料實可互證，即本文所稱的唐文化當與丹朱進行聯絡。
（二）由“唐”、“昜”二字的關係觀察殷商起源
在甲骨文中，“唐”與“昜”字並見。縱觀甲骨文、金文、戰國竹簡諸類材料，我們發現，除了殷人及屬於殷裔的宋人之外，傳世文獻中的唐國在各類材料中均寫作“昜”字或從“昜”之字，而“唐”字出現時，則總與殷人或殷裔有關。如唐子祖乙爵即為殷器，甲骨文和宋人青銅器均把傳世文獻中的成湯記作“成唐”。這說明，“唐”字似為殷人及殷裔用來稱其先公及屬族的專稱。
唐子祖乙爵（《整合》8836）
同時，隨著我們把傳統意義的殷商分作唐和商兩段，則過去學者們所談論的早商文化亦即本文所說的唐文化晚段。因此，從本文的觀點來看，商人祖先當源自於古昜族，為了與諸昜人區別，商人為自已的族稱和祖先創造了“唐”這個專字來記錄。《漢書·地理志》記載，成湯崛起之地在偃師的屍鄉，此正為古唐國之地。而考古文化亦顯示，商族與南方的石家河文化及其繼承者盤龍城文化之間關係非常密切（另文說）。
殷墟文化和石家河文化的玉鳳
（三）丹朱判堯與炎黃之爭霸
“昜”與“陽”字相通，如郭店楚簡的陰陽之“陽”即作“昜”；又如《戰國策·趙策三》之“胡昜”，《史記·穰侯列傳》作“胡陽”，皆其證。由此我們不難斷定，宋玉《高唐賦》的“高唐”與屈原《離騷》的“高陽”，其本詞亦當為“高昜”。
屈原自稱高陽苗裔
“昜”文化源起於江漢流域，而《山海經·海內經》言炎帝處於江水流域，《白虎通義·五行》更明確說：“炎帝者，太陽也。”又《淮南子》稱炎帝為南方主神，則本文之昜（唐）文化似亦可稱炎帝文化。筆者在《論西戎集團和甲骨文中的江漢古族（上）》中曾從城邑文化興起於江漢地區的角度稱石家河文化為共工文化。《左傳·哀公九年》稱炎帝為姜姓之祖，《國語·周語理》則稱姜姓四嶽為共工之孫，這些材料都表明炎帝和共工本在一個大的文化體系之下。
從傳世文獻來看，堯與炎帝之事似乎兩不相侔。然而，事實並沒有這麼簡單。我們知道，中國古代有炎黃之戰的傳說。檢索文獻，我們卻屢屢發現這場大戰中的勝者被記作堯。 如《後漢書》卷59《張衡列傳》雲：
凡讖皆雲黃帝伐蚩尤，而《詩讖》獨以為“蚩尤敗，然後堯受命”。
又比如，東漢熹平四年（公元175年），濟陰太守張寵立《帝堯碑》，銘曰：
龍龜負銜，投鈐授與，然後堯乃受命蜀鹿。
又比如，北齊《邢多五十人等造像記》亦云：
堂堯至聖，尚致阪泉之師。
邢多五十人等造像記
由此可見，部分傳世文獻中的堯很可能是黃帝的分化。換言之，所謂的丹朱為堯嗣子之說，其實隱藏著炎黃之戰的歷史真相。
（四）夏與唐、虞並行格局的形成
在《夏與商周並行論》中，筆者曾談到“夏分三段”的觀點。所謂三段，即第一段為黃帝之夏，傳世文獻稱為“大夏”，其代表性的考古文化包括齊家、石峁、二里頭等，其王都或即石峁遺址；第二段為虞夏之夏，其王都為三星堆遺址；第三段為後杼之夏，其王都為金沙遺址。其中，第一段黃帝之夏結束的標誌性事件是二里頭文化的毀滅，傳世文獻稱為“成湯伐夏”；第二段虞夏之夏結束的標誌性事件為三星堆文化的毀滅，傳世文獻稱為“后羿代夏”。
公元前2000年左右，三星堆文化由第一期轉入第二期，其標誌性事件是代表著虞的良渚文化進入了成都平原。在《論西戎集團和甲骨文中的江漢古族（中）》，筆者把虞文化進入成都平原之後形成的文化稱為蜀山氏文化。此時，所謂的三段之夏正處於第一階段，其分佈範圍主要今陝西、甘肅、寧夏、青海等整個大西北地區；同時，在大夏集團和蜀山氏集團的東方，與之並峙的則為強大的唐文化。
夏與唐、虞並立時期（約公元前2000年）
透過唐、虞、夏並行的觀點來觀察四千年前的中國歷史格局，除了能讓我們更加強烈地感受到當時的中國正步入一個關鍵階段，也能讓我們對唐、虞、夏三族的歷史關係有更深刻而清晰的理解。
在傳世文獻中，黃帝與炎帝有聯姻關係（《國語》），黃帝與蜀山氏也有聯姻關係（《山海經》），同時，代表著石家河文化的共工古族進入了成都平原後，被稱為伯鯀族。而《世本》、《呂氏春秋》等文獻記載，伯鯀族與成湯（唐）均與有莘氏有聯姻關係。顯然，這裡的有莘氏可視為古唐人對蜀山氏族裔的另稱。《世本》又言鯀娶有莘氏女而生高密，是為大禹。而大禹有“戎禹”之稱，興起於川西，這再次證明，傳世文獻的記載並非無本之說。
總之，自公元前2000年前以來的唐、虞、夏三族的深入融合與交流，不但為中華民族的形成奠定了基石，也為此後上千年中國歷史畫卷的展開埋下了伏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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