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中國為何會落後於世界？2000年前的這個人是罪魁禍首

商鞅是我國古代著名的改革家，他帶領秦國實施變法，成功讓西北邊陲不被東方諸侯認可的秦發展成為了富裕而強大的西方霸主。靠著商鞅的變法，秦國才得以一步步強大，併成為了戰國時期最後的贏家。時至今日，人們依然對商鞅的改革讚不絕口，認為他所倡導的思想有許多可取之處。

不過，正所謂任何事物都有兩面性，商鞅雖然率領秦國走向富強，並對此後數千年產生了深遠的影響，但也並非是完美無缺的。在實施變法的當時，商鞅的許多理念都顯得先進而新潮，但隨著社會的發展，它們逐漸落後於時代，再加上其中本就有一些存在問題的部分，這就導致變法讓秦國富強的同時，也為後世留下了影響千年的問題和隱患。

商鞅變法一個非常重要的弊端，就是重視用刑罰維護社會穩定，而輕視教育的作用，也就是單純以懲惡來揚善。

在商鞅的理念中，對待犯罪要嚴厲打擊，甚至是輕罪重罰，以此肅清社會的不正之風，但這顯然是與人道主義觀念相悖的，是對人性中善良部分的否定和對濫用嚴刑峻法的助推。

在我國曆史上，有著以張湯、來俊臣為首的一批酷吏，他們手握生殺大權，卻利用職權對犯人進行慘無人道的折磨。

另外，儘管從漢武帝開始儒家思想就成為了官方思想，但商鞅重刑罰的主張還是被歷朝歷代採納，這直接導致了官府習慣用嚴刑壓迫百姓，對待犯人更是以懲罰為主，教育改造為輔，幾乎是為了懲罰而懲罰，而不是為了讓罪犯悔改。

能夠體現商鞅法治思想不合理處的還有‘’連坐‘’制度，即鄰里犯法而不檢舉揭發者也要受罰。此令一出，人們對鄰里紛紛從友好轉為戒備，時常互相監視，導致人人自危。

總之，商鞅的這些以吏治為根本，且皇帝擁有最高司法解釋權，可以隨意變更法律法規的封建‘’法治‘’觀念，完完全全是一種重刑主義，它影響到後世，是不利於社會和諧發展的。

除了法治方面，商鞅所倡導的另外一個政策也對後世產生了十分消極的影響，堪稱是禍國殃民，這便是重農抑商。

所謂重農抑商，從名字上看就是鼓勵農業生產，而限制商品經濟的進步，之所以商鞅在秦國推行此法，一是為了開發更多土地，提高糧食產量，從而為發展和對外擴張提供基本保障，二便是想讓更多人從事農業生產，一生都待在自己的一畝三分地供政府剝削。

以當時的社會狀況和生產力水平來看，重視農業確實是比較可取的，儘管它有著限制百姓自由和壓榨百姓勞動價值的目的在，但客觀上確實是讓秦國擁有了充足的糧食儲備，為後來的頻繁戰爭提供了物質基礎。然而，重農沒有太大錯誤，抑商就十分不可取的。

從統治者的角度看，經商的人不從事耕作，會讓他們損失土地稅，另外，如果青壯年選擇當商人四處活動，那會搶奪從事農業的勞動力，還容易為社會增添不穩定因素，可以說是弊端多多。

鑑於上述原因，商鞅及此後歷朝歷代的統治者幾乎都是一面獎勵耕作者，讓他們辛勤務農，供自己統治；一面限制商人，加收商品稅、降低他們的社會地位。在我國古代‘’士、農、工、商‘’四大階級中，農民能夠名列前茅，而商人則只能屈居社會地位的底層，不被允許做官，還會遭到各種區別對待。

如果說，在小農經濟佔最主要地位的我國古代，重農抑商政策的存在有一定的合理性，是與一段時間內的社會生產力水平相適應的，那麼隨著社會的發展，它便逐漸成為了限制社會進步的障礙。

我們知道，西方人從很早開始就奉行重商主義，發達的商品經濟讓資本主義得以順暢發展。十五世紀時，他們為了進一步發展資本主義而開闢了新航路，這又催生出了商業革命。隨後，商業革命助推工業革命，許多先進的技術由此產生，社會也得以飛速發展，西方人逐漸主導了世界。

在西方飛速發展的同時，我國統治者卻仍然固守重農抑商的觀念，認為只有農業才是國家的根本，而經商不過是投機倒把，不值得大力發展。

結果，從商鞅開始一直延續兩千年的重農抑商讓中國錯過了跟上世界潮流的機會，淪為了列強堅船利炮下的半殖民地社會。商鞅讓秦國強大，推動了歷史的車輪，但也埋下了深深的隱患，最終的結果稱得上是禍國殃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