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古爾納作品中文版出版，我們能讀出哪些秘密？
北京晚報·五色土 | 作者 林頤
去年十月，諾貝爾文學獎被授予英籍坦尚尼亞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他是誰？從哪兒來？名單揭曉後，這個落在所有猜測之外的陌生的名字讓人們疑惑並追問。遍尋當時國內出版界，只有一部數年前的非洲短篇小說選集中收入了兩篇古爾納的作品，冷門到如此地步。前不久，古爾納的作品集終於在國內翻譯出版，這是他的第一個中文版。他以英語書寫非洲大陸的故事，探索移民身份的困境，諾獎照亮了他，讓他被看到，也讓我們思考寫作的遠方。不如一邊閱讀古爾納，一邊等待和猜想今年即將揭曉的諾獎花落誰家吧。
《古爾納作品集》 （英）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上海譯文出版社
約瑟夫·布羅茨基有篇名文，叫《我們稱之為“流亡”的狀態，或曰浮起的橡實》，提到移位和錯位是這個世紀的一個常見現象。布羅茨基描述了自己所代表的流亡作家的處境：他所抵達的國家向他提供了人身安全，卻使他在社會上變得無足輕重。流亡的現實包含著一位流亡作家為恢復其意義、其領導角色以及權威所進行的不懈鬥爭和策劃。
2021年10月7日，瑞典學院宣佈將諾貝爾文學獎授予英籍坦尚尼亞裔作家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以表彰他“對殖民主義的影響和身處不同文化、不同大陸之間鴻溝中的難民的命運，進行了毫不妥協和富有同情心的深刻洞察”。選擇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體現了諾貝爾文學獎對於“移位和錯位”這個世紀現象的一貫關注和新的期許。
比起布羅茨基等老資格的移民作家，奈保爾、石黑一雄、古爾納這一代作家的境況已經大有不同。評論家張峰在古爾納獲獎之前就注意到了這位“默默無聞”的作家，寫過一篇評論文章，叫《遊走在中心和邊緣之間：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的流散》。這個標題點明瞭移民作家身上共同的特點，即那種遊走的、不安的流散感。“流亡”變成了“流散”，詞語的情感維度的下降，或許意味著這批移民作家的處境有所改善，但他們依然遊走在中心和邊緣之間。
開啟記憶之匣
古爾納現居英國，用英語寫作，是肯特大學的教授。他的作品集近期終於被翻譯成中文版出版，目前包含《天堂》《海邊》《來世》《讚美沉默》《最後的禮物》五冊。這些作品無一例外地表現了他遊走在中心與邊緣之間，在移位和錯位的過程中尋找自我的想象和嘗試。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海邊》講述薩利赫·奧馬爾逃離故鄉桑給巴爾（坦尚尼亞聯合共和國的一部分）、抵達英國之後的故事，隨著與昔日仇敵之子的相遇，塵封的往事漸漸浮現。《天堂》和《來世》講述百年前殖民時期非洲人的命運，個人故事牽連著返場的歷史記憶。《讚美沉默》與《最後的禮物》是姊妹篇，描述定居英國多年的主角在暮年之際，在疾病的困擾之下，對於往事的追憶，以及親身返鄉後的遭遇和想法，其中夾雜著許多難以融合的尷尬和族群、代際、文化之間的矛盾。
古爾納始終堅持一種類似傳統現實主義的寫實風格，兼具抒情筆調，以及含蓄但不可忽視的歷史感。毫無疑問，這些作品有自傳成分。古爾納深刻地明白他的題材就是他自己與他的同伴，在原本不屬於他們的異質文化和他們原本成長植根的文化之間，他用寫作的方式進行復雜的自我構想和自我創造。回憶是古爾納最常用的敘事手法，或者說，他的小說幾乎都是以主人公回憶的形式加以敘述的，至少，回憶構成小說的一條主要線索。
“我是一個難民，來尋求庇護的。”在《海邊》裡，薩利赫·奧馬爾如此介紹自己，開啟了他的記憶之匣。這部小說的寫作手法很高超，多視角的稜鏡折射，故事巢狀故事，奧馬爾的回憶引出了其他人物，其他人物又引出了其他人物，每個人都在回憶往事，相互的記憶糾結交錯在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難解難分。每一個“我”都在發聲，每一個“我”都提供了自己角度的對於舊日事件的合理解釋，這為“我”與“我”的最終和解奠定了基礎。這部小說寄託了作者對於能以平緩的方式解決更重大的衝突與矛盾的一種期待。
這種期待還包含了一個前提，“我”跳脫了原有的時空，不受過去的約束和限制，從而成為自己命運的主人，為自己創造另一種生活。這是奧馬爾離開桑給巴爾後才能獲得的可能，也是古爾納這代移民家庭離開故土奔赴遠方的原因。那樣一來，故鄉也成了“他者”，“我”固然是流散的，是沒有根的，但“我”也獲得了自由，可以開口的自由，在異鄉的視窗回望故鄉，距離拉開了視野，得以透過表象，發現那些因太過切近而被遮蔽的事物。
然而，新的“我”並不能憑空產生，而是透過臍帶保持著與故鄉母體的聯絡，因此，“我”在新的國度的落地是一個緩慢的過程，其中必然有許多難以相容之處。
坎坷的大陸
在《小說的真實性》裡，非洲作家欽努阿·阿契貝說，小說的創作意圖是為了解決生活中遇到的特定問題，小說的虛構始於自我發現的探險，終於智慧和人道良知。非洲曾經長期被殖民，至今陷於政治性的泥沼，非洲人民渴望自由民主富裕而不得，非洲小說的“真實性”也離不開瀰漫在這片土地上的政治因素。從諾貝爾文學獎頒發給古爾納的理由裡，我們能感覺到政治因素的影響，古爾納的小說盡管不直接寫政治，卻無時無刻不在政治的氛圍裡。
《天堂》和《來世》講述小人物的小故事，但是，這些小人物的命運都受到大時代的擺佈，無論是商店的生意、貿易的運轉，還是個人的婚姻、家庭的變故。男孩優素福必須認識到，阿齊茲叔叔不是他的“叔叔”，而是“老爺”，自己是因為父親欠債被抵押的物品，這反映了非洲本土的階層差別和權力結構。在近百年的殖民境遇裡，這種權力結構並未被瓦解，而是被納入全球化範圍進一步加強，變為更多層次的壓迫，老爺之上還有老爺。在非洲與歐洲的歷史關係中，主人—奴隸的關係不是一種隱喻，而是真實存在、具有實在的意義的。非洲人的故事是奴隸制、殖民主義和種族主義等歷史大戲的一部分。
在《讚美沉默》和《最後的禮物》的後殖民語境裡，那些矇昧的主體已經覺醒，但是，隨之而來的是一種模糊、曖昧的處境。
《最後的禮物》以阿巴斯的急症開篇，就像被開啟的魔瓶。這個在英國的非洲人和印度人的組合家庭，經由阿巴斯的身體磨難劇烈地被“病毒”侵蝕著。阿巴斯回憶起了自己離開非洲、拋妻棄子的往事，瑪利亞姆想起了她作為棄嬰被撫育養大的生活，他們的兩個孩子，女兒安娜和男友尼克的戀情因為她的族裔身份和文化差異而終結了，兒子賈馬爾決定把畢業論文選題定為桑給巴爾的近代歷史。儘管阿巴斯一家已經是英國的中產家庭，但往事的威力和文化的衝撞仍然在主宰著他們的命運走向，哪怕下一代是在英式的教育里長大，思維觀念和生活方式都是英式的，然而，他們仍然不可能洗掉舊有的痕跡。
2021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阿卜杜勒拉扎克·古爾納
《讚美沉默》更具有輕諷刺和哀傷的意味，“我”和愛瑪的結合裡有太多的虛假成分，為了滿足這位人類學女學者對非洲的好奇心，“我”編造了很多關於自己身世的故事和非洲的風俗文化。這部小說就像一個很大的比喻，描述西方文化視域裡的非洲的形象。當“我”返回故鄉之後，“我”發現自己不能適應故土故人，覺得處於土著的閒聊、熟悉的世界之外，這種狀態也是非常真實的移民群體的心理感受。
將這些小說並列共讀，我們能從中看到這百年期間非洲的坎坷與進步。非洲小說試圖確立與政治的適當關係，這一渴望被這些小說從各種側面表現。尤其是針對一夫多妻制的批判，還有對非洲女性主義的關注。在《天堂》裡，男孩優素福因為美貌而屢遭捉弄和調戲，無法獲取他想要的愛情和平靜的生活，小說的結尾暗示了他的絕望的選擇。在這部小說裡，人物都沒能把握自己，不管男性女性，都只能載沉載浮。但在《來世》裡，阿菲婭和哈姆扎因為他們的堅貞和哈利法的寬容而有情人終成眷屬。在更現代的《讚美沉默》與《最後的禮物》裡，她們成為了接受良好教育的、有獨立思想和人格的現代女性。前幾部小說裡的女孩們必須包裹在頭紗裡，不能與男性接觸、說話，婚姻只能被指定，因為想識字而遭到毆打，那種命運後來得到了很大改觀。這些都呈現了非洲文化裡女性生活的具體現實。
在中心與邊緣之間
我們必須承認，歐洲文化對於現代非洲人的吸引力。非洲文學生產和研究的方方面面一直都被西方牢牢地把握著，早期的教會學校、西式精英教育和由殖民統治者建立起來的英式大學，對阿契貝、索因卡和恩古吉等非洲第一批現代作家起到巨大的影響作用。
古爾納同樣處於這一系統之中，一方面受益於它，同時也是它的審視者和反思者。獨立後的非洲國家大多沿用殖民者的語言作為國語，這使得歐洲語言在非洲得到前所未有的普及，也促進了世界英語文學的極大繁榮。古爾納的寫作是使用英語的，但在作品中保留了不少斯瓦希里語、阿拉伯語詞彙。譯者之一劉國枝說，“我們彷彿可以看到作家在自覺不自覺地進行語言的轉換”，作品中的人物不僅是“故事”的參與者和見證者，也是“譯事”的參與者或見證者。我以為，這個“譯事”可作寬泛理解，體現了古爾納融匯不同文化的自覺意識。
縱觀非洲現代文學創作和研究的歷程，我們可以說，非洲文學現代性中深刻蘊藏著殖民性根源，後殖民文學有著鮮明的歐式風格的烙印。歐洲教育對非洲思想和審美感受產生的影響是個特別複雜的問題，幾乎在所有的現代非洲作家，包括阿契貝、庫切、戈迪默等人的小說中都能感覺到。而且，這種影響不是單向的，而是具有某種程度的“反向殖民”。在古爾納的小說裡，比如愛瑪把丈夫當作異域價值提供者，比如安娜與英國男友一家的相處，都特別明顯地表現了歐洲人對非洲文化的拒絕與接受、改造與被改造。
2021年諾獎評選委員會主席安德斯·奧爾森說：“在古爾納的文學世界中，一切都在變化——記憶、名字、身份。這可能是因為他的創作在任何確定的意義上都無法完成，在他所有的作品中都呈現出一種由智者的熱情驅動的永無止境的探索。”在邊緣化、民族意識、身份認同等問題非常敏感的當下，閱讀古爾納的作品，我們可以體察他對於“非洲性”的理解、對於移民群體“他者”形象的認識、對於弱勢國族身份構建的關心。我們也就懂得了古爾納為何獲獎的根由：他為處於後殖民語境下異質空間裡思考自我認同的人們帶來了靈感、信心和希望。（責編：張玉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