青少年自殺悲劇何以一再重演？

圖/視覺中國

*來源：中國新聞週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苑蘇文

青少年自殺悲劇何以一再重演？

12月3日，兒子小然走了十天後，宋清輝為他辦了遺體告別儀式，也刪除了那幾條微博。11月24日清晨5點59分，這位經濟學家在有百萬粉絲的微博上，公佈了兒子離世的訊息。此後他連發多條微博，質疑過重的作業負擔、學校“唯分數論”、心理輔導不及時都是令孩子失去生命的重要原因。

小然12歲，剛剛在深圳龍崗區某中學升上初一。11月23日清晨6點26分左右，離家上學15分鐘後，小然從附近一幢居民樓的17樓墜下身亡。警方調查後，認為死因是“高墜”，以及“排除刑事案件”。

在接受《中國新聞週刊》採訪時，宋清輝請求記者不要在文章中提及“自殺”、“輕生”或“跳樓”相關字眼，他希望“讓孩子體面地走”，認為“孩子不脆弱，也沒有抑鬱”。

避免將孩子與脆弱、抑鬱和自殺這類負面詞彙聯絡起來，這很能代表中國一部分家長的做法。但或許正是這種“迴避”，令大人無法走入孩子的內心世界，也難以預知潛在的危險。

“扳機”與“子彈”

小然出生在一個優渥的家庭，父親宋清輝是知名經濟專家，母親是小學的道德與法治老師。宋清輝說，小然和弟弟由他們夫婦倆養育長大，沒有過多依靠雙方父母。

小然從一歲開始，就在媽媽的引導下學畫畫。小然去世後，宋清輝對外界公佈了多幅孩子的素描作品，功力頗深。一張小然向鏡頭笑著展示衣服上的畫作的照片被多家媒體引用。

宋清輝說，他自己時常外出參加活動，與孩子交流時間少，小然與媽媽溝通更多，平時也由孩子媽媽管作業。“相對而言，他有什麼事情更喜歡跟媽媽講，媽媽也會幫助他，一起想辦法解決。”他認為，小然的成長基本上算是“一帆風順”，“所有需求都能得到父母的滿足，但是他基本上也沒有對我們提出什麼需求，除了購買美術用品”。

孩子的性格內向，但宋清輝認為那並不是“敏感”。“有時候他跟弟弟打鬧的時候，更像一個外向的孩子。”他說，當遇到壓力時，小然的解壓方式主要是看書、畫畫以及隨家人到郊野公園遠足。在宋清輝的微博裡，仍保留許多與小然在戶外活動的記錄。他說，孩子非常喜歡大自然，“我們幾乎每個週末都會到郊野公園去運動，每次都能走兩萬多步。”

兩個多月前，小然剛剛成為一名初中生。在他離世後不久，宋清輝在微博上說，兒子就讀的那所位於深圳龍崗區中心地帶的學校，課業負擔過重、考試頻繁、“唯分數論”、對孩子心理輔導不及時、流於形式，並認為學校的壓力是導致孩子高空墜亡的重要原因。

宋清輝說，上初中後，小然每天做作業做到很晚，有不少作業當晚做不完，第二天上學前還要補做。另外，學校裡各種打卡軟體、作業群、家長群、家委群等比小學時多了不少，有些還收取不菲的額外費用。“一個背英語單詞的打卡軟體700元，有時候體育課後作業也要打卡”。

小然六年級時在班上的留影。圖/受訪者提供

11月19日，星期五，小然的班級公佈了期中考試成績，這是小然上初中後迎來的第一次“大考”。在考試之前，小然特地把所有書揹回家複習準備，但成績仍舊不理想。宋清輝回憶，考試後小然有些沮喪，媽媽還安慰孩子：“如果數學學得太吃力，可以放一放。”週末過去後，到了11月22日星期一，小然又被老師在微信群批評作業做得不理想。宋清輝說，小然回家後鬱鬱寡歡，對畫畫也好像也失去了興趣。

但在這之前，宋清輝和妻子都沒有捕捉到其他危險的訊號。宋清輝回憶，小然上初中後，並沒有表露出對初中生活和老師的恐懼情緒。作為父親，他只感受到孩子的學習壓力明顯變大。在11月份，學校曾對學生的心理健康狀況進行測評，但宋清輝說他此前沒有聽孩子提及測評結果，他以“隱私”為由，拒絕告訴記者測評結果。

小然還有一些計劃有待實施。他告訴宋清輝，他正在創作一張大畫，還有一個月就可以完工，目前剛畫了一個開頭部分。出事的那周要進行體育考試，他還指揮媽媽“做點好吃的”，補充能量和增加營養。

至今，宋清輝仍然難以接受小然離世的現實。他說，這幾天自己“思緒很亂”，兒子的形象歷歷在目，“感覺他還沒有離開我們，想著想著就會默默流淚”。除了傷心，還有自責，他承認只是兒子的“旁觀者”，“我和愛人沒有注意到他情緒或者心理上的反常，感覺跟平時一樣。沒有走入孩子的內心世界，是我們永遠的痛。”

北京回龍觀醫院醫生童永勝做過許多自殺研究，他另一個頭銜是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他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將自殺簡單歸因於一兩個的具體的誘發事件，“既不合理也不科學”。他指出，任何一個自殺行為的發生，都是一系列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當孩子選擇自殺時，除了具體的事件，他其實已經面臨了很多別的挫折，比如人際關係問題、學業壓力、校園霸凌、家庭變故，以及他本身可能存在的心理問題等等”。

這些複雜因素，就連最親的人也難以察覺。童永勝說，因為研究需要，他曾用心理學工具去訪談分析自殺者的原因，當他把死者生前的心理困境告知家屬時，家屬往往十分驚訝。

比如，今年春天，有一名男高中生跳樓自殺了，家長堅信孩子是樂觀陽光的，不斷回憶孩子在去世前幾天的“正常”表現，無法接受孩子會自殺的事實，直到男孩發給同學的遺書被發現。在遺書中，男孩坦陳自己遭遇了學業和感情上的打擊，長時間心情壓抑。“他應該是有很長時間的抑鬱情緒，但家長與學校卻都完全沒發現。”童永勝說。

他指出，青少年在自殺之前所遭遇的“打擊”，在心理學上被稱作“扳機事件”。但扣動手槍扳機，是打出子彈的最後一步，而令子彈飛起來之前，手槍還需要填充和上膛。那麼，與自殺有關的其他的因素可以比作子彈，如果子彈不存在，即使有扣動扳機，也只相當於打了空槍，人依然是安全的。

殺死孩子的子彈是什麼？根據目前的研究，心理健康問題是自殺的高危因素。童永勝說，綜合國內外的研究，在所有自殺死亡的人中，40％的有抑鬱症，存在精神問題的人共佔70％，而在自殺未遂的人中，有30％的人有抑鬱情況，存在精神問題的人總共佔40％。這意味著，自殺者的主要精神問題是抑鬱。

小然最近一次考試，按照要求，要把所有的書本都帶回家。圖/受訪者提供

童永勝還指出，根據國外研究，10％左右的抑鬱症患者最終會自殺死亡，30％~50％的患者有自殺未遂行為。而最新的“中國兒童青少年精神障礙流行病學調查”顯示，中國青少年抑鬱的時點患病率為3％左右，與成人持平。

相比成人，青少年的自殺行為可能更加衝動。歷數近年來引發關注的青少年自殺事件，在媒體報道中找到的“扳機事件”，往往只是普通的挫折。比如孩子成績差被通報批評，作文沒寫好被老師撕了本子，在學校貪玩捱了家長耳光，或是與同學鬧了矛盾。

捕獲危險訊號，然後呢？

宋清輝正努力把兒子的積極快樂留在網際網路上。他公開了大量小然的畫作，對媒體訴說兒子的乖巧懂事。他否認兒子脆弱，稱他“不會抑鬱”，拒絕用“自殺”“輕生”“跳樓”等相關字眼描述小然的行為，司法文書上的“高墜”是唯一被允許的詞，“讓孩子體面地走”。

童永勝指出，儘管青少年自殺事件屢屢引起輿論熱議，甚至逐漸成為家長內心的“敏感地帶”，但在近20年來，中國青少年自殺率反而在緩慢下降，“這說明隨著整個社會對心理健康的重視增加，預防措施也在跟上”。

“很多人在實施自殺之前，是會想要求助的。”童永勝說，他們中心早在2002年就開通了全國首條24小時運轉的心理危機干預熱線。接到電話後，專業人員會對求助者進行有效的詢問，建議就醫，有時也會與公安聯動。但童永勝也指出，從個體出發的自殺干預只能影響個人行為，要想降低一個群體的自殺率，還更多要從宣傳等宏觀角度發力，“比如對抑鬱症的防治宣傳，降低劇毒農藥的使用等，這些都能令人們提高警惕”。

針對青少年心理危機的干預措施正在推行，但有時會遭遇爭議。2021年7月，教育部辦公廳下發《關於加強學生心理健康管理工作的通知》，提出每年面向小學高年級、初中、高中開展一次心理健康測評。但最近，在上海長寧區多所中小學的心理調查問卷中，由於充斥著諸多與自殺相關的題目，引發家長強烈的不滿與爭議。

童永勝告訴《中國新聞週刊》，引發爭議的是“貝克自殺意念量表”，其國內版本正是由他工作的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修訂並引進到國內的。但此次出現在上海的量表，並不源自他們團隊的授權，他推測，可能是工作人員自己在網上下載的。

他認為，上海學校使用量表過程中，相關問題沒有跳轉設定，以及可能存在未獲得監護人知情同意的問題。但對於一些家長擔心的出現“自殺”字眼可能會引誘自殺，他認為是沒有科學依據的。

“一些家長的緊張，其實反映了全社會對這個事情還是忌諱的，覺得是丟臉的、羞恥的、見不得光的、沒面子的事情。”他指出，從多年來國內外的研究可以得知，詢問自殺並不會導致自殺率的升高。根據他在去年發表的基於自殺干預熱線的研究，對真正有自殺想法的人進行合理的評估和詢問，可以使其未來三個月的自殺風險下降60％。“不過這個前提是專業人員進行合理的評估，如果大方地談，會讓有自殺意念的人感覺到被理解”。

但單獨地使用量表仍需謹慎。“量表和麵對面談話還是不一樣。”童永勝說，今年初，成都49中發生學生墜樓事件後，不少學校都找他諮詢，希望在學生中使用量表，但都被他拒絕了。“我就特別擔心，學校拿到量表篩出來所謂的高危以後，下一步打算怎麼辦？”

而自殺作為未來可能發生的行為，量表篩查的準確率並不高。“你篩出來的人，大部分是不會自殺的。”童永勝說，根據最新的研究，在全部人群中，量表篩查出高危的群體裡，只有15％的人在未來一年裡會實施自殺行為，這個比例在青少年群體中更低，只在6％左右。

量表只是第一步，接下來的配套干預更加重要。他指出，對篩選出來的高危人群，應該全部進行一對一、面對面的評估干預，這需要大量專業的諮詢師或是專家參與，此後管理、治療措施都需要和不同機構對接，如醫院、學校、社群等，這更是需要建立整個體系。

在健全的干預機制下，會獲得好的效果。童永勝說，“比如篩出1000人，這裡面可能只有80人會實施自殺，但這些1000人裡可能各自有家庭、學業或者人際關係上的困難，或者有抑鬱情緒。如果我們對所有人進行干預，那麼最後這群人裡實施自殺的人可能減少到40人，等於我們救了40個小孩。”

家庭對學習成績的重視，是孩子們的重要壓力之一。圖/視覺中國

但童永勝在臨床中發現，許多在學校被篩查出有心理問題的學生，僅會被要求暫時離開學校，直到到醫院開具相關證明才能返校。他指出，這並不是支援性的干預措施，而是學校出於一些動機簡單地給孩子貼上“病人”標籤。“本來孩子因為心理問題，在學校的成績和人際關係都有些脆弱，現在再貼上標籤，可能會給孩子造成毀滅性的打擊”。

童永勝指出，學校之所以只滿足於落實表面的篩查，或許是因為“問卷篩查發幾張紙就行了，相對來講省錢”，而後續干預需要大量專業人員。雖然目前每個學校被要求配備兩個心理老師，“但很多都是德育老師一轉身”，雖然都有證，但並不專業。“我遇到過一些小學心理老師，他們說做這份工作很惶恐。”他指出，有的學校數千名學生，只靠兩名心理老師遠遠不足，“所以這件事從根源上來說，還是專業人員太缺乏”。

鄭州某中學一名心理老師告訴記者，他作為那所幾千人學校裡僅有的心理老師，平時除了完成心理健康課及心理輔導等本職工作，還需承擔大量的行政工作，如辦活動、迎接檢查、寫新聞稿，還得有文有圖，他還自嘲自己成了“迎檢專用人士”，“在學校，升學率是第一，心理學科永遠是被邊緣化的”。

走進孩子的內心

孩子為何如此輕易就想放棄生命？童永勝指出了兩點原因，首先是中國的傳統文化中缺乏生命價值觀教育，“很多小孩認為可以透過傷害自己的方式表達反抗，獲取關注，或者得到其他利益，如果沒有認清生命價值，容易造成許多所謂的衝動性自殺”。其次，青少年進入青春期後，身體的發育往往比心理更快，再加上激素的劇烈變化，在面對複雜的人際關係和同輩壓力時，無法做到從容應對，難以控制情緒，比幼年時候更易產生抑鬱等情緒問題。

青少年也身處焦慮的社會環境中。童永勝將其稱為“社會焦慮症”，“我認為整個社會都很焦慮，這種焦慮傳導到家長身上，家長回家把焦慮轉移給孩子。”他指出，將孩子的成功看作比自己的成功更重要，也是根植於中國傳統文化的成功觀。

童永勝回憶，在他還是孩子的1980年代，自己與其他三個兄弟姐妹還常為吃的發愁，現在經濟水平提高了，孩子們吃穿不愁，但家長的期望也水漲船高。“我小時候大學錄取率低，考不上大學，大家都覺得很正常，但是現在大學錄取率高了，家長期望也變高了，都想讓孩子上好大學”。

2016年4月20日，在廣東惠州市華羅庚中學的一場主題心理講座上，高三學生玩起“踩腰”遊戲，緩解高考壓力。圖/視覺中國

在社會普遍“少子化”的今天，父母們不得不捲入豪賭——將全家的所有期待投注到這一兩個孩子身上。“不是每個孩子都能參加奧賽拿金獎，也不是所有孩子都能考上好大學，一旦孩子被壓彎了腰，心理出了問題，很多家長就會崩潰了，會認為是對整個家族的否認。”童永勝說，崩潰的家長裡面，母親佔比更多一些，但也有父親認為“一輩子心血全完了”。

在你爭我搶的“雞娃大戰”’中，很少有家長關注孩子真實的心理需求。在童永勝的臨床心理科門診，未成年人佔三分之一，有孩子向他傾訴自己只是想“偷個懶”。“就像人要吃飯一樣，心理需求是不能被忽視的。”他提起，還有孩子質問家長，“我想要快樂的生活，為什麼你不讓我快樂？”

與小然的遺體告別後，宋清輝發來一段對養育方式的反思：“家長還是要走進孩子的內心世界，要想走入孩子的內心深處，首先要與孩子做朋友，而不是家長；其次是站在孩子的立場，想他之所想，並支援他的想法，鼓勵他去嘗試；最後，讓孩子做他最感興趣的事情，家長若有精力，最好也能夠參與其中，與孩子共同成長。”

北京回龍觀醫院醫生、北京心理危機研究與干預中心副主任梁紅長期關注青少年心理問題。她也指出，家長與孩子相處時要包容，放低姿態，“不能認為孩子幼稚就不去傾聽，要在孩子的心理狀態中去理解他”。

梁紅提起，常有孩子向她抱怨，家長只是假裝傾聽，真實目的仍然否定和反駁孩子，“把孩子的話變成家長想說的話，變著法兒地說孩子”，她認為，這樣的溝通，家長依然是“高姿態”，沒有對孩子的想法感同身受，也關閉了走進孩子內心的門。

控制型家長並不少見。梁紅提起，這類家長充滿焦慮，希望對孩子的一切盡在掌握。她在臨床工作中發現，許多孩子沒有樹立人生的方向，他們成長過程中的重要選擇都是家長幫忙作出的，包括填報高考志願和選擇大學專業，“從小一直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想要什麼。”梁紅說，當這樣的孩子上了大學，逐步離開家長的視線範圍後，就會找不到目標，缺少前進的動力，甚至“混日子”。

在嚴密控制中長大的孩子，自控力得不到訓練，到了大學相對寬鬆的環境裡，往往就會缺乏自律。“家長總是希望孩子們乖，什麼是乖？乖其實就是聽話，聽話就是什麼？就是不希望孩子違背家長和老師的意願，但長期這樣，當家長撒手了，孩子反而沒有踐行自己意願的能力了，因為家長沒有給孩子練習的機會。”梁紅提出，有專家將這種現象定義為“空心病”。

教師或許是控制型家長的高危職業。北大心理諮詢中心主任徐凱文出版了暢銷書《空心病與時代焦慮》，他曾在2017年對出現自殺傾向的38名學生的家庭情況進行調查，發現有29名學生來自於教師家庭。同年發表的論文《大學生自殺相關行為與不同家庭因素之間的關係研究》中，採用分層抽樣抽取4585名大學生進行問卷調查（其中有效問卷4160份）。結果發現，母親為教師、醫務人員和公務員這三類職業的大學生中，大約每51個人就有一個出現過自殺實施行為，而母親是工人的大學生中，大約每六百人僅有一個出現過自殺實施行為。前者發生率是後者的十二倍之多。

當校園裡出現學生自殺事件，社會輿論的壓力往往最先指向老師。“過去都說嚴師出高徒，現在的老師對孩子是不敢打不敢罵，這樣其實也不好。”梁紅認為，老師如果放任孩子，也就意味著沒有引導，孩子遇到問題不知道怎麼處理，就會非常無助。因此她建議老師應當對孩子進行支援性的管理，“不是說完全不管，管也要有規矩，更多的還是要去理解孩子。”

梁紅認為，老師應該以鼓勵為主，支援性地去管孩子。她指出，總有孩子會慢一點、差一點，如果都用分數衡量，時間長了成績差的孩子就會將分數標準內化，甚至放棄自己，老師應該發現孩子身上不同的閃光點，“比如有的老師會說‘我的班裡沒有差生’，每個孩子都感覺自己是世上獨一無二的，自尊就提高了。”

“孩子的警惕性可能比大人更強。”梁紅提起，此前在門診中遇到一個孩子。這是名中學生，由於情緒沮喪，在打電話和同學聊天時提起了輕生的念頭，這位同學留意到了這個訊號，上報給了家長，家長告訴老師，老師再聯絡這位同學的家長，最終，這位家長將孩子帶到了心理醫生的面前。

梁紅指出，平等健康的親子關係是心理健康的前提。而與其等孩子出現自殺風險再去補救，將干預手段前移效果更好，投入也會減少。她提出的前移干預手段，指的就是健康促進。“要用宣傳的方式讓每個人知道，孩子在發展過程中，會出現哪些心理危機，這樣就能引起整個社會的警惕性”。

本文轉自微信公眾號“中國新聞週刊”（ID：chinanewsweekly），作者苑蘇文，值班編輯王琳。原文刊於2021。12。13總第1024期《中國新聞週刊》。文章為作者獨立觀點，不代表芥末堆立場，轉載請聯絡原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