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禹在何處治水，真的是在河南嗎？考古發現了重要證據

如今，大禹治水已經廣為人知，但大禹在什麼地方治水卻是一個謎團，有人說是在山東菏澤一帶，有人說是在甘陝一帶，有人說是在山西一帶，有人說是在淮河一帶，還有人說大禹是外國人，夏朝在巴基斯坦或埃及，大禹治水的故事沒有發生在中國等等。

白駒過隙滄海桑田，4000多年的風風雨雨，早已掩蓋了當初的痕跡，即便今天在高科技幫助下的新時代考古，也只發現一些似是而非的痕跡，大禹在什麼地方治水似乎將成為一樁永遠都難以解開的謎案。然而，雖然沒能找到直接的證據，但本世紀在河南發現的一系列上古遺址中，還是讓人找到了強有力的間接證據。

以4000年前上古道路條件與當時的交通能力，基本不可能長途跋涉，應該在一個較小的範圍內活動。從周代開始，把王城周圍千里的地域稱為“王畿”，《周禮·夏官·職方氏》中說：“乃辨九服之邦國，方千里曰王畿。”根據學者測算，周代一里大約如今的300米，因此千里大約就是300公里。周朝之所以將都城周圍千里的地域稱為“王畿”，這是根據當時的交通能力計算出來的，是能夠直接且完全掌控的極致範圍。透過周朝“王畿”範圍大致可見，在早於周朝1000年的大禹時代，他們的日常活動範圍估計更小，即便因為治水需要大範圍活動，估計也不會太大。因此，想要知道大禹在什麼地方治水，只要找到夏朝早期都城就能大概判斷出來了。

我們都知道，二里頭遺址（下圖，遺址文物）屬於夏朝時期的遺址，但具體的說應該是夏朝晚期的，而夏朝400多年曆史上頻繁遷都，文獻記載夏朝大約有過十餘次遷都，甚至一位帝王任內有過幾次遷都。因此，很難透過二里頭遺址來判斷早期夏人活動範圍。不過，隨著考古研究的深入，夏朝早期遺址還是逐步浮出了水面。

由於二里頭文化屬於夏朝晚期文化，這就不免讓人追問：二里頭文化從何而來？

1979年，在河南新密市東23公里劉寨鎮新砦村西部，考古專家發現一座上古遺址，被稱之為“新砦遺址”。在新砦遺址中，發現了一批陶器，它們的特徵明顯早於二里頭文化，但又具有二里頭文化陶器的某些特徵，於是當時被認為是二里頭文化的源頭，並將它命名為“新砦期二里頭文化”。但新砦遺址存在一個致命問題，即最新的測年資料顯示，它的早期年代約為公元前1870—前1790年，晚期年代約為公元前1790—前1720年，但史書記載的夏朝建立於4000年前。因此顯而易見的是，新砦遺址屬於夏朝中期的遺址。

不過，在新砦文化遺址上卻發現了一條重要線索，即新砦期文化中有很多陶器與位於河南東部河濟地區的陶器極為相似，比如子母口甕、子母口鼎、側裝三角形鼎足、V型鏤空鼎足、深腹平底盆、圓鈕和倒圈足鈕折壁器蓋等。而在河南東部的河濟地區，最廣為人知的發現是“後崗二期文化”。

後崗二期文化主要分佈於太行山南麓和東麓的黃河、古濟水兩岸，在西到濟源，東至山東菏澤，北到冀南，南達開封以南的廣大區域內，從這些地區出土的100多處遺址來看，文化傳承高度統一，處於龍山文化時代（公元前2500年至公元前2000年）。更為重要的是，從遺址的數量和分佈情況來看，已經形成了“都、邑、聚”的社會結構，可見至少在後崗二期文化晚期，河濟地區已經形成了一個龐大的文明古國。

從後崗二期文化來看，夏朝的源頭應該是在河濟地區，但這裡都是考古結論，缺少與文獻印證的證據，因此由此推斷夏朝源頭在河濟地區還缺少說服力。幸運的是，百年來的一次又一次重大考古發現，不僅能從考古上解釋，而且還能從文獻上解釋。

2005年，河南考古研究所在濮陽縣五星鄉高城村的高城遺址中，發現了一處面積達916萬平方米的春秋戰國城址，透過權威專家的研究論證，一致認為它就是衛國都城帝丘。

《左傳·僖公三十一年》記載：“冬，狄圍衛，衛遷於帝丘，卜曰三百年。衛成叔夢康叔曰：“‘相奪予享’。公命祀相，甯武子不可。曰：‘鬼神非其族類，不歆其祀，杞、鄫何事？相之不享於此久矣，非衛之罪也。’”狄戎攻打衛國後，衛國迫不得已遷都帝丘，占卜表明遷都於此可以享國祚300年。遷都之後，衛成叔做了一個夢，夢見祖上康叔說“夏後相把你給我的祭物奪走了”，於是衛成叔準備祭祀夏後相，但甯武子認為不需要，一方面鬼神夏後相不是衛國一族，另一方面夏後相早已丟掉帝丘，這不是衛國的罪過。

顯然，從這一記載中可見，衛國都城帝丘與夏後相的都城是一個地方，而夏後相是夏朝開國帝王夏啟之孫，中康之子，太康（夏朝第二任帝王）侄子，寒浞代夏後“相”被追殺，就向北逃到了帝丘同姓諸侯斟尋氏、斟灌氏這裡了。後來，寒浞為了消除後患，繼續追殺夏後相，《左傳》中說“殺斟灌以伐斟尋，滅夏後相”。值得一提的是，《水經·瓠子河注》中記載：東郡濮陽來歷非凡，顓頊曾將都城從窮桑遷於此，陶唐氏的火正閼伯、夏國方伯昆吾、商人先公相土相繼於此建都，因此這是一座歷史極其悠久的上古都城。

從高城遺址考古上看，在春秋戰國城址下面，專家還先後發現了仰韶、龍山、二里頭、殷墟等各個時期的文化遺存，其中龍山文化遺存面積在100萬平方米以上，是河南同時期面積最大的遺存，也是後崗二期文化的一處中心遺址。

總之，基於文獻與考古多方面因素，很多學者認為濮陽帝丘應該就是夏後相的都城。

夏後相是被寒浞追殺而逃到帝丘的，那麼他的出發點應該在哪呢？

根據史書記載，大禹都城比較多，除了晉陽（太原）之外，其他的是高密、陽城、陽翟、平陽、安邑，範圍在山西臨汾西南到河南鄭州一帶；夏啟與太康都城在陽翟，考證就是今天的河南許昌禹州縣；太康與仲康時的都城，據說是在斟鄩，這是河洛的古稱，古本《竹書紀年》記載“太康居斟尋，羿又居之，桀亦居之”，《逸周書·度年》記載：“太康居斟尋，羿又居之，桀（夏桀）亦居之”，後來找到洛陽二里頭遺址時這一條資訊居功至偉。需要說明的是，在仲康之後斟尋氏從伊洛平原遷往豫東北，大約在今天的豫魯接界處的範縣北，且斟尋氏屬於夏朝王族。由此可見，夏朝前期的活動區域，大約是在洛陽周圍，具體區域如今還未確認。

令人振奮的是，在這一區域發現了不少上古遺址，其中除了二里頭遺址之外，最為重要的就是王城崗遺址——一處以中原龍山文化型別中晚期為主、兼有新石器時代早期裴李崗文化和相當於夏代的二里頭文化與商周文化的遺址，科學檢測發現距今最遠的第四期絕對年代為公元前2050年～前1994年之間，時間上與大禹、夏啟高度吻合。王城崗遺址位於河南鄭州登封市告成鎮，最先發現兩座小城址，面積不到1萬平方米，但在新世紀之後，又發現了面積超過30萬平方米的大型城址，確認大城是在小城廢毀後建成的，而在該遺址的潁河上游的登封盆地，還發現了12座同代遺址，大小聚集區呈現“金字塔”狀分佈，顯示出等級森嚴的體系，其中王城崗遺址處於最高的中心聚集區的地位。因此，最先發現的小城被認為是“鯀（大禹之父）之城”，之後發現的大城被認為是史書記載的“禹都陽城”。

透過這些上古遺址可見，早期夏朝活動區域應該是在鄭州一帶，也就是說大禹活動範圍基本在這一帶，即便因為治水需要長途跋涉，估計也不會超出太多。之所以這麼說，還有兩條輔佐的證據。

首先，大禹是帝舜的臣子，而帝舜是商朝始祖，《國語》記載“商人帝舜而祖契，郊冥而宗湯”，帝舜之子叫商均，“商”是姓氏，而先秦姓氏是根據封地名稱而來，因此商均極有可能就是商契。現代學者基本已經確認，帝嚳、帝俊、帝舜是同一個人，是商朝的始祖。從考古上看，上述的帝丘，以及河北南部等地，都有商文化遺蹟，因此商朝極有可能起源於河北南部到河南北部一帶，也即帝舜是在這裡發號施令，讓大禹治水的。（下圖，濮陽的帝舜故里碑）

值得一提的是，如果冀南豫北是商朝的起源地，在此具有龐大的實力，那麼夏朝建立之後會怎麼做？按照周朝分封制來看，必然是殺掉一部分商人，遷徙一部分族人過去在當地發展，並震懾商人。從文獻記載來看，夏朝應該是遷徙了斟尋氏、斟灌氏過去。因此，當后羿、寒浞亂政時，夏後相從鄭州一帶逃到濮陽，也就符合基本邏輯了。

其次，從黃河古今變化來看（見下圖），這一帶水患不斷，大禹時期黃河是從安陽與濮陽之間穿過。我們都知道，黃河每一次改變河道，都是一次巨大的水災，給百姓帶來巨大的災難，古今史料中早有詳細記載。夏朝第七任國王帝杼時期，商朝始祖之一王亥之父王季就死於治水，《竹書記年》與《國語》都有“帝杼十三年，商侯冥（王季）死河”的類似記載。因此，大概是在帝堯時期，黃河發生一次巨大水災，甚至可能發生了改道，所以帝堯、帝舜時期萬民受難，鯀與大禹治水數十年之久。

綜上，上古時期黃河的河南段，分佈著很多聚集區，已經孕育出了一個龐大的古國，當發生水災時他們無法一走了之，只能想辦法治水，因此大禹治水的區域，大約就是上古黃河的河南段。由此也可見，“黃河母親河”之說並非虛言，黃河給了先民生存的沃土，讓他們無法割捨，所以夏商時期的都城遺址基本都在黃河兩岸，但黃河也給先民帶來了一次又一次的水災，而在先民與天鬥、與地鬥、與黃河斗的過程中，不僅流傳下了很多故事，也讓中華民族更加強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