剖析羅馬波斯時代的精神文明交往，主要體現哪些方面？

前言

羅馬波斯時代的精神文明交往，主要體現在普世高階宗教在兩大帝國的跨界傳播、希臘哲學科學思想的東傳以及基督教、猶太教和襖教對兩大帝國中間和邊緣地帶落後民族和國家文明的影響三個層面。

首先，在普世高階宗教的跨界傳播方面，源自伊朗的摩尼教、密特拉教

（Mithrasim）

突破羅馬波斯邊界並在羅馬帝國得到廣泛傳播，密特拉教成為羅馬帝國基督教化之前最有競爭力的官方和民間信仰，對早期基督教儀式的形成產生了許多關鍵性影響

（

如基督聖誕日便借自密特拉神的生日

）

而摩尼教的教義帶來的挑戰迫使羅馬帝國的基督教學者做出迴應，這方面的典型例證便是早年信奉摩尼教、後來成為基督教父併為基督教思想正典化做出卓越貢獻的聖奧古斯丁。

羅馬帝國對薩珊帝國的宗教輸出以基督教聶斯托利派

（

即景教

）

為主要形式，景教傳入波斯並取得合法地位後，與襖教祭司、猶太教拉比們在薩珊帝國寬鬆的文化氛圍下進行密切的相互切磋、交流和互鑑。景教在適應波斯傳統發生在地化的同時，也反過來進一步推動了襖教和猶太教教義、世界觀和律法編纂在古代晚期走向成熟。在精神領域的思想和文化交流方面，波斯襖教對火的崇拜、二元善惡觀和末世救贖觀深刻影響了羅馬帝國晚期希臘哲學和早期基督教思想。

跟隨亞歷山大塞維魯皇帝東征波斯的普羅提諾

（Plotinus）

成為新柏拉圖主義學派的奠基人，而柏拉圖“理想國”關於“哲學王”的政治思想在薩珊帝國一代明主庫斯洛一世阿奴西爾萬身上得到了完美的實現。薩珊帝國治下的恭德沙普爾

（Gundeshapur）

是薈聚古典希臘羅馬文化、波斯襖教文化、猶太文化、基督教文化和印度文化的中心，是羅馬波斯時代西亞和東地中海地區跨文明交往的樞紐城市，結出了豐碩的文明交往成果。

拜占庭帝國君主迫害古典希臘文化遺產、關閉雅典學院後，希臘哲學科學人才紛紛進入波斯並受到薩珊君主的禮遇。恭德沙普爾成為薩珊帝國廣泛引進羅馬一拜占庭基督教學者東來的重要落戶地。不僅如此，薩珊君主還大力支援對希臘、波斯和印度科學、哲學和文學作品的翻譯研究。

薩珊帝國的景教徒對於羅馬波斯時代的文明交往做出了突出貢獻，他們將希臘語和敘利亞語著作翻譯成巴列維語的同時，又將巴列維語和印度梵語著作翻譯成敘利亞語和希臘語並由此引介至歐洲，從而極大地推動了古代晚期東西方文明成果在各個領域的相互交流。在東來波斯的景教徒的支援下，恭德沙普爾得以建立世界上最早的醫科大學，從而為中古伊斯蘭黃金時期科學、哲學和藝術的繁榮發展奠定了堅實的基礎。

羅馬波斯時代精神文明交往的另一重要成果，是襖教、基督教和猶太教對亞美尼亞人和阿拉伯人文明發展的深刻影響。亞美尼亞既是古代伊朗襖教文化對外輸出的重要陣地，亦受到希臘羅馬基督教文化長期浸染，最終成為早期基督教教會一國家組織最早產生之地。古代晚期亞美尼亞極具特色的基督教一伊朗複合貴族社會文化是亞美尼亞在兩大帝國夾縫中經歷磨難痛苦和掙扎求存後結成的碩果。

以口頭史詩一書面紀史複合傳統、世襲貴族社會、基督教聖徒崇拜和民族語言文字為依託的基督一性論信仰為核心元素的亞美尼亞基督教文化，是波斯襖教文明、亞美尼亞本土文明和拜占庭基督教文明在羅馬波斯時代匯聚南高加索並長期衝突、碰撞與融合後結出的一朵文明交往奇葩，它代表了中世紀高加索基督教文明圈在東西方文明經歷複雜深刻交往後達到的典型成就。

另一方面，基督教、猶太教和襖教對早期阿拉伯人文明的跨越式發展和伊斯蘭教的誕生起到了重要的促進和啟迪作用。皈依景教萊赫米阿拉伯人、皈依基督一性論信仰的加薩尼阿拉伯人和皈依猶太教信仰的希木葉爾人在基督教和猶太教相對成熟的宗教一國家觀以及羅馬波斯兩大帝國文明的輻射和庇佑下，得以打破阿拉伯部落傳統建立一度輝煌燦爛的前伊斯蘭阿拉伯文明。

為了迴應基督教和猶太教一神信仰在阿拉伯半島廣泛傳播帶來的衝擊和挑戰，主張一神信仰的哈尼夫運動在阿拉伯半島迅速興起。而伊斯蘭教先知穆罕默德在接受天啟創立伊斯蘭教的過程中，大量汲取了基督教、猶太教和襖教在教義、禮儀和世界觀等諸多方面的養分。可以說，古代晚期至伊斯蘭時代阿拉伯文明的跨越式發展，正是得益於羅馬波斯時代高階宗教以各種方式（帝國官方傳教、民間自發傳教和被迫害教派及人群的主動或被動外遷等）在西亞一東地中海及其周邊地區的廣泛傳播。

羅馬波斯時代的制度文明交往，主要包括兩大帝國在政治制度、軍事制度、教會組織制度、族群一教派管理制度、經濟貿易制度和外交制度六大層面的交往。政治制度方面，晚期羅馬帝國君主專制和官僚統治的加強，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說受到薩珊帝國的影響。薩珊帝國是西亞地區典型的王朝統治和王室直系血親世襲制帝國，擁有發達成熟的君主繼承製度。

而羅馬一拜占庭帝國早期缺乏穩定連貫的皇位繼承製度，養子甥子過繼和軍人勢力的政變長期構成羅馬帝國和早期拜占庭帝國的皇位繼承方式。進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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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後，拜占庭帝國的皇位繼承製度日益向單一家族的直系血親繼承製度靠攏，阿卡狄烏斯皇帝將薩珊帝國君主作為皇儲狄奧多西的監護人以及卡瓦德一世對查士丁一世提出的收養王儲庫斯洛的提議，是古代晚期兩大帝國對彼此政治制度瞭解日益加深的典型例證。

而莫里斯一世扶持庫斯洛二世擊敗巴赫蘭-楚賓奪回王位，以及庫斯洛二世在莫里斯皇帝被弒後對福卡斯政權合法性的否定和大張撻伐，更充分顯示了拜占庭帝國高層對薩珊帝國繼承製度的熟稔以及兩大帝國統治家族對王朝統治形式和直系血親繼承製度的高度認同。軍事制度方面，帕提亞一薩珊帝國的騎兵組織制度和戰略戰術對羅馬一拜占庭帝國產生了深遠影響。

拜占庭軍隊在充分學習波斯和歐亞草原民族騎兵戰術的基礎上青出於藍，莫里斯皇帝的《戰略論》便是兩大帝國長期在長期戰爭中交往、學習和競爭反饋到軍事作戰理論領域而結出的碩果。不僅如此，戴克裡先一君士坦丁改革確立的軍政分權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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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薩珊帝國卡瓦德一世的四大軍區改革以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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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紀拜占庭帝國的軍區制改革之間，是否存在相互影響以及影響的方式和程度，也值得學界進一步探討。

在教會組織制度方面，拜占庭帝國的東正教教會與薩珊帝國的瑣羅亞斯德教會和景教教會之間來往密切，瑣羅亞斯德教與薩珊帝國世俗官僚體系相匹配的等級制教會組織無疑對拜占庭基督教帝國的教會組織和政教關係模式產生過重要影響。在族群一教派管理制度方面，薩珊帝國和拜占庭帝國相比更加具有“因俗而治”的特點，而拜占庭帝國在扶植並維持國教獨尊地位以及形塑統一的族群國家認同方面比波斯更加成功。拜占庭帝國對正統派基督教一教獨尊、排斥打壓異教異端的政策，與猶太人和基督教異端派別在薩珊帝國的長期繁榮穩定形成了鮮明對比。

但伊朗民族宗教襖教對上層國家建築的的依賴性和其自身固有的排他性特徵，使其無法對追求普世擴張的基督教和伊斯蘭教做出有效的應對和挑戰，到薩珊帝國後期襖教愈益難以維持其國教獨尊地位。而伊斯蘭文明一教獨尊、多教包容模式在中古時代歐亞大陸腹地的成功推行，可以說是對拜占庭基督教帝國和薩珊襖教帝國族群一教派管理制度各自利弊的批判性繼承和總結性創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