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五侯死後,漢桓帝、漢靈帝繼續縱容其他宦官為非作歹。宦官侯覽在擔任中常侍以後,貪贓枉法,受賄鉅萬。當時由於內憂外患,朝廷府庫空虛,朝廷向百官公卿借貸。侯覽向朝廷進貢五千匹縑(jiān)帛(絹帛),因而被封為關內侯。後來又因為曾經參與剷除梁冀的密謀而被進封為高鄉侯。當時還有個小黃門段珪和侯覽產業相鄰,他們都縱容賓客為非作歹,禍害鄉里,劫掠行旅。當地官員滕延把這些害群之馬都抓起來從重治罪,殺了罪大惡極的十多人。侯覽、段珪聞聽賓客被殺,怒火中燒,誣告滕延枉殺無辜。昏庸的漢桓帝竟然將滕延罷免。侯覽等人更加放縱。侯覽之兄侯參擔任益州(治今四川成都市)刺史期間,稍微富裕的民眾都被他誣陷謀反而殺害,家產則被抄沒,實際上就是到了他侯參的腰包。後來太尉楊秉得知侯參的惡行,就向皇帝參奏了他。朝廷下令將侯參用囚車送到京城,侯參自知罪孽深重,在路上就自殺了。當時的京兆尹袁逢在旅舍檢查了侯參被查扣的家產,有三百多輛車,車上都裝滿了金銀珠寶。侯覽因而被免官。但是,時過不久,侯覽再次復職。漢靈帝時,侯覽母親去世,侯覽大興土木為母親營建墳墓,還提前給自己修建了豪華的墓地,嚴重違反了當時的禮制。被地方官員檢舉後,侯覽不僅把地方官員的奏章給扣壓下來,還倒打一耙,誣告正直的官員結黨謀私,引起了黨錮之禍。侯覽前後奪人宅所三百八十一處,奪人田地一百一十八頃。一直到熹平元年(172年)才惡貫滿盈被揭發,侯覽自殺,黨羽也被治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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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靈帝時,中常侍張讓被封為列侯,權勢熏天,甚至他的家奴都賣官鬻爵。扶風人孟佗家境殷實,極力巴結張讓的家奴,張讓的家奴都對他很感激。後來張讓的家奴們說:“閣下有什麼事情需要我們幫忙嗎?我們一定盡力而為。”孟佗說:“我也沒有別的奢望,就希望你們能在大庭廣眾之下向我下拜一次。”眾家奴說:“這有何難?”當時去巴結張讓的人絡繹不絕,門庭若市,經常有數百輛車停在張讓家門口。孟佗來到張讓門口,前面已經擠了一大堆人,大家都急於見到張讓,根本沒人給孟佗讓路。這時張讓的家奴看到孟佗到來,主動迎上來,拜倒一片,然後就和孟佗共乘一輛車進入張讓家門。那些巴結張讓的人不知道孟佗什麼來路,以為他和張讓關係密切,紛紛向孟佗行賄,孟佗狠狠地賺了一筆,然後拿出銀子來賄賂張讓,張讓大喜,就推薦孟佗做了涼州(治今甘肅張家川縣)刺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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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些黑暗腐朽的行為,引發了眾多正直之士的不斷抗爭。士人抗爭的首要途徑就是透過品評公卿,也就是利用輿論的力量來影響朝政。當時的太學擁有數萬名學生,這些青年才俊仗義執言,揮斥方遒,太學成了京城輿論的中心。太學生郭泰(字林宗)、賈彪(字偉節)與正直官員李膺(字元禮)、陳蕃(字仲舉)、王暢(字叔茂)等人,成為士人的領袖。他們被士人稱為:“天下模楷李元禮,不畏強禦陳仲舉,天下俊秀王叔茂。”(《後漢書》第2186頁)他們佔據了道義的制高點,透過“清議”來揭露貪官汙吏的醜惡行徑,表彰正直的官員,成為與黑惡勢力抗爭的中流砥柱。公卿大夫對他們的品評,也都很看重。這些正直計程車人領袖擁有著很高的聲望,人們紛紛以被李膺接待為榮,甚至稱之為“登龍門”。有一次潁川(治今河南禹州市)名士荀爽前去拜訪李膺,並且為李膺駕了車,回家以後非常高興地說:“我今天終於為李膺駕車了!”還有其他一些名士,也受到士人的尊敬,被冠以“三君”、“八俊”、“八顧”、“八及” “八廚”的稱呼。竇武、劉淑、陳蕃被稱為“三君”,是說他們可以做一世的楷模。李膺、荀翌、杜密、王暢、劉祐、魏朗、趙典、朱㝢被稱為“八俊”,說他們都是一世俊傑。郭泰、宗慈、巴肅、夏馥、範滂、尹勳、蔡衍、羊陟被稱為“八顧”,是說他們都能用德行來引導別人。張儉、岑晊(zhì)、劉表、陳翔、孔昱、苑康、檀敷、翟超被稱為“八及”,是說他們能引導世人追蹤俊彥豪傑。度尚、張邈、王考、劉儒、胡母班、秦周、蕃向、王章被稱為“八廚”,是說他們是仗義疏財的人。輿論的力量對各種黑惡勢力形成了巨大的壓力,令他們惶惶不可終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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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的抗爭還表現在直接與黑暗勢力相對抗方面。南陽名士朱穆一貫剛正不阿,與黑惡勢力進行著不斷的抗爭。早在梁冀當政的時候,他就多次以激烈的言辭勸諫梁冀,梁冀不禁對他說道:“難道我就一無是處?”永興元年(153年)黃河氾濫成災,百姓流離失所,冀州(治今河北柏鄉縣北)受災尤其嚴重,朱穆被任命為冀州刺史。當時有三個冀州籍的宦官擔任中常侍,在朱穆被任命為冀州刺史以後就請求拜見朱穆,朱穆一概不見。冀州的官員聽說朱穆已經渡過黃河來到河北,有四十多名貪官汙吏主動辭職躲避。等到朱穆到任以後,受到彈劾的官員甚至有自殺的。朱穆採取各種措施安撫百姓,捉拿為害一方的豪強盜賊,還多次彈劾貪腐權貴,有不少人都死於獄中。在對黑暗勢力的抗爭中,司隸校尉李膺成為反對宦官集團鬥爭中的領袖人物。宦官張讓的弟弟張朔為野王(今河南沁陽市)令,因貪殘無道,畏罪躲到張讓家中。李膺親率吏卒到張讓家中,將其捕獲法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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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群體中數量最多的是太學生,他們尚處於在野的地位,但是不畏權貴,積極投身於抗爭之中。他們往往利用集體的力量來與黑暗勢力相對抗。後來冀州籍的宦官趙忠父親去世,違反禮制用玉衣下葬。朱穆知道後,不僅派人挖出屍體,而且將趙忠的親屬抓了起來。趙忠當然不會善罷甘休,他向皇帝進了一番讒言,皇帝就把朱穆投進監獄,判他去服苦役。太學生劉陶聽說後,糾集了數千名學生前往皇宮向皇帝上書,為朱穆訟冤。劉陶指出這些宦官都是竊國大盜,“手握王爵,口含天憲(皇帝詔令)”(《後漢書》第1471頁),作威作福。劉陶等人紛紛表示願意代替朱穆去服苦役。皇帝看到眾怒難違,只得釋放了朱穆。名將皇甫規在戰爭中立有大功,按說應該封侯。中常侍徐璜、左悺想趁機索賄,皇甫規根本不予理睬。他們竟然誣陷皇甫規接受了敵人的賄賂。昏聵的漢桓帝將皇甫規下獄。太學生張鳳聚集了三百多人向皇帝上書為皇甫規鳴冤,皇帝只得釋放了皇甫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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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人甚至有將鬥爭矛頭對準了昏庸皇帝的。白馬(今河南滑縣)縣令李雲向漢桓帝上書,對漢桓帝提出了激烈的批評。他說道:“漢家天下已經呈現出衰敗的跡象了,現如今官位錯亂,小人諂進,賄賂公行,政化日損,陛下不要當皇帝不像個皇帝的樣子!”

面對正義的抗爭,各種黑惡勢力絕不會主動妥協。士人英勇的抗爭,引發了黑惡勢力的瘋狂反撲。漢桓帝面對李雲的批評,勃然大怒,就把李雲抓到監獄裡嚴刑拷打。看到李雲因逆耳忠言而獲罪,弘農郡的屬吏杜眾也向皇帝上書,他說李雲忠心耿耿,應該無罪釋放。如果非要殺李雲不可,自己願意和李雲同日而死。憤怒中的漢桓帝把杜眾也投進監獄。大鴻臚陳蕃、太常楊秉等人紛紛上書勸解漢桓帝。陳蕃說:“李雲的話雖說有點冒犯陛下,但本心是忠於國家的。本朝先帝都能容忍臣下激烈的批評,陛下也應效法。如果殺了李雲,恐怕天下人都會聯想到了比干剖心的情形,希望陛下能夠開恩赦免。”對這些解救的努力,漢桓帝更為憤怒,下令將陳蕃、楊秉罷免。最終李雲和杜眾慘死於獄中。這只是一個開端,接下來黑惡勢力開始了更為瘋狂的反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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影視作品中的漢靈帝

漢桓帝延熙九年(166年),河內郡人張成以占卜而結識了宦官,他大概聽說了國家將要大赦,謊稱自己推算出國家會有赦令,於是就讓自己的兒子故意殺人。當時李膺擔任河南尹,就在李膺將兇手抓獲後不久,朝廷的赦令果然就頒佈了。李膺非常憤怒,不顧赦令,依然將兇手處以死刑。宦官集團以此為藉口,唆使張成的門徒上書,控告李膺等人收買太學生,串連郡國學生,互相聯絡,結成死黨,誹謗朝廷,擾亂社會風俗。早已被宦官集團控制的漢桓帝大怒,下詔逮捕“黨人”,因此案受牽連者多達二百餘人,並讓宦官們去負責審理。李膺在獄中,供辭故意牽連宦官子弟,宦官害怕受到牽連,加之太尉陳蕃極力勸諫,外戚竇武也上書請求,漢桓帝才宣佈赦免黨人不再治罪,但仍將其全部罷官歸家,並禁錮終身,永遠不許再做官。這就是第一次黨錮之禍。

但是,這次的黨錮事件根本沒有嚇到正義計程車人,相反,這些被處罰計程車人受到了世人的高度景仰,“天下士大夫皆高尚其道,而汙穢朝廷”。(《後漢書》第2195頁)度遼將軍皇甫規認為處罰黨人將自己漏掉是一個恥辱,上書漢桓帝要求與黨人同罪。汝南名士範滂也牽涉到其中被免官返鄉,從洛陽出發之日,汝南、南陽地區前來洛陽迎接他的車多達數千輛。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漢桓帝去世後,他最後一任皇后竇氏和她的父親妄圖專權而立了年少的漢靈帝。漢靈帝的昏聵程度相對於漢桓帝有過之而無不及,他對宦官給予了絕對的信任。宦官勢力的存在,成為竇氏外戚專權的最大障礙,所以竇氏外戚積極地與士人站在一起反對宦官專權。竇武出身名門,是東漢初年功臣竇融的玄孫。竇武很早就以精通儒家經典而聞名,曾經在大澤之中教授門徒,不問政事。後來隨著女兒竇妙被選入宮,竇武的仕途也開始輝煌起來。延熙八年(165年),竇妙被立為皇后,竇武也被任命為越騎校尉,封槐裡侯,食邑五千戶。第二年,竇武又被任命為城門校尉,負責守衛洛陽城。在任職期間,竇武積極籠絡士人,不斷向朝廷舉薦賢人。竇武日常生活極為節儉,但是卻將皇帝的賞賜都贈送太學裡的學生。面對流離失所的災民,竇武還派人在城門賑濟災民。第一次黨錮事件之中,他積極營救李膺等被誣陷的黨人。這些都給竇武贏得了一定的聲望。但就在漢桓帝去世後,竇武被任命為大將軍,私心膨脹,貪戀權勢,選擇了昏聵的漢靈帝,為自己埋下了禍根。而且當時竇氏一族多人封侯,族人中也有不法行為發生。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汝南平輿(今河南平輿縣)人陳蕃一貫剛正不阿,自幼就有“掃除天下”的志向,進入仕途後無論是在地方州郡任職,還是在京城為官,都清廉自守,守法奉公,對於各種黑惡勢力決不姑息。他還積極利用一切機會營救被宦官誣陷的正直官員,甚至不惜對著皇帝犯顏直諫。所以,在陳蕃的仕途中,貶官、免職都是家常便飯。他的正直贏得了世人的尊敬,最後官居太尉。陳蕃“掃除天下”之志老而彌堅,與宦官勢力相抗爭不遺餘力,堅決與宦官集團勢不兩立。不過,陳蕃性格過於剛烈,在與宦官勢力的鬥爭中未免操之過急,而且打擊面未免過寬。

漢桓帝去世後,陳蕃被任命為太傅,與竇武一起輔政,實權掌握在竇武手中。陳蕃多次勸竇武應趁大權在握之機,徹底剷除宦官以除後患。他們任命親信尹勳為尚書令,劉瑜為侍中,馮述為屯騎校尉,還起用被罷黜的李膺、杜密、劉猛、朱㝢等人,並且從地方徵召荀翌、陳寔等人,開始部署剷除宦官。他們首先除掉了中常侍管霸、蘇康,並準備進一步除掉曹節、王甫等人。但是在關鍵時刻,竇太后卻猶疑不決。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建寧元年(168年),劉瑜假借天象寫信給竇武勸他立即動手,徹底清除宦官。竇武先是罷免了宦官黃門令魏彪,任命與自己親近的小黃門山冰為黃門令。然後逮捕了長樂尚書鄭颯,交由山冰審問,讓鄭颯交代與宦官曹節、王甫等人圖謀不軌的罪行,準備第二天上奏以後逮捕他們。可是關鍵時刻,九月辛亥日夜,竇武竟然沒有在朝廷坐鎮指揮,而是回家去了。結果他們奏稿的內容被宦官朱瑀(yǔ)得知,他看了奏章大怒道:“縱然宦官為惡被殺罪有應得,我們有什麼罪過?也要被株連族滅!”他當即大喊道:“竇武、陳蕃準備上奏太后廢黜皇帝,大逆不道!”曹節等人得到訊息,立即挾持漢靈帝,說竇武等人準備謀害陛下。昏聵的漢靈帝竟然聽信了曹節等人的謊言,聽任曹節等人的擺佈。曹節先是脅迫尚書起草詔書任命王甫為黃門令,然後下令逮捕尹勳和山冰。尹勳、山冰懷疑詔書的真實性,王甫立即將他們殺害。

太傅陳蕃當時七十多歲,聽說變亂髮生,當即率領屬官和學生八十餘人,一起拔刀衝進承明門,振臂高喊:“大將軍忠誠衛國,宦官造反叛亂,怎麼說竇氏不守臣道呢?”王甫當時從宮裡出來,正好聽到了他的話,就斥責陳蕃說:“先帝剛剛去世,陵墓還未修成,竇武有什麼功勞,而兄弟父子一門三人封侯?另外,他弄走很多宮女,飲酒作樂,一月之內,蒐括財富以億計。大臣如此,這是臣道嗎?你是國家的棟樑,竟然與這樣的人勾結,還到哪裡捉賊臣?”於是命令逮捕陳蕃。陳蕃拔劍大聲喝叱王甫,王甫的兵士不敢靠近他,於是增兵包圍陳蕃等人幾十層,捉了陳蕃,關進宦官掌管的北寺獄中。宦官的隨從騎士對陳蕃又踢又踩,罵道:“老死鬼,你還能裁減我們的員額,剝奪我們的額外收入嗎?”當晚陳蕃就遇害了。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王甫接著釋放了鄭颯,劫持了太后,並讓鄭颯帶著詔書前去捉拿竇武等人。竇武逃入步兵營中,射殺了鄭颯的使者,對士兵們說:“宦官們造反,大家盡力平叛,有功者封侯!”王甫矯詔命令少府周靖臨時代行車騎將軍職權。當時護匈奴中郎將張奐剛剛率軍回師洛陽,不知詔書真偽,被王甫利用,與周靖一起帶兵圍捕竇武。王甫本人則率領虎賁、羽林等部隊一千多人出朱雀掖門,與張奐等人的部隊會合。次日清晨,兩軍對壘於闕下,王甫的軍士越來越多,王甫對竇武的軍士喊道:“竇武謀反,你們都是保衛宮禁的禁軍,理應保衛皇帝,怎麼能跟隨竇武反叛呢?首先投降者重重有賞!”步兵營的將士素來畏懼宦官,到中午時分,竇武帶領的軍隊幾乎散光了。最後,竇武被圍自殺,屍體梟首於洛陽都亭。

接著宦官集團展開了血腥屠殺,竇武及其主要部屬都被誅滅。李膺等人沒有直接參與辛亥政變,也被免官禁錮。竇太后也被囚禁。張奐因為“平叛”有功,被任命為大司農,並封以侯爵。但張奐深以自己被曹節等人欺騙利用為恥,堅決拒絕接受印綬。此後不久,張奐假借天象上書漢靈帝,要求為竇武、陳蕃平反,迎回竇太后,還推薦李膺等人出任三公。漢靈帝一度被張奐的熱忱所感染,但經不起宦官們的挑唆,反而追究張奐的責任。張奐乾脆自己到廷尉處自首,結果被拘留數日,罰俸三月,最終也被免官回家,禁錮終身。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漢函谷關

建寧二年(169年),山陽郡(治今山東金鄉縣)都郵張儉檢舉宦官侯覽,侯覽便指使張儉的同鄉朱並上書控告張儉與同鄉二十四人結黨,危害社稷。漢靈帝不明白什麼是結黨,侯覽等人就說結黨就是謀反,漢靈帝一聽,立即下令逮捕張儉等人。緊接著曹節等人展開大規模株連,故司空虞放、太僕杜密、長樂少府李膺、司隸校尉朱㝢、潁川太守巴肅、沛相荀翌、河內太守魏朗、山陽太守翟超、任城相劉儒、太尉掾範滂等百餘人,都死於獄中。其他被牽連的還有六七百人。

潁川名士李膺,出身名門,學識淵博,很早就名揚天下,他名下的學生有將近千人。進入仕途後,無論是在州郡為官,還是在邊境擔任護烏桓校尉和度遼將軍,都頗有建樹,聲名遠播。從延熹二年(159年)李膺被任命為河南尹開始,李膺開始了與宦官集團的直接交鋒。剛正不阿的李膺雖然多次被免官,但依然矢志不渝,與宦官勢力進行頑強的抗爭。第二次黨錮之禍,李膺成為重點抓捕物件。當時有人勸他逃亡,他說道:“為人處事不避危難,有過錯不逃避刑罰,這是我為官多年的節操。我已經年過六十,生死有命,能逃到哪裡呢?”李膺決定以死相抗爭,主動到洛陽的詔獄,最後被拷打而死。李膺遇難後,他的妻子兒女被流放邊境,他的門生、故吏和他們的父兄都被禁錮不準做官。侍御史蜀人景毅的兒子景顧也是李膺的學生,但是還沒有被正式登記,所以在禁錮李膺門生的時候,沒有把景顧列入其中。景毅憤慨地說:“本來認為李膺是賢良,我才讓兒子拜他為師的。豈能因為譜牒登記中被漏掉而苟安呢?”於是上書朝廷,表示自己也應在禁錮之列,於是辭官還鄉。景毅的大義之舉受到人們的交口稱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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漢代的長城

潁川陽城(今河南登封市)人杜密和李膺齊名,並稱“李杜”。他自幼就有澄清宇內之志,進入仕途後清正廉潔,嫉惡如仇。在擔任北海相的時候,官宦子弟擔任縣令或縣長而貪贓枉法的,杜密堅決依法懲治。他後來官至太僕,在第一次黨錮事件中也被罷免,陳蕃輔政,他再次被任命為太僕。第二次黨錮事件,杜密也在被抓捕之列,杜密憤而自殺。

中山安國人劉祐,有幹練之才,向來為同僚所歎服。在擔任揚州(治今安徽合肥市西北)刺史期間,彈劾了大將軍梁冀的堂弟會稽(治今江蘇蘇州市)太守梁旻。在擔任河東(治今山西夏縣西北)太守期間,所屬各縣長官多是宦官子弟,往往為害一方。劉祐到任後,罷黜豪強,平理冤獄,被稱為三河(河南、河東、河內)地區的表率。他後來官至司隸校尉,權貴子弟回京師的時候,都不敢放肆炫耀。後來,他出任大司農。當時中常侍蘇康、管霸深受皇帝倚重,到處霸佔良田美業,山林湖澤,百姓苦不堪言。劉祐責令地方官員依照法令通通沒收。漢桓帝大怒,竟然將劉祐罰去做苦役。陳蕃輔政的時候,再次任命劉祐出任河南尹。陳蕃遇害,劉祐被罷免,不久就在家中去世。第二年,黨禍大起,劉祐因早卒得以倖免於難。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範滂出仕後,受命巡視遭受饑荒的冀州。範滂赴任之時,立志要澄清天下。等到他來到冀州邊境的時候,冀州範圍內貪贓枉法的太守縣令紛紛棄官而去。他所彈劾舉奏的都是遠近聞名的惡人。他後來擔任太尉黃瓊的僚屬,先後彈劾刺史太守二十多人。有人懷疑範滂彈劾過多,是不是有什麼私心,範滂說道:“臣所舉報的都是深為民害的首惡,時間緊迫,還有更多沒有來得及核實的尚未舉報。若所言有誤,甘願受刑!”後來,他回原籍擔任功曹,深受太守宗資信任,被委以政事。有中常侍唐衡向他請託,他也拒不接受。第一次黨錮之禍中,範滂也拘禁於黃門北寺獄。獄吏對他們說:“凡是進了監獄的人,都要祭祀皋陶(yáo,與堯、舜、禹齊名的“上古四聖”之一,中國司法鼻祖)。”範滂答道:“皋陶是古代的賢臣。他知我範滂無罪,將向上帝申訴。如果我有罪,縱然祭祀,又有什麼益處呢?”在被拷問的過程中,範滂不顧身體多病,爭搶著受刑。他們的大無畏精神,使得宦官頭子王甫也為之改容。建寧二年逮捕範滂的詔書下達到他的家鄉,縣令看到詔書,抱頭痛哭。範滂聽說後,說道:“這必然是因為我而起。”就主動前往監獄投案,縣令郭揖一看大驚,表示願意棄官不做,與範滂一起逃亡。範滂說道:“我死了,就不再會牽連其他人了,怎麼敢再牽連您呢?而且我也不忍老母與我一起流離失所。”在和母親訣別的時候,範滂說道:“兄弟足夠孝順,母親晚年也有依靠。希望大人能夠節哀,不要太過悲傷。”他母親說道:“如今你得以與李杜齊名,即使死去,又有什麼遺憾?既得忠孝之名,還希望壽終正寢,天下事哪裡會有那麼周全的呢?”後來范曄修《後漢書》寫到這一段落時,不禁發出了“壯矣哉”的感慨!

在第二次黨錮事件中被當作罪魁的張儉,當然是重點追捕物件。張儉在得到訊息後就逃亡了。當他逃到東萊(治今山東黃縣南)李篤家的時候,外黃縣令毛欽就帶兵到了門口。李篤對毛欽說:“張儉知名天下,其逃亡並非因為罪過。即便你可以抓到他,但是你就忍心把他交給朝廷?”毛欽對李篤說:“當年蘧伯玉以獨為君子而感到可恥,如今足下如何能夠自專仁義?”李篤說道:“我李篤雖然好義,但閣下今日載其半矣!”毛欽嘆息而去。張儉與孔褒是好朋友,於是就投奔孔褒而來。可是孔褒並不在家,當時只有他十六歲的弟弟孔融在家。孔融說道:“雖然我哥哥不在家,難道我就不能收留您嗎?”後來張儉逃走後,孔融曾經收留過他的事情被人告發,孔褒、孔融兄弟被抓到監獄。孔褒說,張儉是投奔我而來,我應當被治罪。孔融說人是我收留的,應該治罪的人是我。而他們的母親則說,我作為長輩,事情應該由我來負責。就是這樣,張儉無論到哪裡,人們都寧願家破人亡也都幫助他。最後張儉逃到塞外得以倖免。

在黨錮之禍中,類似這樣可歌可泣的感人事蹟比比皆是。人們對黑惡勢力的抗爭,在中國歷史上書寫了輝煌的一頁,成為寶貴的精神財富,激勵了一代又一代的仁人志士為伸張正義而前赴後繼。明末清初的顧炎武還在《日知錄》中說道:“三代以下風俗之美,無尚於東京者。”

《洛陽都城史話·東漢卷》之27:黨錮之禍

黨錮之禍並沒有就此停止,後來還不斷擴大打擊面。熹平元年(172年)七月,皇太后竇妙下葬後不久,有人在皇宮朱雀闕上題字:“天下大亂,曹節、王甫幽殺太后,常侍侯覽多殺黨人,公卿皆尸祿(白拿俸祿不幹正事),無有忠言者。”(《後漢書》第2525頁)此事追查數月,導致太學生千餘人牽連入獄。熹平五年(176年),永昌(治今雲南保山市東北)太守曹鸞上書要求赦免黨人,宦官認為這是替黨人翻案,因此,先將曹鸞活活打死,然後下令禁錮黨人,株連親屬,把對黨人的迫害活動推向了高潮。

中平元年(184年)春二月,張角領導的黃巾起義爆發。正直宦官中常侍呂強對漢靈帝說:“陛下禁錮黨人已經很久了,人情怨怒。要是還不赦免他們,一旦他們與張角合謀,禍害就大了!”漢靈帝被呂強的話嚇著了,遂於夏四月丁酉日大赦天下。不過這次大赦並不徹底,只是免除了親屬關係與黨人在小功以外者的禁錮。後來呂強還為此付出了生命的代價。宦官趙忠等人誣陷呂強與黨人勾結,議論朝政,還多次讀《漢書·霍光傳》,意欲危害漢靈帝,而且還說呂強親屬貪贓枉法。漢靈帝大怒,派人去抓捕呂強,呂強憤而自殺。一直等到漢獻帝即位後,派人去祭祀竇武和陳蕃,才算徹底為黨人平反。不過此時的東漢王朝也已經到了窮途末路的地步了。

在專制時代裡,結黨從來都是重罪。在當時的法律裡,結黨就意味著結成利益小集團,意欲圖謀不軌。關鍵在於,專制體制下,絕對不能形成皇帝之外的任何其他權威。專制帝王最害怕的就是臣民被組織起來,臣民最好都是一盤散沙,哪怕是效忠皇帝,最好也是孤忠,即單獨向皇帝效忠,而不是結成集團。皇帝不管結黨的目的是為了什麼,只要是結黨必然在打擊之列。當時以太學生為主體計程車人對於輿論的引領,已經讓專制的帝王感覺到了巨大的威脅,這是統治集團不能容忍的。其實,無論是宦官也好,外戚也罷,都是依附於皇權的。皇帝之所以縱容他們,就是因為對他們絕對信任,所以漢靈帝才會說兩位宦官為:“張常侍是我公,趙常侍是我母。”(《後漢書》第2536頁)皇帝縱容宦官外戚,一個重要的目的還在於對士大夫進行牽制,皇帝為了保證自己的絕對專權,必然要扶持一群人去牽制另一群人,至於扶持的是善還是惡,就不在他考慮之列了,只需要保證皇權不受威脅就可以了。那麼,被皇帝信任的宦官或者外戚為什麼往往都是元惡大憝(duì)呢?有人認為這是因為宦官多數出身卑賤,加上身體遭受摧殘,往往心裡變態而報復社會。當然有這層因素,但是也不盡然,宦官之中也有善人,比如中常侍呂強就曾多次勸諫漢靈帝,著名的蔡倫也是宦官。外戚梁冀身體健康,為惡程度不在宦官之下。所以,宦官外戚的殘暴荒淫,是由專制權力的邪惡本質所決定的,他們只是在代表皇帝作惡而已,罪惡的根源就是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