漢武帝時期屬國制度，一是安置來降匈奴人口，二是更好管理匈奴

漢朝建立之初，由於當時其社會經濟凋敝不堪，百廢待興，國力孱弱空虛。因而，雖然在王朝建立伊始就承秦之制，在中央設有針對少數民族的屬國制。但是，面對北方正處於強盛時期的匈奴政權時，在高祖劉邦受困於白登慘敗而歸後，一直對強大的匈奴採取屈辱的和親政策，完全處於被動地位。

而在南方面對南越時，由於長時間持續的戰亂導致人力、物力極大流失，對社會經濟造成嚴重的破壞，國家急需休養生息，恢復正常的社會經濟生產。

當時在邊疆地區，事實上接受西漢王朝管理的少數民族部族寥寥無幾。所以，漢初雖然有屬國制的存在，但自秦末動亂以後，其所實施的物件脫離其控制，因此，屬國制在漢初只是空有其建制而已。

爾後在文景時期隨著國家經濟的恢復與發展，在對外政策上開始有所轉變，屬國制也開始發揮其作用。漢武帝繼位後，為了適應對大量來降少數民族統治的需要，在以前的基礎上覆增屬國，屬國製得到發展與完善，併發揮巨大的實質性作用。

武帝時期屬國制度的變化，主要體現在兩個方面，其一是在邊郡地區增加屬國數量，安置來降匈奴人口，其二是為了更好的對來降匈奴進行管理，而增設了屬國都尉這官職，作為屬國內的最高軍政長官。

這一變化是有其歷史原因和現實原因的，從歷史原因分析來看，西漢王朝在建立之初，就繼承了秦時管理少數民族的屬邦制，但由於漢初國力不振，而匈奴卻正處於其強盛時期，所以漢初採取較為屈辱的和親政策，以換取邊境的一時安寧。

文帝時期開始，君臣力圖對這一被動狀況有所改變，從晁錯所提議的利用投降少數民族，達到以蠻夷攻蠻夷的目的，到賈誼所奏請的為屬國之官，其實質就是發揮屬國制度的作用，去削弱匈奴的實力。

但是因限於當時的實際情況，而未能成功實施，及到景帝時期隨著經濟的逐漸發展，而對屬國制度也有所發展，但屬國制度也還是未能發揮其實質性的作用，但這一思想卻被武帝所繼承。

從現實原因分析來看，經過文景前幾代，近七十年的休養生息政策的大力實行，社會經濟得到較巨大的發展，國家的富足與漢初自天子不能具鈞駟，而將相或乘牛車的窘迫局面不可同日而語。

社會經濟的富足，又為漢武帝繼位後的其他政策，打下了良好的經濟基礎。在國家指導思想上，西漢前期所奉行的無為而治的黃老之學，顯然已不符合富有開拓進取精神的漢武帝的需要。而當時的儒生所推崇的大一統、尊王攘夷等儒學思想，更符合其追求。

在經過了一系列的舉措後，最終實現了罷黜百家，獨尊儒術的政治主張，從而天下學士靡然鄉風矣，使全國思想上下一致，為今後一系列的對內對外政策，打下了思想基礎。在政治上諸侯王勢力受到打擊，中央集權得到進一步的強化。

自西漢王朝建立之初開始，匈奴屢屢南下侵擾，為患邊界數十年，因限於國力不足等條件的限制，前幾代統治者都是以防禦為主。所以，漢武帝繼位以後，經濟的富足、思想的統一、中央集權的強化，為漢武帝的大力反擊匈奴提供了堅強的後盾。

自武帝元光二年遣兵三十萬設伏馬邑始，漢匈之間數十年的激烈軍事對抗，就此拉開了帷幕。從此以後，匈奴絕和親，攻當塞路，往往入盜於邊，不可勝數。而從元光六年到元狩二年夏，匈奴渾邪王率眾降於漢，數年間西漢王朝也針對匈奴，進行多次大規模的軍事打擊。

西漢王朝在數年間，展開的對匈奴的多次軍事打擊中，取得了巨大的成果，如佔據了有重要戰略地位的河南與河西兩地，緩解了匈奴對邊界的威脅。於此同時在長期的對匈戰爭，產生的另一個結果，就是俘獲了大量的匈奴部眾，這些被俘人員，從匈奴諸王到普通部落民眾數以萬計。

和先前安置匈奴降眾一樣，對於投降過來的四萬餘匈奴部眾，漢武帝把其安置於屬國之中進行管理。但是，由於此次來降的匈奴人口數量太龐大，西漢原有的少數幾個屬國無法再接納得下。

更重要的是，如果讓這些新降的和舊有的匈奴降眾，全體結團共處，則他們人多勢眾，難以控制，一旦發生了反叛，處理起來非常困難；如果安置匈奴降者分散駐牧，則他們人少勢弱便於管束，滋成事端的可能性也比較小，即使發生了亂子還好處理，因而漢王朝在故塞外設定屬國，對其進行分散安置。

由於在屬國內的匈奴降眾，因其故俗繼續過他們早已習慣的，追逐水草獵物遊牧生活，其流動性比較大，這樣發生逃亡的機率也就比較大，如史料所記載由於塞下禽獸，盡而出現呼韓邪其大臣多勸單于北歸者。

因此，為了防止屬國內的少數民族叛漢逃跑，漢武帝根據實際情況，設定了屬國都尉這一官職，以便隨時瞭解自己所轄屬國中匈奴降眾的各種情況，及時處理其中所發生的不同問題。

在遇到重大或緊急事件時，一方面要立即採取緊急應對措施，同時還須馬上向中央典屬國彙報請示。這即是屬國都尉產生的主要原因，也是漢武帝時期屬國制度最為顯著的發展變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