釐清對王莽的“戲說”與“誤讀”

□王綺婷

王莽是史學界最富爭議的人物之一。自班固《漢書》以降，古今中外諸多學者對王莽評價褒貶不一，分歧極大，引發爭論的主要原因，除了相關史料較為單一及王莽品格行事的種種悖謬難解之外，亦與時代觀念的演變、學者所持的角度方法不同有關。選取恰當的研究角度顯得非常關鍵，史學家宮崎市定認為，“最好要檢討當時的時勢，把王莽置於那個背景之上，然後再從事全盤的觀察”，指出綜合考察時代背景是解讀王莽的一處突破口，這與文史作家張向榮新作《祥瑞·王莽和他的時代》中的觀點不謀而合。

《祥瑞》一書從思想史、文化史出發，結合社會史對兩漢之交時的時代背景作系統測繪，將王莽放置其中，剖析他的世界觀構建與行事邏輯，重新審視他以今人目光看來或荒謬或“先進”的舉措，釐清時下的種種“戲說”“誤讀”，還其一個相對清晰的歷史面目。

以文化史的目光來看，西漢至新莽的歷史時空瀰漫著濃厚的“天人感應”“五德終始”“祥瑞災異”氛圍，這些出自儒家的讖緯思想不僅塑造了王莽的信仰抱負，亦深刻地影響著西漢的執政決策和社會意識形態。儒學自漢武帝時被推上意識領域的統治地位後，開始全面介入國家的政經、司法、官員選拔與日常行政事務中，再到王莽時儒家理念已浸透進社會生活的各方面，成為那個時代的價值觀準繩與文化底色。因而分析儒學與西漢執政的互動關係，在其體系裡觀照王莽，能建立一個客觀並符合歷史語境的參考座標。

有了儒學此座標，王莽身上的許多爭議點會得到一個比較系統的解讀。譬如在“代漢”這點上，王莽以孔子“外王內聖”的理想作為人生目標，希冀能復原上古時的“仁義大治”社會，他認為自己取代漢室完全是順應“火德銷盡，土德當代”的天命，遵循堯禪讓給舜的古制，具有正義與合法性而非“篡逆”。客觀來說，王莽的想法在當時具有相當的輿論支援與民意基礎。漢武帝時的窮兵黷武令到國家人口減半，至西漢末年伴隨自然災害頻發，民不聊生，漢昭、元、成帝時期已有臣子公開議論皇帝應禪讓賢能，到了哀帝時就連底層百姓亦廣泛流傳“漢祚已衰，新聖將起”的言論。其中固然有各利益集團借災異符命等讖緯思想來“妖言惑眾”達到政治目的，卻也很大程度反映出社會各階層對漢室統治的不滿，寄望用符合儒家“禮讓”精神的方式來完成政權更迭。這也是王莽能在一個相對和平、沒有爆發流血衝突的狀態下順利登基的原因之一，按儒家的政治倫理及彼時民心所向來看，王莽禪漢還真的算不上篡逆。

同時，大批儒生官員的支援是王莽攀上皇位的重要推手，能獲得廣泛支援一是來自他多年悉心打造的周公式的“聖王”人設，二是他許諾的要恢復堯舜三代之治的“革命宣言”，也就是要進行改制。王莽改制的初衷是值得肯定的，他確實篤信儒學的經典古訓能從根源上解決積重難返的國家弊端，然成也蕭何，敗也蕭何，他改制的失敗及後來新朝覆滅也恰恰與儒學相關。關於王莽改制失敗的原因，張向榮作了詳盡分析，當中值得注意的有兩點：一、王莽的“王田制”和“五均六筦”本質上仍是儒家患不均的政治理念實踐，絕非今人附會的“計劃經濟”；二、“王莽之敗，源於他再造了一個秦皇漢武所面臨的危局”。

儘管王莽的改制最終失敗也導致新朝末年的混亂動盪，但也並非一無是處，他還是為東漢與儒學留下了一些政治遺產與積極影響。王莽將儒家推崇到一個新高度，成為許多人普遍的教育經歷，為劉秀的“領導班底”儲備了大批人才，造就了東漢開朝的“儒者氣象”。劉秀沿用了王莽設計的“禮樂”制度，確立了東漢政權的“德性”定位，對教化民眾、穩定社會起到很大作用。另外，劉秀也借鑑了王莽的某些行事優點，譬如勤儉節約，反對奢靡鋪張，又如對土地分配做了有限的改良，以及先後六次釋出釋放奴婢詔令。而儒學也由西漢至王莽至東漢一直傳承下去，自上而下地浸潤著中國數千年來的社會生活，成為中華傳統文化的精神底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