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堂吉訶德》在中國

聽我唱，你這人間已病入膏肓，

放眼望，盡是墮落癲狂。

莫囂張，有位騎士已刺出長槍，

懲惡揚善，遊俠四方！—堂吉訶德

馬克思非常喜歡塞萬提斯，認為他和巴爾扎克高於其他所有的小說家，前者創造長篇小說這個新形式，來揭露並啟發人類道德的全域，因而使它升入了哲學的境界。

晚清民初，抱著向西方學習、救亡圖存的目的，知識界開始呼籲譯介先進國家的政治小說、科學小說，於是中國第一個大規模域外小說輸入的高潮興起。

林紓認為自己有使命幫助中國“開眼看世界”，接受新思想和來自別國文化的知識。他一生以文言文翻譯了英法美比俄等十幾個國家的作家作品約180種。

《清史稿·林紓傳》中說他“所譯歐西說部至百十種。然紓故不習歐文，皆待人口達而筆述之”。

“林譯小說”的出爐，是由精通外文者先閱讀原文，口述內容，再透過林紓譯成古文。

1922年，上海商務印書館出版了《堂吉訶德》的首箇中文譯本《魔俠傳》，兩年後，林紓因病辭世，這部《魔俠傳》成為他最後一部文學譯作。

郁達夫曾經指出中國的現代小說就是“中國小說的世界化”。正是從閱讀翻譯小說開始，中國小說家才開始擁有世界文學的視野，開始自覺學習借鑑其藝術經驗。

事實上，正是晚清的翻譯小說培養了五四一代作家對外國文學的興趣與素養。而對於晚清翻譯小說貢獻最大的，毫無疑問是林紓。

胡適曾經說過，嚴復是介紹西洋近世思想的第一人，林紓是介紹西洋近世文學的第一人。林譯小說“為新文學探出一條外國的通路”。

林譯小說沒有逐字逐句地譯寫，而是按照自己的理解重寫，將自己對20世紀初期中國緊張而失衡狀況的思考融入文字。

《魔俠傳》也留下很多遺憾。首先，不是全本，只譯了《堂吉訶德》的第一部，而且多注重滑稽可笑的鬧劇，很少有人文主義或理想主義的精神存在。

其次，林紓還把自己對革命黨的不滿發洩到堂吉訶德身上，翻譯時經常跳出來罵上兩句。比如他認為對付革命黨就跟對付堂吉訶德一類的“魔俠”一樣，應該“在法宜駢首而誅，不留一人，以害社會”。

周作人評價《堂吉訶德》說：“它能使幼者笑，使壯者思，使老者哭……”，並指出“林紓的功績是不可替代的”“既顯示了古文最後的風采，又昭示了西方文學誘人的魅力”；同時對林紓的個人隨意發揮提出批評：“這種譯文，這種批註，我真覺得可驚，此外再也沒有什麼可說了”。

魯迅更具眼光，論堂吉訶德精神“後來又有人和這些專憑理想的堂吉訶德式相對，稱看定現實而勇往直前去做事的為‘馬克思式’”。同時，他希望在自己主編的《朝花小集》叢書裡出一個“可讀的”《堂吉訶德》譯本。

木心說：從世界歷史來看，從堂吉訶德騎著瘦馬出來，“近代”開始了。此話足以證明此書對時代乃至整個人類的價值。

塞萬提斯借堂吉訶德抨擊著這個社會的醜惡現象，魯迅借“狂人”之口痛斥所謂的“仁義道德”。

究竟是時代的清醒，造就了狂人的瘋癲，還是狂人的清醒，反襯著時代的瘋癲？

讀者自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