陶淵明：詩人加超級酒鬼，辭官是因為不會做官

陶淵明本來是想當官的，還當過好幾回官，到他不為五斗米折腰、最後一次辭掉彭澤縣令的時候，那已經是他第四次當官了。

他當官的動機，不是出於什麼遠大理想，主要是想掙些俸祿，讓家裡過上富足體面的生活。如果說還有點什麼精神追求的話，也不過是光宗耀祖之類的面子上的滿足。

對自己的這種動機，他從不隱瞞，每次做官之前，都會坦白地說，是因為家貧而去的。他從不掩飾自己對權力、地位的嚮往與羨慕。他最津津樂道的就是那位官至太尉、被封為長沙郡公的曾祖陶侃，他認為那是陶家的光榮。

（圖片來自網路，侵權必刪）

陶淵明為什麼沒把官兒當下去呢？要理解這個問題，就得先弄明白，怎麼樣才能把官當好、當大、當持久，也就是說先理解什麼樣的人才能當官？

就從那位令他驕傲的大官曾祖陶侃談起吧。

陶侃對自己要求很嚴格，他當州刺史時，每天早上把一百塊磚搬出室內，晚上再搬回來，以鍛鍊自己的體力和意志。他十分討厭下棋、擲骰子之類的娛樂活動，如果他的部下因為喝檔或賭博而耽誤公事的話，他會把酒具或賭具一道扔到江裡去，還加以鞭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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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為一名官員，他也得陪同僚或上級喝喝酒、吃吃飯，但每次只喝很少一點兒就止住了，別人勸酒，他就說自己年少時曾因喝酒誤事，所以，父母給他定下了不許過度飲酒的規矩，為了尊重父母，就不能再多喝了。

陶侃是位精明而強悍的人，在東晉朝廷紛爭不斯的時代，他執掌兵權41年，為維護東晉皇室的安定，也為了鞏固自己的地位，他能和多次排擠他的貴戚庾亮成為好友。

他很有政治原則，有次，軍中悍將郭默因為私仇殺了江州刺史劉胤，丞相王導想做和事佬，就任命郭默為江州刺史。身為太尉的陶侃大怒，一面發兵征討郭默，一面寫信給王導指責他：“殺了刺史就能當刺史，那殺了丞相是不是就能當丞相？”王導只好覆信搪塞說：“我是想暫時把他穩住，等朝廷調集好軍隊再去制裁，這不就是‘遵養時晦’以成大事的方法嗎？”陶侃接到信後嗤之以鼻：“什麼‘遵養時晦’？明明是‘遵養時賊。”同時，急攻武昌，活捉了郭默，將其父子及同四十多人就地正法。

陶侃仕途順暢，得益於他，

1．會巴結人，巴結有用的人

2．能剋制自己，恪守一個宜員應遵守的崗位職責。

3，有堅定的政治原則和果淅的魄力，該下手殺人時，絕不手軟。

這三條陶淵明一條都不具備。

第一，他不僅不會巴結人，其至連基本的下級對待上級的禮儀都不願意遵守。說起來，他入仕的條件要比陶侃好，還有陶侃的威名護著，近有在朝廷當官的叔叔做後臺，他當彭澤縣令就是他叔叔推薦的。但他僅僅因為不願意接待來檢查工作的督郵，就辭官而去了。其實這種接待只是官場裡的例行公事，他的佐吏建議他要著正式的官服去參見督郵大人而已，他就受不了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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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能因為這位督郵是他認識的一個同鄉，沒什麼學問，他平時就瞧不起人家，現在竟然要以下級的身份向其鞠躬施禮，他放不下這個架子，所以，撂下句“不能為五斗米的俸祿而向鄉里小人折腰”的硬話，就拍屁股走人了。

第二，他從不剋制自己，尤其在飲酒這件事上，他毫無節制。他當彭澤縣令時，竟然要把政府分給他養家餬口的公田全部種上釀酒的高梁，只是在妻子的反覆堅持下，才勉強種了三分之一的水稻。

他60歲時，家裡生活已經十分貧困，有時甚至吃不飽飯，有位當太守的朋友顏延之來看望他，送了他兩萬錢，但他居然把這兩萬錢一次性地全部送到酒店，存在那裡當酒錢，每次去喝再逐次扣除。在他臨終前為自己所寫的《輓歌》裡，他對死亡倒不太在意，說什麼“有生必有死，早終非命促”。唯一的遺憾，就是酒沒喝夠：“但恨在世時，飲酒不得足”。可想而知，這種超級酒鬼若是遇見其曾祖陶侃那樣的嚴肅官員，還不得先打上一頓板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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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他不願像陶侃那樣和政治強者結成死黨，更沒有殺伐決斷的狠勁兒。他倒是寫過一些歌頌俠客的詩歌，但那不過是文人的誇張。在他所有的從政經歷中，從來沒有整人、殺人的記錄。他不是能下得了狠手的人，甚至有些婆婆媽媽。特別可笑的是，他非常戀家，連出公差的旅途辛苦和寂寞都不能忍受。他做過兩次參軍，這是一個相當於參謀的職務，在這個崗位上，有幾次從江州到當時東晉的首都建康去送公文，每次他都留下了抱怨旅途勞苦的詩。在他看來，人生最大的歡樂就是吃著家常飯，在家裡逗逗可愛的孩子，所謂“好味止園葵，大歡止稚子”。他戀家，捨不得孩子與田園，不願去做那種為忙公事四處漂泊的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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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到底，陶淵明沒把官兒長久地當下去，幾乎全是出於這麼簡單的個人主觀原因，而不是有些人所曲解的政治黑暗、官場腐敗之類的社會原因。

陶淵明41歲時辭去彭澤縣令，此後，官兒是徹底不想當了。此後有數次，朝廷徵召他去做官，他都不願去。大概是因為40歲以後，他也徹底瞭解自己的個性，絕不會再去做違背自己個性的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