獄中的伽利略：紀念伽利略《對話》發表390週年
推送說明：
今年是義大利科學家伽利略·加利雷（Galileo Galilei，1564—1642）《對話》一書出版390周‘年，同時也是這位近代科學的奠基人逝世380週年。年前吳國盛先生邀我為“高山科學經典”導讀此書，備課過程中很想就伽利略的“獄中”生活寫一篇文章，以便在兩個週年之際向這位科學巨匠聊表致敬。想法得到夢隱先生惠允，使文章發表於《科學文化評論》第19卷（2022年）第2期119—128頁+封面——封2+封3。在文章修改過程中，又蒙先生指正幾處訛誤，使我免於露怯。在此謹表謝意！
提要：
1632年，伽利略因出版《對話》而被宗教裁判所傳喚到羅馬接受審判，並於次年6月被判終生監禁，開始了長達8年多的囚徒生涯，直到去世。從這時開始直到19世紀，歐洲出現了不少與伽利略囚禁有關的美術作品，對於我們瞭解伽利略的這段經歷及其對此後歐洲啟蒙思想的影響提供了重要參考。
關鍵詞
伽利略 科學革命 科學與宗教 啟蒙思想
封面畫 蘇斯特曼思的第一幅伽利略肖像
本期的封面畫為伽利略的一幅油畫肖像，是在佛羅倫薩擔任宮廷畫家的弗萊芒人蘇斯特曼斯（Justes Sustermans，1597—1681）的著名作品之一，創作於1635年，現藏義大利佛羅倫薩烏菲茲美術館（Le Gallerie Degli Uffizi）。1633年6月，伽利略因為《關於托勒密和哥白尼兩大世界體系的對話》
（
Dialogo sopra i due massimi sistemi del mondo Tolemaico e Copernicano
，下文簡稱《對話》
）
在前一年的出版被宗教裁判所判處終身監禁。在這幅畫創作時，72歲的他正被監禁於自己位於佛羅倫薩城南阿切特里（Arcetiri）山坡上的別墅裡。同列奧尼（Ottavio Leoni，1578a—1630）在1624年為他畫的那幅現藏佛羅倫薩馬茹切利圖書館（Biblioteca Marucelliana）的素描肖像（圖1）相比，畫中的他老態畢現，面色蒼白，略顯憔悴。但他抬眼望向左上方的來光處，眼中仍不失神采和光亮。據美術館的藏品資訊，這幅肖像的委託人是來自日內瓦和巴黎的法學家迪奧達蒂（Elia Diodati，1576—1661）。迪奧達蒂是伽利略後期學術生活中的一個重要人物，從1620年開始與伽利略通訊，1626年曾在佛羅倫薩與伽利略見面。伽利略被判刑後，他們通訊更為頻繁，主要是為推動伽利略著作在義大利以外的出版和傳播。1642年伽利略去世後，迪奧達蒂瞭解到托斯卡納大公費迪南德二世（Ferdinand II de’ Medici，1610—1670）沒有伽利略的肖像，於是慷慨地將這幅肖像贈送給了他。費迪南德二世對這幅畫欣然接受，並珍愛有加。這是目前所知伽利略在晚年被監禁中的第一幅肖像。
圖1 列奧尼的伽利略素描肖像
伽利略去世後，迪奧達蒂還曾計劃出版他的全集，可惜未能成功。直到19世紀，義大利學者費瓦羅（Antonio Favaro，1847—1922）透過40餘年的不懈努力才最終實現這一宏願，完成14卷《伽利略全集》（
Le Opere di Galileo Galilei
）的編纂，並於1890到1909年陸續出版，成為研究伽利略最重要的資料寶庫。在文集編纂過程中，費瓦羅對伽利略的生平和工作進行了大量細緻的考證，包括伽利略在被判刑後走出宗教裁判所時是否說過“可它［地球］還在動嘛”（E pur si move）這句話，結果引出了另一樁關於伽利略晚年肖像畫的公案。
按照費瓦羅的考證，這個故事最早出現在義大利文藝評論家兼詩人巴瑞笛（Giuseppe Baretti，1719—1789）與1772年用英文出版的《義大利圖書館》（
Italian Library
）一書中。在介紹伽利略《對話》時，穆瑞羅以詩人特有的筆調繪聲繪色地寫道：“這就是著名的伽利略，就因為他說地球運動，結果被宗教裁判所關了六年，並受到刑罰。在重獲自由的時刻，他望了一眼天，又看了一眼地，跺了跺腳，輕蔑地說，
E pur si move
，意思是，可它還在動嘛。他說的是地球。”［Baretti，1772：57］
圖2 範·貝勒原藏《獄中的伽利略》
對於這個故事的真實性，費瓦羅十分懷疑。但是，1911年，他收到一封來自比利時魯瑟拉勒（Roeselare）的信。發信人範·貝勒（Jules Van Belle）號稱：他藏有一幅名為《獄中伽利略》（Galileo in Prison）的油畫，作於1643到1645年之間（封二，圖2），其中的伽利略手中拿著一根釘子，眼睛看著監室牆壁；最近，他把這幅畫送去做清潔，結果發現當初裝框時被折起來很大一部分，其內容包括牆面上刻著的一幅地球繞太陽運轉的簡圖，下面還有那句著名的
E pur si move
。根據畫上不太清楚的簽名，範·貝勒認定畫的作者是17世紀的西班牙畫家穆瑞羅（Bartolomé Esteban Murillo，1618—1682）。憑著範·貝勒隨信寄來的一張照片，費瓦羅徹底了打消了自己對上述故事的疑慮，並在幾份報紙上發表文章對這幅畫的發現加以介紹。後來，著名的伽利略研究權威德雷克（Stillman Drake，1910—1993）也相信了這個說法，並結合伽利略的囚禁過程，對這幅畫產生的時間和背景做出了進一步的推想。
伽利略被判刑後，托斯卡納公國駐教廷大使尼科利尼（Francesco Niccolini，1639—1692）請求教皇原諒伽利略，但遭到拒絕。不過，教皇同意把他的監禁地從羅馬改到錫耶納（Siena），由那裡的大主教皮科洛米尼（Ascanio Piccolomini，1596—1671）監管。皮科洛米尼曾經追隨伽利略的好友、數學家卡瓦列裡（Bonaventura Francesco Cavalieri，1598—1647）學習數學。伽利略於1633年7月9日抵達錫耶納。當時，他還未從宗教裁判所判決的陰影中走出來，整夜嚎啕大哭，狂亂地揮舞著雙手在住處遊蕩。但皮科洛米尼為伽利略造營了一個平和的環境。他讓伽利略參與各種討論，並同朋友舉行聚餐，好對伽利略進行安撫，讓他恢復平靜。他的努力十分奏效，伽利略很快壓制住了幾個月來的痛苦和焦慮，開始繼續《關於兩種新科學的談話與數學推演》（
Discorsi e dimostrazioni matematiche intorno a due nuove scienze
，下文簡稱《談話》）一書的寫作。這種情況引起了當地一些教士的不滿，他們向教皇密告，說伽利略不但沒有被作為犯異端罪的囚徒，反倒被奉為上賓。至少部分地由於這些密報，當尼科利尼在1633年11月13日請求教皇允許伽利略回到阿切特里的別墅時，教皇在12月1日同意了這一請求，條件是伽利略要盡少接待客人，並且不得宣講自己的學說。伽利略因此在12月中旬啟程回到佛羅倫薩。
德雷克把這件事同巴瑞笛所講的那段故事聯絡起來，也做了一番繪聲繪色的推測：“在離開對他盛情款待的好朋友皮科洛米尼的時刻——也就是在登上恭候已久的馬車之前，他跺了跺腳，可能還擠了擠眼，並說出了那段名言，沒有什麼比這更符合伽利略的性格了。”德雷克還推想，為了伽利略的安全，這句話沒有被廣泛傳播，但極有可能在皮科洛米尼家族內部流傳，並傳到了他弟弟奧塔維奧（Ottavio Piccolomini，1599—1656）的耳中；當時奧塔維奧作為僱傭軍駐守在馬德里，在聽到伽利略去世的訊息後，他就請西班牙畫家穆瑞羅畫了這幅畫。德雷克最後得出結論：“無論如何，現在毫無疑問，那句著名的話在伽利略去世前就已經被歸於他，而不是此後一個多世紀才被編造出來以突顯他性格的。”［Drake，1979：357］
圖3 《獄中的伽利略》區域性
不過，美國天體物理學家利維奧（Mario Livio，生於1945）對這個故事抱有懷疑［Livio，2020］。經過長期搜尋，他發現比利時安特衛普市立聖尼古拉斯博物館（Stedelijk Museum Sint-Niklaas）藏有一幅完全相同的油畫。根據該博物館的檔案，這幅畫題為《獄中的伽利略》，是弗萊芒畫家範·馬爾德根（Romaan-Eugeen Van Maldeghem， 1793—1841）在1837年的作品，最初被捐贈給該市的收藏家費爾施特雷騰（Lodewijk Verstraeten），在1904或1905年入藏該館。這幅畫與範·貝勒的那幅畫毫無區別，只不過其中牆上的日心模型和下面的那段名言更加清晰（圖3）。由於1842和1859年出版的兩部關於弗萊芒藝術家生平和作品的著作中都列有範·馬爾德根這幅畫的名字，並且沒有說它是臨摹品；再加上經過兩位西班牙油畫鑑定師的鑑定，這幅畫不太可能是穆瑞羅和他門徒的作品；所以，利維奧基本否定了範·貝勒關於這幅畫出處的觀點。後來，他又找到了範·貝勒收藏的那幅相同油畫的下落：它於2007年被他的家人透過安特衛普Campo & Campo藝術館拍賣給了一位私人藏家，細緻的鑑定也未發現該幅作品上真的有作者署名和創作日期。
圖4 勞倫特《獄中的伽利略》
圖5 本內韋羅《獄中的伽利略》
確實，在18到19世紀，隨著啟蒙運動的發展，伽利略受到宗教裁判所判刑的故事被人們作為宗教壓制科學、神權壓制理性的典型事件加以宣傳，備受關注，一時間湧現出很多反應這一事件的藝術作品［呂凌峰等，2012］，獄中的伽利略也變成了一個頗有吸引力的題材。1822年前後，法國畫家勞倫特（Jean-Antoine Laurent，1763—1832）就創作了一幅《獄中的伽利略》（封二，圖4），作品被始建於1821年的法國多勒精細藝術博物館（Musée des Beaux-Arts de Dole）收藏。始建於1835年的義大利帕維亞市民博物館（Musei Civici di Pavia）也收藏有一幅同樣題材的油畫（封二，圖5），作者是義大利畫家本內韋羅（Cesare Della Chiesa di Benevello，1788—1853）。兩張畫中也都出現了伽利略手拿繪圖工具（前一幅畫中是碳條，後一幅畫中是圓規），看著牆上的日心地動模型的場景。由此也可以看出，利維奧的質疑確實是有道理的，他所討論的那兩幅《獄中的伽利略》油畫看來就是在這樣的背景下產生的。只不過這樣一來，伽利略生前是否真的說過那句名言的事情又變成了一個歷史謎案。
回到阿切特里不久，伽利略遭受到兩大打擊。首先，復發的疝氣讓他疼痛難忍。他向羅馬的宗教裁判所請求讓自己在佛羅倫薩就醫，但遭到拒絕，同時收到警告，今後再做類似請求就會遭受入獄監禁的結果。就在他收到這份警告的第二天，也就是1634年4月2日，他最為鍾愛的女兒維吉尼亞（Virginia Galilei，1600—1634，教名Maria Celeste）因患急病突然去世。在接下來的三個月中，伽利略的身體和心靈都經受了巨大的煎熬。他在給一位朋友的信中寫道：“我疝氣復發，比一開始更加嚴重；我脈搏紊亂，心悸頻發；我感到巨大的悲痛和哀傷，毫無食慾；我痛恨自己，不斷聽到我鍾愛的女兒向我呼喚。”［Drake，1979：360］
但這位70多歲的老人還是以十分驚人的毅力從這樣的打擊中挺了過來，繼續投入《談話》的寫作，並向遠在巴黎的迪奧達蒂寫信表示，自己一定要出版這部計劃已久的著作。1636年，這部著作已經大部完成。但是，教皇在1633年底已經命令各地的宗教裁判官，不得為伽利略任何新老著作的出版提供許可。由於這道禁令以及耶穌會從中作梗，在義大利、法國和德國出版該書的計劃均未能實現。經過迪奧達蒂的安排，在新教統治下的萊頓開辦印書館的艾澤維爾（Lodewijk Elzevir，1604—1670）接下了這個業務，並親自將第一批書稿帶出義大利，最終在1638年6月完成全書的印刷［Sober，2000：345-354］。該書立刻成為搶手貨，第一批書（估計有50本）於1639年1月運抵羅馬發售，很快被搶購一空，宗教裁判所也並未因此書的出版對伽利略施加新的迫害。值得一提的是，1880年成立的荷蘭愛思唯爾（Elsevier）出版公司的名字就取自艾澤維爾的印書館。
圖6 蘇斯特曼斯的第二幅伽利略肖像
在完成《談話》的出版後，伽利略的眼睛完全失明。所以，等他拿到樣書時已經無法閱讀甚至看它一眼。應該是在此之後不久，蘇斯特曼斯為伽利略畫了可能是他有生之年的最後一幅肖像（封二，圖6）。這幅肖像現藏英國國立航海博物館。根據該館的藏品介紹，其畫布背面用義大利文標註有“No 51。/Galile/da Giusto Sustermans /della Casa Pandolfini/a Firenza”，說明它出自蘇斯特曼斯（Giusto是義大利僱主給蘇斯特曼斯起的義大利名）之手，原來屬於潘多斐尼（Pandolfini）家族。該家族是佛羅倫薩望族，與美第奇家族有世交。佛羅倫薩皮蒂宮（Pitti Palace）藏有這幅畫的一個複本，但卻是從畫框上裁切下來的，其底部裁切過多，剩下的部分只到望遠鏡的圓口處。另外，牛津大學博德利圖書館（Bodleian Library）也藏有一個早期複本，是伽利略的學生維維安尼（Vincenzo Viviani，1622—1703）在1661年的贈品。另外，市面上還出現過兩三次其他複本的報道。也許當初蘇斯特曼斯已經意識到這幅畫的珍貴，也或許是有多個僱主向他進行了訂製，因此他才繪製了多個複本。
畫中的伽利略默默端坐在一把扶手椅上，右手握著一隻自己製作的望遠鏡，雙唇緊閉，雙眉微鎖，目光低徊，面色肅然，透出一絲悲憫和憂鬱。同蘇斯特曼斯在1635年所作的那幅半身肖像相比，這幅畫中伽利略的雙眼完全沒有了當時的那種光亮和神采，也同他左手戒指上寶石的清澈光亮形成了明顯對比。畫家也許是想透過這種方式委婉地暗示，此時的伽利略已經雙目失明。
教皇堅持的判決對伽利略來說是一場突如其來的打擊，隨後提出的種種禁令對伽利略來說也形成了極大的壓抑。好在伽利略之前已經獲得的巨大社會聲望，再加上包括托斯卡納大公和烏爾班八世的侄子、紅衣主教弗蘭西斯科·巴貝瑞尼（Francesco Barberini，1597—1679）等朋友的斡旋，他得以在羅馬以外接受監禁，並享受到一般囚徒所難以企及的自由度——除了研究和著述，他還可以自由地同朋友通訊、接待重要來訪者、甚至繼續同反對《對話》的逍遙派哲學家進行書面辯論。除了完成《談話》，他還取得了其他一些新成果，包括對月球物理天平動現象的發現、透過木星衛星表的編制幫助荷蘭政府解決海上經度測量問題、完成對擺鐘擒縱裝置的初步設計，等等。
更重要的是，人身監禁並沒有真正阻斷伽利略的著作和思想在歐洲的傳播。《對話》雖然在義大利受到禁止，但在阿爾卑斯山以北卻得到廣泛傳播，受到佩里斯克（Nicolas-Claude Fabri de Peiresc，1580—1637）、畢克曼（Isaac Beeckman，1588—1637）、伽桑狄（Pierre Gassendi，1592—1655）、梅森（Marin Mersenne，1588—1648）、笛卡爾（Rene Descartes，1596—1650）和費馬（Pierre Fermat，1601—1665）等一批“新科學家”的推崇，並很快被翻譯成拉丁文於1635年出版。梅森在1634年還對當時已完成的《談話》內容進行了法文翻譯和註釋，並公開出版。對於教廷的宣判，這些人也都表示出強烈的不滿。［Drake，1979：358］
從這時開始，伽利略事件就已經變成了羅馬教廷壓制科學和理性的壞典型。1644年，英國詩人和政治家彌爾頓（John Milton，1608—1674）出版《論出版自由》（
Areopagitica； A speech of Mr。 John Milton for the Liberty of Unlicenc‘d Printing， to the Parlament of England
）一書，對出版許可證法令進行了猛烈抨擊。書中就把這一事件作為反面教材加以列舉：“上議員與下議員們，也許有人會對你們說：有學問的人非議這項法令的理由都是浮誇之辭，而不是實在的說法。為了防止這一點，我可以把我在宗教裁判所猖獗一時的國家所看到和所有聽到的一切複述出來。我有幸和他們的博學之士來往。他們都認為在英國哲學理論是可以自由發抒的，並認為我能生長在這樣的一個國家裡是很大的幸運。而他們自己卻不住抱怨自己的學術陷入了一種奴役的狀態。就是由於這種狀態才使得義大利智慧的光輝一蹶不振。近年來除了諂媚阿諛之詞以外，沒有寫出過任何其他東西來。我就在這裡會見了年邁力衰的老人——伽利略。他由於在天文學上的見解和聖·方濟各會以及聖·多明我會的檢察員的思想不合，就被宗教法庭囚禁起來。”［彌爾頓，1958：36-37］
圖7 盧西《彌爾頓會見伽利略》
圖8 伽蒂《伽利略接待彌爾頓》
圖9 伽蒂《伽利略與彌爾頓》
圖10 奧瑞裡《伽利略向彌爾頓展示他的天文儀器》的早期照片
彌爾頓於1638年5月到1639年7、8月間到法國和義大利進行了為期15個月的訪問，於1638年7月到達佛羅倫薩，因此應該是在此時會見了伽利略。到19世紀，這件事也激發了一些藝術家的創作靈感。如英國畫家盧西（Charles Lucy，1814—1873）就創作了油畫《彌爾頓會見伽利略》（The Interview of Milton with Galileo，圖7），現藏英國施普利美術館（The Shipley Art Gallery）。義大利畫家伽蒂（Annibale Gatti，1828—1909）則創作了油畫《伽利略接待彌爾頓》（Galileo Receives Milton，圖8）和《伽利略與彌爾頓》（Galileo and Milton，圖9），前者現藏英國維爾康圖書館（Welcome Library），後者現藏義大利佛羅倫薩的伽利略博物館（Muso Galileo）。到了1912年，義大利雕塑家奧瑞裡（Cesare Aureli，1844—1932）還雕刻了《伽利略向彌爾頓展示他的天文儀器》（Galileo Showing his Astronomic Model to Milton）大理石雕像（圖10為其早期照片，現藏英國維爾康圖書館），捐贈給羅馬大學。
圖11 哈特《彌爾頓訪問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
圖11 哈特《彌爾頓訪問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區域性
圖12 彌爾頓手中的書
在這類作品中，最值得一提的是英國皇家藝術學院院士哈特（Solomon Alexander Hart，1806—1881）在1847年完成的油畫《彌爾頓訪問宗教裁判所的囚徒伽利略》（Milton Visiting Galileo when ［He Was］ a Prisoner of the Inquisition，封三圖11），該畫現藏英國維爾康圖書館。畫面中，彌爾頓剛剛走進由獄卒開啟的牢門。從裝束看，獄卒是一位天主教修士，手裡拿著兩把巨大的牢門鑰匙。彌爾頓右手拿著一本書，書名是義大利文GUIDA di SCIENZE，也就是《科學指南》（圖12）。彌爾頓的食指插在書裡的某兩個頁面之間，顯然是準備就那裡的問題向伽利略討教，請他提供“科學指南”。同彌爾頓急切前趨的動態相對照，伏案工作的伽利略右手拿著圓規正在正在靜靜地進行度量，完全沉浸在思考之中。背景的牆上同樣畫著一個日心說的模型，畫得有點隱晦——其中的大圓上沒有畫出地球，但透過左下角的滿月和與它相對180°的地方的彎月，暗示了大圓是地球的繞日軌道。之所以畫得這麼隱晦，應該是為了反應此時伽利略已被迫對日心說禁聲的事實。牆邊的櫃子上擺著一架望遠鏡，目鏡朝上、物鏡朝下（圖11區域性），可能暗示畫中的主人已經長久未用它進行天文觀測。望遠鏡後的牆上則掛著義大利畫家提坦（Tiziano Vecelli，一般被稱為Titan，約1488/9—1576）的油畫《刺殺殉道者聖彼得》（The Assassination of Saint Peter Martyr）（圖11區域性）。畫的主題是關於義大利北部隆巴蒂州（Lombardy）的宗教裁判官彼得（Peter of Verona，畫面中倒地的那位，死後被追封為殉道者聖彼得，1205—1252）的故事，他因在佈道中公開將東正教斥為異端而被該派教徒刺殺。哈特把它放在這裡，當然大有深意。
致謝：
本文圖12中的書名蒙北京外國語大學義大利語專家文錚教授幫助辨認和翻譯，特表謝忱！
參考文獻
Baretti， G。
The Italian Library，Containing an Account of the Lives and Works of the Most Valuable Authors of Italy
［M］。 London，1772。
Drake， S。
Galileo at Work： His Scientific Biography
［M］。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1979。
Livio， M。 Did Galileo Truly Say， “And yet it moves”？ A Modern Detective Story［J］。
Galilæana
。 XVII （2020）， pp。289-296。
呂凌峰，朱曉珂。 畫家眼中的伽利略審判［J］。 科學文化評論，2012，9（04）：80-90。
［英］彌爾頓著，吳之春譯。《論出版自由》［M］。 北京，商務印書館，2018。
Sober， D。
Galileo’s Daughter： A Historical Memoir of Science， Faith and Love［M］
。 New York， Penguin Group， 2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