荀學有多重要？譚嗣同：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以《黃帝四經》所代表的黃老之學在漢初時期乃至後世中都存在著一定的影響，這已經是所公認的事實。
對於荀子的看法更多地從他的“性惡”說和“天人相分”說入手探討他的隆禮重法，
然而卻忽略了他思想塑造的過程和產生的原因。
在儒學史上，韓愈為了在儒、釋、道三家紛爭中繼續保持儒家獨尊的正統地位，極力倡導儒學復興。
在《原道》篇中論證道統傳承自堯始，傳於舜，舜傳於禹，禹傳於湯，湯傳於文王、武王、周公，文王、武王、周公傳於孔子，孔子傳於孟軻，孟軻死後道統失傳，荀子和揚雄都只是擷取片段進行闡發，
所以他認為荀子為“大醇而小疵”，而在所著的《原道》一文中把荀子排除在儒家大門之外。
對於荀子思想的界定，宋儒所述“大本已失”、朱熹所述“其過多”和蘇軾的“喜為異說”，都是認為荀子不再是“醇乎醇者”的儒家，而朱熹和蘇軾等學者更認為其為法家，認為荀子所述都為申韓之論，歸於法制之說，以執掌賞罰。
然而明清之際的傅山，認為荀子難以具體定位學派的問題，他在《傅山荀子淮南子評註手稿》是認為《荀子》一書並非醇儒，
其部分思想甚至於儒家相隔甚遠，似乎贊同韓愈“大醇而小疵”的看法。
又認為這部分思想有近乎法家、刑名家、墨家之言，這樣無法具體給予荀子思想學派定義，但明確說明了荀子之學不是法家，
也不是刑名，也不是墨家，特點是近於三家的思想。
綜合以上學者的判斷，荀子學應是“因陰陽之大順，採儒墨之善，撮名法之要。”這符合司馬遷對黃老學派思想特徵的論述。
《史記》記載了荀子曾經有過三次造訪稷下學宮的經歷，認為荀子首次遊學稷下的年紀是“年五十”，但在《風俗通義·窮通》、《玉海》等一些著作都說荀子是“年十五始來遊學”。
據此論證，推斷司馬遷的“年五十”為倒誤。而此時的稷下學宮道家勢力最大，人物眾多，計有田駢、慎到、彭蒙、接子、環淵等人。
而這些人都是上大夫，而且都為黃老學派之人，荀子在十五歲思想構建之時受到黃老學派影響是必然的，而且《荀子》書中屢次稱宋鈃為“子宋子”，
也可證明他曾經師從黃老學派，這種影響透過他再影響到了韓非子。
《黃帝四經》所蘊含的黃老學思想對荀子思想滲透的第一個方面就是對“天”的理解。
儒家是把“天”看作是主宰人命運的人格神之天，主張聽從“天”的指示，完全按照“天”來處理事務，正如同《論語》中所說“生死有命，富貴在天”。
孟子認為“四端”是我自身所固有之，非外鑠我也。荀子身處戰國時代，似乎認為在時代特徵面前，完全依照“天”給予的指示，不能夠給予攻伐戰爭以幫助，於是，
引入道家的“道”之本原，作為自己形而上根據，來構建自己的思想體系。
“列星隨旋，日月遞炤，四時代御，陰陽大化，風雨博施，萬物各得其和以生。”天地萬物的生成變化是由日月星辰、四時交替和陰陽的相互作用而產生的。“大道者，所以變化遂成萬物也。”“道”是依靠自身的規律才能變化萬物的，它
既是世界萬物的本原，又是引導世界執行的客觀規律。
他已經意識到“天”不再是儒家的“天命”，而是“自然之天”，
天地萬物都是自然存在的，而且依照自然規則而運作。
第二個方面則是“明於天人之分”的提出。
原始道家雖然描繪出了“道”為宇宙世界的本原，而且提出要效仿“天道”，透過“無為”的方式達到“無不為”的效果，但最終還是會陷入宿命論中，例如莊子更是沿著一條途徑把其思想推向極端。
而《黃帝四經》認識到了原始道家消極地順應自然，而在尊重客觀規律的同時，大力倡導“人道”的作用，以減少“天”對人們的控制。荀子受到了《黃帝四經》這部分思想的影響，
認為“天”是“不為堯存，不為桀亡”的。
字面上來說，講述的是“天道”執行不受人為的控制，但是反過來說，自然界同樣不能干預人事，堯存和桀亡的現象不能用自然現象來解釋，社會發展的根源在於人。
荀子還吸收了《黃帝四經》的“人強勝天”、“不爭亦無成功”的思想後，提出了“參”的概念。“天有其時，地有其財，人有其治，夫是之謂能參。”
天有自己的時節，地有自己的資源財富，人也有自己的治理辦法，這樣的表述說明，
人並不是完全效仿天地，天、地，人有著自己的方法
，其方法也可以和天地法則相平等。
“舍其所以參，而願其所參，則惑矣。”如果捨棄了自身的辦法，只是參考天地，那只是糊塗的行為，並且要體現出“君子役物”的態度，來“制天命而用之”。
這樣荀子就能夠擺脫原始道家“道”的宿命論和儒家的“天道自為”的論證，
論斷的實質，則突出人在自然介面前的主觀能動作用。
第三個方面是“垂衣裳而治天下”的王術思想。
《荀子》中的《王制》、《王霸》、《君道》等篇所論證的都是君主的帝王之術，筆者認為其核心可能是《黃帝四經》的“君人南面之術”。
《黃帝四經》所講述的“無為”而治是在“道生法”的前提下，各方都有著法律約束，君主以“雌節”、“清淨”來修身，將工作分給臣子去擔當，以達到“君無為而臣有為”的地步。
荀子則是發揚了《黃帝四經》的思想
，“足能行，待相者然後進；口能言，待官人然後詔。”
他認為君主雖然有腳能自己走路，但需要左右的扶持才能走路，嘴雖能說話，但要依靠官吏來傳達他的命令，也就是說，君主需要隱藏自己的想法，透過觀察臣下的行動，來達到控制臣下的目的。
“不視而見，不聽而聰，不言而信，不慮而知，不動而功， 告至備也。”荀子認為臣下也要做到讓君主不看、不聽、不說、
不思就能夠體察萬民，這樣才能盡到臣子的本分。
歸根到底，荀子的“君人南面之術”是“主道知人，臣道知事”，也就是說君主的職責是秉綱執要，抓住大方向，具體細化交託給臣子，這樣他就是可以享受到垂拱而治的樂趣了。
第四個方面是“隆禮重法”的思想。
在傳統儒家思想裡，禮、法兩種治理方法是不相容的，他們認為法治歸根到底是脫離禮治，不為堯舜之正統。“禮法融合並不起始於荀子，黃老道家和齊家都是禮法融合的提倡者。”
無論是禮治還是法治都是不同流派對社會治理提出的治理方法，兩者對於社會都有著不同程度的功效。“隆禮尊賢而王，重法愛民而霸。”
荀子所說的“隆禮重法”就是既要有上下等級和任用賢才，又要重視法度和愛惜民眾，這《黃帝四經》所描述的“刑德”思想是同出一轍的，表現出對兩者思想的不排斥，而是相互融合共同來治理國家。
《黃帝四經》中所表現的是“德”要擺在明處，“刑”要擺在暗處。但荀子作為一個儒家，雖然受到黃老學的影響，但還是以儒家為本，主張禮主而法輔。荀子則是把“禮”提到非常高的地位，禮是個人修身和國家治理的根本所在，
而且相比法家和黃老家更加相通道德教化的力量。
“故不教而誅，則刑繁而邪不勝；教而不誅，則奸民不懲。”但他也意識到他身處的時代無法僅僅靠禮治來維護國家正常執行，而只有禮治為根本，法治為保障的治理模式才能夠治理好國家，從而形成他的“隆禮重法”的思想。
綜上所述，荀子雖為儒家大師，但其思想中可能受到了《黃帝四經》所蘊含的黃老學思想，也正是如此，荀子才能彌補傳統儒家和原始道家的不足之處，
為儒家思想發展注入了新的活力。
事實也是證明自漢武帝以後，歷代的統治者雖然表面獨尊儒術，看輕百家，但實質都是“隆禮重法”式的統治方式，也正如
譚嗣同所說“二千年來之學，荀學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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