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北朝民歌形式(一):南朝民歌與吳、楚風情

南北朝民歌形式(一):南朝民歌與吳、楚風情

由於南北朝長期處於對峙的局面,在政治、經濟、文化以及民族風尚、自然環境等方面又存在著明顯的差異,因而南北朝民歌也呈現出不同的情調與風格。南朝民歌清麗纏綿,更多地反映了人民真摯純潔的愛情生活;北朝民歌粗獷豪放,廣泛地反映了北方動亂不安的社會現實和人民的生活風習。南朝民歌中的抒情長詩《西洲曲》和北朝民歌中的敘事長詩《木蘭詩》,分別代表著南北朝民歌的最高成就。

第一節 南朝民歌與吳、楚風情

南朝民歌大部分儲存在(宋)郭茂倩所編《樂府詩集·清商曲辭》裡。主要有吳歌和西曲兩類。吳歌共326首,西曲共142首。《樂府詩集》卷四十四引《晉書·樂志》說:“吳歌雜曲,並出江南。東晉已來,稍有增廣。其始皆徒歌,既而被之管絃。蓋自永嘉渡江之後,下及梁、陳,鹹都建業(今江蘇省南京市),吳聲歌曲起於此也。”又卷四十七引《古今樂錄》說:“按西曲歌出於荊(今湖北省江陵縣)、郢(今江陵縣附近)、樊(今湖北省襄樊市)、鄧(今河南鄧縣)之間,而其聲節送和與吳歌亦異,故依其方俗而謂之西曲雲。”可見這些民歌本來是徒歌,由樂府機構採集以後才入樂的;吳歌與西曲雖同屬南朝民歌,但由於產生在不同的地區,所以在音樂的聲節和歌唱方式上也有所差異。從時間上來說,吳歌產生於東晉及劉宋的居多,西曲於宋、齊、梁、陳的居多。清商曲辭中還有神絃歌一類,共18首,是民間祀神的樂章。清商曲辭外,在雜曲歌辭和雜歌謠辭中,也儲存有少量南朝民歌。

現存南朝民歌的內容比較狹窄,絕大多數是情歌。《樂府詩集》卷六十一引《宋書·樂志》說:“自晉遷江左,下逮隋、唐,德澤浸微,風化不競,去聖逾遠,繁音日滋。豔曲興於南朝,胡音生於北俗。哀淫靡曼之辭,迭作並起,流而忘反,以至陵夷。原其所由,蓋不能制雅樂以相變,大抵多溺於鄭、衛,由是新聲熾而雅音廢矣。”造成這一現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南朝和漢代一樣設有樂府機構,負責採集民歌配樂演唱。現存南朝民歌就是由這些樂府機構採集而儲存下來的。漢代統治者採集民歌尚有“觀風俗,知薄厚”(《漢書·藝文志》)的目的,而南朝統治者採集民歌則完全是為了滿足其縱情聲色的需要。《南齊書·蕭惠基傳》載:“自宋大明以來,聲伎所尚,多鄭衛淫俗。雅樂正聲,鮮有好者。” 漢魏之世的雅樂,至西晉之亂已漸散亡。及宋武帝平關中,曾將散落在北方的雅樂帶回江南。但這些雅樂的曲、辭皆已陳舊而無生氣,不能滿足統治者的享樂需要。而此時在南方民間已經產生了大量的新聲歌曲,於是統治者便以自己的好尚進行採集、潤色與擬作。尤其是民間那些發於男女戀情的歌唱,更適合於統治者的生活情調,當然也就更能得到他們的青睞。

宋後廢帝時戶口不滿百萬,而“太樂雅鄭,元徽時校試,千有餘人”(《南齊書·崔祖思傳》);齊高帝“幸華林宴集,使各效伎藝:褚彥回彈琵琶,王僧虔、柳世隆彈琴,沈文季歌《子夜來》,張敬兒舞”(《南史·王儉傳》);齊武帝“後宮萬餘人,宮內不容,太樂、景第、暴室皆滿,猶以為未足”(《南史 ·豫章文獻王嶷傳》),又親“制《估客樂》,使太樂令劉瑤管絃被之”(《通曲·樂典》);齊東昏酷愛俗樂,為了滿足他自己的嗜慾,“下揚、南徐二州橋桁塘埭丁,計功為直,斂取見錢,供太樂主衣雜費”(《南齊書·東昏紀》);“普通末,(梁)武帝自算擇後宮《吳聲》、《西曲》女妓各一部,並華少,賚(徐)勉,因此頗好聲酒”(《南史·徐勉傳》);此外,梁武帝蕭衍、梁簡文帝蕭綱、梁元帝蕭繹等,更有大量的充滿豔情色彩的擬作。正是由於統治者的提倡,其風流被於社會世俗,故豔俗之情愈熾,而此類民歌亦愈發達。

南朝民歌中多清麗纏綿的情歌,與江南幽美的自然環境和充裕的經濟條件也有著直接的關係。

南朝民歌產生於長江中下游地區,那裡山青水秀,鳥語花香。本自多情的青年男女,在這樣的環境中,不免油然生髮出懷春之情,正如民歌中所唱的那樣:

初陽正二月,草木鬱青青。躡屐步前園,時物感人情。(《讀曲歌》)

朱光照綠苑,丹華粲羅星。那能閨中繡,獨無懷春情?(《子夜四時歌·春歌》)

長江流域物產豐盛,商業發達。而最為富庶的地區又首推荊揚二州。李延壽在《南史·循吏傳》的序論中描寫宋、齊盛世之時說:“方內晏安,氓庶蕃息, ……凡百戶之鄉,有市之邑,歌謠舞蹈,觸處成群,蓋宋世之極盛也。……永明繼運,……十許年中,百姓無犬吠之驚,都邑之盛,士女昌逸,歌聲舞節,袨服華妝。桃花淥水之間,秋月春風之下,無往非適。”南朝民歌,大部分就是城市中的產物。它們多半出自商賈、妓女、船戶和一般市民之口,主要反映城市中下層居民的生活和思想感情。

現存的吳聲歌中,以《子夜歌》(凡42首)、《子夜四時歌》(凡75首)、《華山畿》(凡25首)和《讀曲歌》(凡89首)最為重要。吳聲歌曲多為女性的吟唱,其內容或表現對於愛情的渴望,如:

始欲識郎時,兩心望如一。理絲入殘機,何悟不成匹。(《子夜歌》)

或表現既得愛情的歡樂,如:

打殺長鳴雞,彈去烏臼鳥,願得連冥不復曙,一年都一曉。(《讀曲歌》)

或表現相思的痛苦,如:

寒鳥依高樹,枯林鳴悲風。為歡憔悴盡,那得好顏容?(《子夜四時歌·冬歌》)

或表現堅貞不渝的愛情,如:

淵冰厚三尺,素雪覆千里。我心如松柏,君情復何似?(《子夜四時歌·冬歌》)

華山畿,君既為儂死,獨生為誰施。歡若見憐時,棺木為儂開。(《華山畿》)

或表現對於負心男子的怨恨,如:

常慮有貳意,歡今果不齊。枯魚就濁水,長與清流乖。(《子夜歌》)

或表現婚姻不自由的苦悶,如:

非歡獨慊慊,儂意亦驅驅。雙燈俱時盡,奈許兩無由。(《讀曲歌》)

這些作品,以清新淺近的語言,表現真摯細膩的感情,風格豔麗柔弱、哀怨纏綿,真實地再現了江南女子在愛情問題上的複雜心態,並富有濃郁的生活氣息。

西曲產生於長江中游和漢水兩岸的城市,以江陵為中心。由於地區的差別和歌者的身份不同,它多寫水邊船上旅客商婦的離別之情,所反映的生活面比吳歌稍廣,而且更多地表現了勞動人民的愛情生活,其突出的特點是結合勞動來描寫愛情。因此在情調上與吳歌的閨閣氣息有所不同,風格也較為開朗明快。如:

布帆百餘幅,環環在江津。執手雙淚落,何時見歡還?(《石城樂》)

聞歡下揚州,相送楚山頭。探手抱腰看,江水斷不流。(《莫愁樂》)

一幕幕離別場景,一曲曲送別哀歌,給讀者留下深刻的印象。《那呵灘》中兩首男女對唱的情歌,尤為感人:

離歡下揚州,相送江津灣。願得篙櫓折,交郎到頭還。

篙折當更覓,櫓折當更安。各自是官人,那得到頭還。

女子的歌唱,傳達出真切的情思和天真的願望;男子的對答,則表現出身不由己的遺憾和悲哀。《拔蒲》二首清新而含蓄:

青蒲銜紫茸,長葉復從風。與君同舟去,拔蒲五湖中。

朝發桂蘭渚,晝息桑榆下。與君同拔蒲,竟日不成把。

清新幽美的環境,清脆婉轉的歌喉,洋溢著一種輕鬆、和諧的氣氛。末二句與《詩經·周南·卷耳》中“采采卷耳,不盈頃筐。嗟我懷人,置彼周行”的詩句有異曲同工之妙。

南朝民歌的形式特點,是體制小巧,大多為五言四句,語言清新自然,正如《大子夜歌》所說“慷慨吐清音,明轉出天然”,“不知歌謠妙,聲勢出口心”。清妙的歌謠隨口唱來,不雕飾,不做作,便將內心深處細膩纏綿的情感真切地表現出來。大量運用雙關語,是南朝民歌尤其是吳歌的顯著特點。雙關語大致可分兩類:一類是同音異字的,如:以“藕”雙關“偶”,以“蓮”雙關“憐”,以 “絲”雙關“思”,以“碑”雙關“悲”,以“籬”雙關“離”等;另一類是同音同字的,如:以布匹之“匹”雙關匹偶之“匹”,以藥名或曲名之“散”雙關取散之“散”,以關門之“關”雙關關念之“關”,以黃連之“苦”雙關相思之 “苦”等。這些巧妙的雙關語的運用,不僅使得語言更加活潑,而且在表情達意上也更加含蓄委婉。

除吳歌和西曲之外,在《雜曲歌辭》中還有一篇抒情長詩《西洲曲》:

憶梅下西洲,折梅寄江北。單衫杏子紅,雙鬢鴉雛色。西洲在何處?兩槳橋頭渡。日暮伯勞飛,風吹烏臼樹。樹下即門前,門中露翠鈿。開門郎不至,出門採紅蓮。採蓮南塘秋,蓮花過人頭。低頭弄蓮子,蓮子清如水。置蓮懷袖中,蓮心徹底紅。憶郎郎不至,仰首望飛鴻。鴻飛滿西洲,望郎上青樓。樓高望不見,盡日欄杆頭。欄杆十二曲,垂手明如玉。捲簾天自高,海水搖空綠。海水夢悠悠,君愁我亦愁。南風知我意,吹夢到西洲。

這首民歌可能經過文人的加工潤色,內容是寫一個青年女子的相思之情,中間穿插著不同季節的景物變化和女主人公的活動、服飾及儀容的點染描繪,一層深過一層地展示人物內心的情思,將那種無盡的相思表現得極為細膩纏綿而又委婉含蓄。全詩基本上是四句一換韻,又運用了連珠格的修辭法,從而形成了迴環婉轉的旋律,這種特殊的聲韻之美,造成一種似斷似續的效果,這同詩中續續相生的情景結合在一起,聲情搖曳,餘味無窮。所以沈德潛說此詩:“續續相生,連跗接萼,搖曳無窮,情味愈出。”(《古詩源》卷十二)這首詩是南朝民歌中藝術性最高的一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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