幾近成名：搖滾海報不為人知的往事

利維坦按：

“不管你喜不喜歡，藝術是一個線性程式，為了防止它自己回捲，藝術便有了

陳詞濫調

這個概念。藝術的歷史是增加和提煉的歷史，擴充套件人類感受力之視角的歷史，豐富表達手段的歷史——或更經常地，濃縮表達手段的歷史。藝術中引入的每一種新的心理現實或美學現實，對其下一個實踐者來說都立即變成老套。”詩人布羅茨基在《小於一》中的這段話指出了一個關於藝術正規化的核心問題：創新與老套的互生。

如果你是一個學藝術設計的學生，或已從事了相關設計工作，想必對文中的那些海報設計並不會感到格外的驚訝——畢竟，放到今天來看，這些充滿迷幻和歐普風格的作品某種意義上已經“老套”了——後世無數設計師都曾借鑑和模仿。

值得一提的是，文中出現的“老大哥控股公司”樂隊，其當年的主唱正是詹尼斯·喬普林。

1968年3月15-16日，唐娜·華萊士·科恩（Donna Wallace-Cohen）為舊金山之聲（San Francisco Sound，通常指60年代末那些玩“迷幻搖滾”的樂隊，譯者注）創作的最後一幅海報。

1967年，《生活》雜誌（LIFE magazine）派喬恩·博茨內（Jon Borgzinner，曾是《時代週刊》的特約編輯）去舊金山撰寫有關“迷幻效應”（psychedelic phantasmagoria）的文章，文中主要講述了關於張貼在菲爾莫會堂（Fillmore Auditorium）和阿瓦隆舞廳（Avalon Ballroom）等嬉皮士聚地的搖滾音樂會海報。

從許多方面看來，博茨內無疑是這項任務的的絕佳人選，但42歲的他卻在1980年英年早逝。作為主筆，他不僅能將1967年的搖滾海報與圖盧茲·洛特雷克（Toulouse-Lautrec）的新藝術傑作進行靈活對比，更能理解它們與當代藝術表達之間的聯絡。

在《時代週刊》1964年發表的一篇文章中，博茨內創造了名詞“

歐普藝術

”（op art）來描述朱利安·施坦查克（Julian Stanczak）的“光效應繪畫”（Optical Paintings）展覽。

朱利安·施坦查克於1965年創作的歐普藝術作品《痴迷1》（Obsession 1），它似乎預見了後來的迷幻藝術。

博茨內認識到，在保守向藝術審美佔主導的世界，歐普藝術的興起無疑是一場充滿希望的運動。因此，他十分欣賞藝術家維克多·摩斯科索（Victor Moscoso）。在為“摩爾書法電影宮”（movie-palace Moorish calligraphy）的創作過程中，

摩斯科索故意提高對比度，使用不相容色調，這使他為樂隊“水銀使者”（Quicksilver Messenger Service）和“老大哥控股公司”（Big Brother & the Holding Company）設計的的海報看起來像是在晃動且閃閃發光。

摩斯科索為“老大哥控股公司”樂隊設計的的海報。

不幸的是，博茨內同我們一樣，被那個時代的傳統觀念所束縛。1967年，在參觀舊金山搖滾海報時，他能看到的只有那些最尋常不過的想法。當然，他也與摩斯科索（他們都曾就讀於耶魯大學），裡克·格里芬【（Rick Griffin，反直覺的迷幻衝浪藝術創始人，他認為19世紀的法國插畫師古斯塔夫·多雷（Gustave Dore）是一個極具影響力的藝術家】和韋斯·威爾遜（Wes Wilson，他在本文中的引用像是一句令人失望的陳詞濫調：“最好的海報一定是最具動感的。”）交流過想法。

在1967年《生活》雜誌拍攝的韋斯和伊娃·威爾遜（Eva Wilson）的照片說明中，只提及了韋斯一個人的名字。

斯坦利·毛斯（Stanley Mouse）同樣被提名，這意味著毛斯的合夥人奧爾頓·凱萊（Alton Kelley），所謂的“舊金山五大平面藝術家”（The Big Five）中第五位成員，並沒有因毛斯在《生活》雜誌上釋出的海報而得到大家的信任。近日，毛斯的其中一幅海報作品“穿襪子的腳”在拍賣會上獲得了六位數的報價。

博茨內還錯過了答謝舊金山現場攝影師的機會。他最大的遺憾是沒有跟鮑勃·賽德曼（Bob·Seidemann）道謝，這位攝影師為當地搖滾明星拍攝的黑白照片經常被用作音樂會和迷幻商店的海報。其中幾幅被博茨內編排到《生活》雜誌封面的顯眼位置。

然而，

最糟糕的是博茨內對待女性的態度，或者更準確地說，是他對女性存在的視而不見——除了少數文章照片中的女性“道具”，由男性創作的海報上衣著暴露的女性“裝飾品”，或是女性裝飾者本身，以及“用其他電影明星海報裝飾自己的休閒室”的女演員珍妮特·利（Janet Leigh）之外。

在文章的一張照片中，伊娃·威爾遜（Eva Wilson）和丈夫韋斯（Wes）坐在一起，但照片下方的說明文字中只有韋斯的名字。

華萊士·科恩最為珍貴的一幅海報，於1967年為感恩至死樂隊在Winterland的首次演出創作。

如此一來，像邦妮·麥克萊恩（Bonnie MacLean）和瑪麗·泰珀（Mari Tepper）這樣如此有成就的女性搖滾海報藝術家沒能入選也不足為奇了。

唐娜·華萊士·科恩（當時她的姓是Herrick）同樣沒能過關，儘管文章中有她的照片——那是因為她為“感恩至死”樂隊（Grateful dead）在Winterland（音樂場所）的演出和大門樂隊在舊金山Whisky A- Go-Go（夜總會，總店在洛杉磯）為期兩週的演出【據報道，主唱吉姆·莫里森（Jim Morrison）僅參加了前兩晚的演出】設計了海報。

華萊士·科恩回憶道：“我們都去了舊金山的電車展覽（Cable Car Barn & Powerhouse，位於舊金山市梅山大街與華盛頓大街交叉路口的一處電車歷史博物館）和《生活》雜誌工作人員們一起拍照留念”。

雖然已經忘記了一起合照的人們叫什麼名字，但那天自己的著裝卻深深地印在她的腦海裡

，她告訴我：“我穿了一雙當時很流行的黃色高跟方頭長筒靴，和一條短裙。”作為一家高階時尚品牌I。Magnin的兼職模特，科恩知道如何吸引攝影師的注意。然而，這張合照片中仍有其他大約十位搖滾海報藝術家。可想而知，當它被交給《生活》雜誌的主編時，男權主義必將勝過性吸引力。結果就是，這張照片從未被刊登出來。

唐娜·華萊士·科恩為在舊金山Whisky A-Go-Go開辦的以“迷幻偶發藝術”為主題的“愛情陰謀公社”（Love Conspiracy Commune）活動設計的海報。

“愛情陰謀公社”（Love Conspiracy Commune）的組織總部位於離華萊士·科恩的船屋不遠處的索薩利托遊艇上，受他們的委託，科恩為“死者”樂隊（The Dead，一支美國搖滾樂隊，由“感恩至死”的一些前成員組成，譯者注）和大門樂隊設計了宣傳海報。這一工作與她沉浸於《小英雄》（Leave It to Beaver，美國一檔情景喜劇，譯者注）的童年相去甚遠。

“我是家裡唯一的孩子，沒有兄弟姐妹，”科恩說，“我的母親是家庭主婦，父親在烏爾班納市的伊利諾伊大學工作，他是一名環保主義者，經常教農民如何保護表土，如何輪作作物，以及諸如此類的事情。他還是個音樂家，上大學時在一個爵士樂隊裡吹長號。”

這架鋼琴是赫裡克（John Herrick，華萊士·科恩的前夫，譯者注）的。“我從8歲開始學習彈鋼琴，最後進入了俄亥俄州的歐柏林音樂學院（Oberlin College Conservatory of Music），” 她繼續說道，“通常，如果你也是一名大學生，那麼你一定會像當時的我一樣愛上紐約，並努力在那裡幹出一番事業。但我嫁給了一個即將進入芝加哥大學醫學院的醫科學生，所以我又回到了芝加哥，這樣也不錯，因為我可以在藝術學院上課。”

當華萊士·科恩在芝加哥藝術學院看到威廉·德·庫寧的作品《挖掘》時，她的職業焦點從音樂轉向了藝術。

然而，華萊士·科恩突然將注意力從音樂轉向了視覺藝術，因為她“邂逅”了一幅畫，即威廉·德·庫寧（Willem de Kooning）的作品《挖掘》（Excavation），被收藏在芝加哥藝術學院（Art Institute of Chicago）。

我們可以想象，博茨內非常享受與華萊士·科恩談論徳·庫寧的作品，以及抽象表現主義與迷幻搖滾藝術之間未知的聯絡。但在舊金山的搖滾海報世界裡，博茨內被男孩俱樂部矇蔽了雙眼，從此，此類對話再也沒有發生過。

“我從未見過這麼大的畫作，”科恩說，她指的是一幅81×100英寸的油畫，“它甚至讓我深陷其中，當時的我在想：哇，我也要畫一幅這樣的畫！於是，從小到大我一直在畫畫。每當週六不練鋼琴的時候，我就去地下室裡聽著收音機畫畫。媽媽帶我去購物的時候，我會拿著紙和鉛筆坐在店裡給人們畫畫。我並不是一個擅長社交的孩子。”

20世紀60年代下半葉，在索薩利托6號門的“方舟”上舉辦了搖滾音樂會。華萊士·科恩住在附近5號門的一艘船屋上。

1963年，由於赫裡克需要參加實習，於是科恩和他一同前往了西雅圖。一年後，這對夫婦又來到了舊金山，在加利福尼亞大學，未來的醫生赫裡克結束了自己的實習期。突然有一天，赫裡剋夫婦決定搬去金門大橋另一邊的米爾山谷（Mill Valley）。華萊士·科恩說：“當時的米爾山谷混亂不堪，到處都是藥。最終我和赫裡克分開，住到了索薩利托的一艘船屋上，在那裡我認識了‘愛情陰謀公社‘的人們。我的船上到處都是畫，所以他們讓我為正在宣傳的演唱會設計了海報。我記得，第一幅應該是在1967年2月給舉辦在Whisky A-Go-Go的演出畫的。”

20世紀60年代中期的索薩利托，盛行著與舊金山海特-阿什伯裡區的反主流文化相對立的另一種反主流文化。

特別是索薩託利小船停靠區胡亂擺放的遊艇，5號門衰敗的輪渡碼頭，一直以來都是藝術家和詩人們的天堂。這些藝術家中也包括英籍超現實主義畫家戈登·翁斯洛·福特（Gordon Onslow Ford）和作家阿倫·沃茨（Alan Watts）。阿倫·沃茨的作品被視為連線佛教禪宗教義與迷幻體驗之間的橋樑。在6號門，一艘名為S。S。 Charles van Damme的廢棄渡輪被重新命名為“方舟”（The Ark）。紫鯨樂隊（Moby Grape）和麻雀樂隊（Sparrow）都在這艘渡輪上開辦過音樂會，後來麻雀樂隊重組為荒原之狼樂隊（Steppenwolf）。

1966年5月-6月，華萊士·科恩在菲爾莫會堂觀看了安迪·沃霍爾和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的演出。

華萊士·科恩說：“當我住在船屋上時，索薩利托是個超酷的地方，斯特林·海登（Sterling Hayden）住在市區的一節老火車車廂裡。人們會去沒有名字的酒吧喝酒，大部分都是藝術家和販子。”當談到5號門時，她說：“奧斯利有時會過來給我們發一些免費的Acid，賊頂。”

華萊士·科恩很享受這一切，就像她與丈夫離婚後一樣。1966年，在參加菲爾莫時裝秀時，她被韋斯·威爾遜為時裝秀設計的海報所迷住。她說：“我一眼就看到了海報上醒目的安迪·沃霍爾，the Plastic Inevitable（探索塑膠的必然，安迪·沃霍爾組織的一系列多媒體活動，譯者注），地下絲絨樂隊，The Mothers（The Mothers of Invention，發明之母樂隊）和弗蘭克·扎帕（Frank Zappa）的字樣。在《探索塑膠的必然》節目部分，我依稀記得有部電影是一個人花一小時時間才吃掉一根香蕉，這太難以置信了。”

1966年5月，大約是華萊士·科恩回到菲爾莫的一個月之後，她去看了蘭尼·布魯斯（Lenny Bruce）的最後兩場演唱會之一，發明之母樂隊再次作為開場樂隊表演，直到這位麻煩纏身的喜劇演員死於藥物過量。“那時候，北灘（North Beach）到處都是赤裸上身的人，”科恩回憶道，她想起了布魯斯是如何調侃舞者卡羅爾·多達（Carol Doda）的隆胸的。

“有一次，他幾乎是扯著嗓子喊：‘所以，我想知道的是，這個世界上還有天然的胸部嗎？’大家都大笑起來。當時，這成為了是一句很有意思的臺詞。”

脫衣舞者卡羅爾·多達，活躍於上世紀60至80年代。

這可能是華萊士·科恩為“愛情陰謀公社”設計的最後一幅海報，當時感恩至死樂隊剛結束在Winterland的演出。幾個月後，“愛情陰謀公社”成員因製毒被逮捕。

這裡需要特別說明的是，在1966和1967年的舊金山，看到或提到裸胸並不是什麼大事，不管倒黴的喜劇演員怎麼稱呼它們。

在“愛情陰謀公社”於Whisky A-Go-Go的活動中，這一現象已經十分普遍。在那裡，坦胸露乳的女招待不停地為顧客們添著伏特加和曼哈頓雞尾酒。在為期兩週的活動中，女招待們的上半身被畫上人體彩繪。

“她們中的大多數是舊金山州立大學出來賺外快的女學生，”華萊士·科恩說，“有一天晚上，當我在做燈光秀時，沒有人來為女孩們畫人體彩繪，所以我參與了進來。有個名叫費利西亞的女孩，她想讓她的胸部看起來像旗幟，所以我按她的想法畫了上去。

那是一段狂熱的時光，愚蠢，瘋狂，但十分美妙。

”

感恩至死樂隊在Winterland演出的那一晚，華萊士·科恩為“愛情陰謀公社”設計了另一幅海報，來宣傳“愛情馬戲團”的第一個週年紀念日（The First Annual Love Circus）。因此，在複雜的作品中央她畫上了迷幻的馬戲團帳篷和長頸鹿。“只有當你精神恍惚時，才能看到它們，”她說，“因為海報的顏色印錯了，這讓字母更難辨認，但看起來貌似更完美。”

感恩至死樂隊在Winterland的演出現場。

至今，科恩為這次演出設計的海報可能是最大家最為欣賞的。阿亨巴赫基金會（Achenbach Foundation）保留了海報的一份影印件，該基金會是舊金山美術館的印刷收藏和紙張保護部門，它記錄了感恩至死樂隊在Winterland的第一次演出，同時使這幅海報成為了感恩至死樂隊的粉絲們和搖滾海報收藏者的最愛。

但在1967年3月3日的晚上，演出幾乎無法進行，海特·阿什伯裡區的“挖掘者”（Diggers）團體（由激進分子、即興演員和行為藝術家組成的社群組織，力求創造一個沒有金錢和資本主義的微型社群，譯者注）因每張票要價3。5美元而對演出進行了抗議。

這段時間，感恩至死樂隊拒絕登臺，直到有足夠多的“挖掘者”成員可以免費進入現場。

華萊士·科恩為“挖掘者”團體在感恩至死樂隊演出中的示威設計的海報，反對3。5美元的高價票。

“挖掘者”團體顯然發現了“愛情陰謀公社”不可告人的秘密。兩個月後，舊金山警察在太平洋高地豪華公寓（Pacific Heights neighborhood）的一套住房裡逮捕了8名該公社成員，原因是他們將那裡改造成了冰毒實驗室。

不言而喻，毒品的查獲解釋了該組織的資金來源。但華萊士·科恩對他們的商業行為卻一無所知，幾乎是一夜之間，她為“愛情陰謀公社”設計海報的工作戛然而止。

然而，科恩作為海報藝術家的職業生涯又繼續繁榮了一年，儘管不是在舊金山。她說：“透過‘愛情陰謀合作社’，我結識了一個名叫瓊（June）的女人，她是馬修·卡茨（Matthew Katz）的女朋友。我們一拍即合，所以她把我介紹給了馬修。在看過我的海報之後，馬修又僱我給他設計了一些。”

1967年11月17-18日，華萊士·科恩為舊金山之聲在西雅圖的演出設計的第一幅海報。

馬修·卡茨作為傑弗遜飛機樂隊（Jefferson Airplane）最初的經理而成名，他指導樂隊錄製了首張專輯，但就在專輯發行時，他被開除了。

“馬修在舊金山待的時間不算長，”華萊士·科恩說，“他很善於把人們組織在一起，但不知道如何處理他們之間的瑣事。他會給樂隊成員一幢海特街上的大房子，並且在某種程度上會很照顧他們。但他掌控著整個樂隊的資金，我覺得可能是他在這方面做得不好，所以才會被炒魷魚。”

在1967年11月到1968年3月，馬修·卡茨也去了西雅圖，他為國會山（Capitol Hill）的安可舞廳（Encore Ballroom）做了大約十幾場演出。這些演出以舊金山之聲的表演為主，其中也有馬修帶領的樂隊，從舊金山的It’s a Beautiful Day樂隊和Moby Grape樂隊到西雅圖的Tripsichord Music Box樂隊和Indian Puddin ‘ and Pipe樂隊。

這是1968年1月和2月華萊士·科恩為舊金山之聲在西雅圖的演出設計的其中兩幅海報，這些海報的繪製彰顯了她的手繪和排版能力。

這些演出的海報大部分，也可能全部都是由華萊士·科恩設計的，其中每一張都會寫上“華萊士工作室”的字樣。新的名字讓許多海報收藏家和策展人無法將唐娜·赫裡克的作品與之聯絡起來，這完全是意料之中的，儘管只要訪問一下華萊士·科恩的網站，一切謎團就都解開了。

起初，華萊士·科恩為舊金山之聲設計的海報延續了“愛情陰謀公社”時期的設計風格，粗粗的手寫字型與其對比色相映襯，形成了新藝術風格中彎彎曲曲的線條，讓人聯想到縷縷飄動的長髮。

但從1968年2月開始，她的作品中開始包含框架、邊界和對稱等元素，並在1968年3月為紫鯨樂隊設計的一幅類似彩色玻璃窗的海報（見本文頂部的第一幅圖片）中達到頂峰。可以肯定的是，華萊士·科恩的手寫體和插畫對於搖滾音樂會的聽眾來說足夠迷幻。

但不難看出，作為一個藝術家她正在日漸成熟，相比於1967年，她更加堅定地相信自己做出的選擇。

從1967年12月到1968年2月，華萊士·科恩的佈局變得更加有條理，但仍保留了她迷幻的意象和別出心裁的字型。

直到現在，華萊士·科恩已經有幾十年沒見過她在西雅圖設計的海報了。“我在諾瓦託（Novato）的住所在70年代被燒燬了，”她說，“我失去了一切，也忘記了曾創作的那些海報，直到前幾天我收到了斯科特·麥克杜格爾（Scott McDougall）的書”。

對華萊士·科恩來說，翻閱《象形文字拆分》（Split Fountain Hieroglyphics）這本書是一種愉快的體驗。她說：“它就像打開了一條小小的記憶通道，我彷彿又看到了當年的作品，這太有趣了！”但這本書也勾起了一些讓她痛心的記憶。

“和一個墨西哥人離婚之後，我嫁給了約翰·華萊士（John Wallace），”她一邊為上一段感情的結束嘆息，一邊講述著與約翰·華萊士的開始，“他是一名嬉皮木匠，但並不怎麼懂木工工藝。因為在我為舊金山之聲設計海報期間，他失業了。他認為自己很有藝術天賦，所以想嘗試一下。雖然我並不這樣認為，但還是讓他做了幾幅海報。它們實在是太醜了，現在被收錄在斯科特的書裡。有一次馬修甚至跟說我，不要再讓約翰做海報了。”

完全由約翰設計的海報位於《象形文字拆分》中的第68頁，編號為SFH089，而在82頁編號為SFH106的作品中，華萊士·科恩的手寫體和插畫與約翰笨拙的佈局顯得格格不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