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澍：皇權視閾下的張璁與張居正

嘉靖及其以後諸朝在明代歷史上是相對獨立的單元，此期由明世宗朱厚熜開啟。眾所周知，因為武宗朱厚照的絕嗣和藩王朱厚熜以獨特的身份繼位，引發了“大禮議”，最終世宗擊敗主張繼統又繼嗣的楊廷和一派，取得了繼統不繼嗣的勝利，維護了自己固有的父子關係。在這一重大爭論之中，不顧個人安危而全力支援世宗且與楊廷和一派及武宗朝弊政毫無任何瓜葛的新科進士張璁嶄露頭角，成為“大禮議”中新生的政治明星，代表著全新的力量，開啟了“嘉隆萬改革”的新時代。

由於學術視野的侷限，近代以來談論明代改革，學界只關注萬曆初年張居正的行政行為。不論對他的褒與貶，由於沒有恰當的參照，認識難免偏頗。事實上，早在明代，沈德符就注意到了張居正與張璁兩人的相同性，認為張居正在編纂《明世宗實錄》時“極推許永嘉（張璁為明代浙江永嘉縣人），蓋其才術相似，故心儀而託之讚歎”，並說兩人“皆絕世異才”［1］。張璁和張居正的諡號皆為“文忠”，兩人相同點較多，明人李維楨認為繼張璁之後，“閣臣有江陵，與公姓同，諡文忠同，相少主同，銳意任事同，公得君誠專，為眾所側目，杌隉不安，身後七十餘年，名乃愈彰，其以危身奉上稱忠，與江陵又同。”［2］李維楨序清人梁章鉅論道：“前明有兩張文忠，時論皆以權相目之，其實皆濟時之賢相，未可厚非。竊以心跡論之，則永嘉又似勝江陵一籌。永嘉之議大禮，出所真見，非以阿世，其遭際之盛，亦非所逆料。而其剛明峻潔，始終不渝，則非江陵所能及。”［3］蔡美彪先生在《中國通史》中突破近代以來的狹隘之見，將張璁與張居正聯絡起來加以考察，認為“明代先後兩張文忠，均以興革為己任。”［4］以上評論對我們在皇權視域中認識張璁和張居正具有重要的啟發。

張璁與張居正之所以能夠有為於各自的時代，就在於他們敢於擔當，各自與當朝皇帝有著特殊的密切關係。事實上，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在明代改革史上起到了開創作用，具有更為獨特的歷史地位。對於張璁與“大禮議”和“嘉隆萬改革”的關係，筆者已有專門論述①，現以皇權為視野對張璁和張居正做一比較研究，以期理性地認識他們各自的貢獻和歷史作用，更好地理解嘉隆萬改革的趨勢乃至明代歷史的最終走向。

一、張璁和張居正與皇帝相知途徑不一

作為明代閣臣特別是首輔，與皇帝的關係是否融洽，是判斷其是否有所作為的首要條件。張璁和張居正之所以被人們視為“名相”或“權相”，皆與當朝皇帝的信任和重用密不可分。

儘管年長張居正五十歲的張璁初涉官場，沒有依靠，沒有圈子，但在“大禮議”中不懼楊廷和及其追隨者的圍堵、謾罵和暗殺，根據自己的理解和認識，挺身而出，支援勢單力薄的世宗，顯示出士人敢於擔當的優良品質。當時，一些對楊廷和主張有微詞的大臣如楊一清等人只在私下反對或牴觸，不能勇敢地站出來公開表明自己的看法。而張璁敢為人先，沒有過多的心理負擔，沒有自保的顧慮，不怕楊廷和集團的打擊報復，能夠公開向楊廷和的觀點挑戰。按照一般人的處境和心思，經過八次會試磨鍊而在47歲中第的張璁此時應該躑躅觀望，不要招惹楊廷和及其追隨者，否則，輕則丟掉見習的職位，被趕回老家，瞬間葬送大半生艱辛考取的功名；重則白白送死，成為楊廷和集團的刀下之鬼。正如張璁所言：自己當時“初為進士，未嘗受皇帝一命之寄，皇上亦未嘗識臣為何如人，臣只因見得道理之真，故敢以一人犯天下之怒，幸賴聖明在上裁決，不然臣萬死無益也。”［5］救張延齡第二儘管當時的政情極為特殊，形勢不明，但大多數人明白楊廷和暫時佔據主動，人多勢眾，為此不敢站出來與其論戰。而從湖北前來繼位的朱厚熜年僅14歲，既是一個未見世面和未經風雨的鄉下少年，又是一個不懂權謀的新君；既沒有後宮的支援，又沒有心腹宦官的襄助；既沒有東宮僚屬，又沒有顧命之臣。總之，處於孤立無助的少年天子世宗，到北京來繼承皇位，猶如隻身進入虎穴。雖然世宗年少，但懂得孝情，亦能讀懂武宗遺詔的內容，故不怕楊廷和等前朝舊臣。同時他也清醒地認識到在職的臣子極少有人敢於突破楊廷和及其追隨者的封鎖來聲援自己。就在新皇帝面對如此嚴峻的情勢之際，剛剛中第的觀政進士張璁無所畏懼地站出來，旗幟鮮明地支援世宗，就顯得格外矚目，使楊廷和及其追隨者遇到了真正的對手。世宗看到張璁的第一份奏疏即言：“此論一出，吾父子必終可完也。”［6］卷4，正德十六年年七月壬子事實證明，世宗的這一認識是極為準確的。

正是張璁的出現，才使世宗面對的禮儀問題和法律解釋進入了正常的討論軌道。儘管他們依仗絕對優勢對暫處劣勢的張璁展開了圍攻，但最終還是敗下陣來，成為“大禮議”的徹底失敗者。自張璁出現之後，世宗發現了自己所應依靠的全新力量，重用張璁等人便是世宗的不二選擇，無人能夠阻擋。張瀚說道：張璁“成進士，任南部郎，以議獻廟禮稱上意。乃召入，不次擢用。六年之間，晉陟宰輔”［7］卷5《堪輿紀》。這是當時人事大變動的縮影。從當時權力更替的角度而言，“大禮議”其實就是武宗皇權向世宗轉移的過程，世宗藉此迅速擺脫了楊廷和集團的束縛，順利實現了皇權的完全轉移，使嘉靖政治很快進入世宗自主控制下的新時代。雙方議禮觀的衝突只是表象，其本質在於世宗從楊廷和等前朝舊勢力手中收回了完全屬於自己的應有權力。所以，徹底打敗楊廷和集團是世宗擔負的政治使命和麵臨的嚴峻考驗，最後的成功充分說明他年紀尚輕但具有傑出的政治智慧和超強的政治手段。正是順應了這一歷史潮流，張璁才能迅速崛起和“驟相”。張璁表面上因議禮脫穎而出，被委以重任，但這絕不是他個人命運的簡單改變，而是標誌著新生力量的出現和時代的劇變。

“大禮議”絕不像中國歷史上其他任何形式的論爭那樣混亂和不可把握，參與爭論的雙方人數的多少都不是判斷“大禮議”走向的主要依據。張璁能夠充分利用楊廷和的巨大失誤而展示了自己的全面素質，並贏得了勝利。談遷評論道：“永嘉議禮，能以辨博濟其說。即論星曆，亦援據不窮。其見知於上，非偶然也。”［8］卷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對楊廷和提出的世宗必須更換父母的主張是完全可以討論的問題，但在這一討論中絕不能把自我之見完全強加於皇帝，並將不同意見斥之為“邪說”。但是楊廷和一派以毫不妥協的誓死決心要天真般地擊敗皇帝，自不量力地要剝奪皇帝與其父母的固有關係。作為暫時佔據主動地位的楊廷和集團需要的不是對世宗和張璁的強硬態度，而是要改變照搬照抄的態度和削足適履的做法，調整思路，放棄不近人情、違背武宗遺詔和無視事實的主張，找到能夠切實解決問題的新方案。當然，他們根本不可能做到這一點，這就為張璁的脫穎而出創造了條件。當時，“新主尚少，舊臣恃恩，往往執刊定之成禮，以膠父子兄弟之轍，主心不能無孤。公雖新進，宿學老成，能據禮援經以與之衡，而關三事大夫之口，天子倚之，自是遂複用公。”［2］丘應和序在雙方力量對比懸殊的情形下，張璁在楊廷和集團的打壓和封殺中無所畏懼，孤軍奮戰，真正表現出了士大夫所應有的骨氣和不屈精神，成就了其“正大光明之業”。嘉靖八年（1529年），世宗反思即位之初的遭遇時說道：“朕本藩服，以我皇兄武宗毅皇帝青宮未建，上賓之日，遺詔命朕入紹大統，以奉天地宗社之祀，君主臣民。當是時，楊廷和懷貪天之功，襲用宋濮安懿王之陋事，以朕比擬英宗，毒離父子之親，敗亂天倫之正。朕方在沖年，矇昧未聰，致彼愈為欺侮。幸賴皇天垂鑑，祖宗默佑，以今輔臣張璁首倡正義，忘身捐命，不下鋒鏑之間，遂致人倫潰而復敘，父子散而復完。”［6］卷104，嘉靖八年八月戊寅世宗對張璁充滿感激之情是正常的，對張璁在“大禮議”中的表現高度肯定也是發自肺腑的。在明代閣臣中，張璁的表現是獨特的，他與世宗的關係當然是牢固的。但即使這樣，張璁深感“君臣相保”的艱難，清醒地認識到：“君臣相遇，自古為難，君臣相保，自古尤難。相遇為難者，難以正也。不正則為苟合，非相遇之道也；相保為難者，難以誠也。不誠則為苟容，非相保之道也。”［9］再辭陳情對於自己與世宗的相知相遇，張璁極為珍惜，能夠嚴守為臣的進退之道，以廉潔、守正、奉法、勤勉、愛民來嚴格要求和規範自己，能留則留，該退則退，以確保君臣關係不受損傷。

相比於張璁，後來的張居正與萬曆皇帝則是老臣與幼主的關係。明穆宗臨終前，將自己不滿十歲的兒子朱翊鈞託付給高拱、張居正、高儀三位內閣大臣，說道：“朕嗣統方六年，今疾甚，殆不起，有負先帝付託。東宮幼，以屬卿等，宜協輔遵守祖制，則社稷功也。”領命之後，高拱等人“泣拜而出”［8］卷67，隆慶六年五月己酉。穆宗去世之後，高拱“以顧命自居，目無群璫”［10］卷4《相鑑》，很快被馮保趕走。高儀不久亦卒，張居正便為首輔，以唯一一位“顧命大臣”的身份來管教神宗，這是張居正嚴厲約束神宗權力的合法性之所在。從此便真正開始了萬曆初年由張居正獨自一人主導的、全新的顧命之政。每當張居正遇到言論攻擊而面臨進退之時，他都要拿顧命大臣的獨特身份為自己辯護，以確保自己職位的穩固。如萬曆四年（1576年）御史劉臺論劾其“擅作威福”時，張居正上疏辯解：“臣既受先帝付託之重，皇上又寵臣以賓師不名之禮，敢不矢以死報。況聖學尚未大成，嘉禮尚未悉舉，朝廷庶事尚未盡康，海內黎元尚未鹹若，豈臣言去之時？”［11］卷46，萬曆四年正月己未次年，在守制還是奪情問題上，也因顧命大臣的身份自然而然地選擇了奪情，神宗說道：“朕以幼衝，賴先生為師，朝夕納誨，以匡不逮。今再三陳乞守制。於常理固盡，於先帝付託大義，豈不鮮終？”［12］萬曆五年十月八日辛卯“顧命大臣”是張居正公開的、合法的護身符，包括神宗在內的任何人一時難以撼動。與張璁相比，張居正與神宗關係的牢固性和永續性是有問題的。對此，張居正自己也是清楚的。他在萬曆四年（1576年）說道：“主上恆以沖年，惡人之欺己”［13］卷28《答操江王少方》。神宗對張居正的依賴是被動的，是其父臨終前的安排，而不是自己主動的選擇。神宗年幼時尚能與張居正較好相處，一旦成長到一定年齡且感受到皇權獨享的必要時，張居正自然成為多餘，矛盾必然凸顯。當張居正以侵犯皇權的名義受到清算時，自然成為明代付出慘重代價的閣臣。明人于慎行論道：“世徒以江陵摧抑言官，操切政體，以為致禍之端，以奪情起復、二子及第為得罪之本，固皆有之，而非其所以敗也。江陵之所以敗，惟在操弄主之權，鉗制太過耳。”［10］卷4《相鑑》萬曆十二年（1584年），神宗根據三法司的調查和結論，釋出了張居正的罪行，公開指責張居正“汙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鉗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11］卷152，萬曆十二年八月丙午在朱元璋廢相之後，將這樣的罪名強加在明代大臣一人身上者極為罕見，足以看出擺脫“顧命大臣”管束之後的神宗對張居正的極端厭惡乃至仇恨。這與世宗一直竭力保護張璁的做法形成了巨大的反差，充分說明張居正並未得到神宗誠心的敬重。

二、皇權在兩張文忠政治命運中的作用不同

張璁和張居正分別在嘉靖初年和萬曆初年與當朝皇帝結緣，但兩人有明顯的差別，即張璁是新朝的新臣，雙方在“大禮議”中相知；張居正是新朝的舊臣，是前任皇帝的安排。一般而言，舊臣特別是內閣首輔在新朝不可能任職較長，新君一般都要儘快組建自己能夠掌控的新內閣。當然，正統前期老臣“內閣三楊”輔佐小皇帝英宗是個特例，張居正的情況與此相似。但隨著“三楊”的老去，正統後期便出現了亂局，釀成了震驚天下且深刻影響政局走向的“土木之變”。張居正能否走出這一怪圈，是檢驗其為政能力的關鍵。後來的事實證明他無法開創新的政治局面。但張璁與張居正完全不同，在張璁去世後，其身後的嘉靖政治沒有出現突變，張璁也一直得到朝廷的高度肯定，其根本原因就在於他與世宗之間有著真誠的情誼。

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在嘉靖初年所面對的人事關係更為複雜，面對的反對力量更為強大。世宗要清除楊廷和集團，要讓自己倚信的張璁等新興勢力完全取代舊勢力，需要過渡，甚至還需要激烈的鬥爭。在世宗與張璁等人取代楊廷和集團的過程中，出現了一個特殊現象，那就是啟用與楊廷和“大禮”觀保持距離或私下認同張璁觀點的一些老臣，如謝遷、楊一清、費宏等人，其中謝遷將近八十歲。這些老臣完全是過渡性人物，世宗不可能依靠他們組建自己真正的新內閣，更不可能依靠他們從事真正的革新。一些舊史家不明白這一道理，一味地渲染他們與張璁等新進者的矛盾。事實上，這些老臣與張璁等新進之臣間守舊與革新的矛盾是問題的關鍵。《明史·費宏傳》的作者論道：“承璁、（桂）萼操切之後，（費宏）易以寬和，朝士皆慕樂之。”［14］卷193《費宏傳》楊一清也與費宏一樣，反對張璁等人“多所更建”的改革，主張四平八穩和安於現狀，他明確指出與“鹹好更張”的張璁等人衝突的原因是：“今持論者尚紛更，臣獨主安靜；尚刻核，臣獨主寬平。用是多齟齬”［14］卷198《楊一清傳》。張璁等人主張“紛更”，而楊一清則主張“安靜”；張璁等人主張“刻核”，而楊一清則主張“寬平”，這就是嘉靖前期“剛明果敢，不避嫌怨”［14］卷196《張璁傳》的張璁等人與所有安於現狀的老臣之間矛盾衝突的根本原因。

如果無視理念的衝突和時代的要求，僅僅拿張璁等人的人品就事論事，就不可能釐清嘉靖前期的政局走向。如沈德符認為：張璁與張居正相比，“永嘉險，江陵暴，皆果於自用。異己者，則百端排之。”［1］就明代政治體制而言，如何形成強勢的內閣，是明代中後期政治的客觀要求。就嘉靖前期而言，除了張璁，費宏、楊一清等人都不具備強化閣權的條件和能力。他們一味地騎牆觀望，優柔寡斷，或故意與張璁相左，或一味寬縱百官，不可能成為勇於擔當、真正革新的嘉靖閣臣。不可否認，張璁不是完人，但他絕不是見風使舵和安於現狀之人。張璁敢為人先，勇於擔責，敢於創新，在“大禮議”中得罪了不少人，在隨後的政治革新中觸動了一些官員的切身利益，汙衊、謾罵之詞不絕於耳。

面對朝中不斷出現的反對張璁的陰謀和掀起的驅趕浪潮，對世宗也是莫大的考驗。總體而言，世宗還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對張璁抱以信任並繼續予以重用。但終因無法招架言路的攻擊而不得不多次讓張璁離開內閣。在嘉靖八年（1529年）至十四年（1536年）的七年之間，張璁三次被世宗罷免，但不久又被召復，這在明代歷史上是極為罕見的。嘉靖前期出現“張璁最寵，罷相者屢矣”［14］卷196《方獻夫傳》的特例，表明當時推進革新異常艱難。但對這一現象，不可簡單地解讀為君臣關係的惡化，更不能片面地認為是張璁因“失寵”而“尊嚴盡喪”［15］。

針對朝臣的攻擊，張璁除了一般性的辯解之外，便坦然地離職回家，輕裝上道，來去正大光明，不會像張居正那樣採取各種手段來確保自己職位的穩定，更不會像張居正那樣藉口皇帝離不開自己而設法留任。正如張璁所言：“夫皇上所以數進臣者以禮，而臣所以獲罪當退者亦以義。被命而去，聞命而來，皇上公天下之心，而臣不敢存一己之嫌，可白於天下後世者也。”［5］乞休陳時事又詩言：“兩年三度過天津，津人問我往來頻。君臣豈是難相遇，只恨恩深未殺身。”［16］天津二首張璁用這一行為向世人表明自己並非貪戀權勢之輩，使各種貪圖權位的流言不攻自破，對自己，對世宗，對嘉靖政治，都有積極的作用。事實上，世宗每次起復張璁時都是加官晉爵，給予重用。特別是透過張璁從容的來去，解除了世宗的疑慮，加深了對張璁人格的認識，進一步增強了雙方的情誼。世宗從張璁反覆罷免和起復中“察其誠”，對張璁更加“重信”，“常以少師羅山而不名”，進一步密切了君臣關係，“眷顧之厚，始終不替”［17］，彼此“知無不言，密謀廟議，即同事諸臣不與聞者。”［6］卷221，嘉靖十八年二月乙巳如嘉靖十年（1531年）張璁改名孚敬後，世宗將其父手書的“榮恩堂”三字賜予張璁，並“識其端曰‘皇考手澤’”，同時賜銀印篆刻一枚［6］卷123，嘉靖十年三月戊子。，上書“永嘉張茂恭印”六字，不用張璁之名。世宗對張璁說：“日前聞卿自為堂房一，名曰榮恩，夫所謂榮得君恩也。朕思皇考嘗手書斯三字，朕恭裝軸，茲並銀印一枚及彩帛等物以賜，以為吾君臣相慶之意，庶見朕意雲耳。”［18］謝賜御筆堂額銀印彩幣世宗的曠世知遇之恩使張璁只有全力盡職擔責方能報答。他對世宗說：“夫負荷之際，誠人所當自量，仰惟聖明在上，勵精圖治，百度貞明，臣凡庸莫能裨助萬一，位重弗勝，日懷憂畏，誠不敢以自用也。”［18］辭避又說：“臣伏思皇上更臣之名，復錫之字，千古所無之殊恩也。更錫名字，復御筆大書之以賜焉，尤千古所絕無也。君父恩遇如此，其何能報！臣子榮幸，其何能勝！臣敬當裝軸，並敬臨刻，一尊奉於欽賜臣書院敬一亭左右，俾臣子孫仰之；一尊奉於欽名臣官邸榮恩堂左右，俾臣朝夕接目警心，率由聖訓，不至於終迷也。”［18］謝賜更名及御筆大書嘉靖十二年（1533年），世宗又親書“敬一”二字賜予張璁［16］承賜御書“敬一”二字恭和聖制二首。從中不難看出，張璁與世宗的關係不僅沒有因其多次離閣而疏遠，反而愈加密切。張璁之子張遜業就此說道：“臣父仰荷皇上知遇之隆，古今罕伍。”［5］附疏·謝卹典

世宗在張璁多次進退的反覆考驗中增加了對張璁更多的理解和信任，使張璁因生前的磨鍊而避免了身後的不幸。至少世宗不會像後來的神宗那樣親自下令清算自己曾經依賴和肯定的重臣。相對於張居正，張璁得罪的人更多，招致的怨恨也更多，想加害張璁者也大有人在。在嘉靖前期政治風浪中如何對待張璁的榮辱，如何確保張璁的人身安全，世宗始終保持著清醒的頭腦，對他的特殊貢獻給予足夠的尊重，並採取萬全的手段使張璁免遭不測。這既是嘉靖政治之幸，也是張璁之幸。與張璁正好相反，張居正只進不退，過於看重自己的權位，難與張璁相提並論。正如梁章鉅所言，張璁屢次罷復，“終遂首丘之願，獲全身後之名，其進固易，其退亦易，更非江陵所能企及矣。”［3］

與張璁相比，張居正在萬曆初年所面對的政治風險要小得多。在趕走高拱之後，張居正迅速而又全面地控制了朝政，藉助於幼主、太后和太監三種特殊力量，張居正暫時真正實現了“宮府一體”的治理願望，也真正成就了所謂明代“第一權相”的氣勢。事實上，張居正行政的阻力遠遠小於張璁，一些公開批評張居正的人被予以杖責、貶謫或除名，比嘉靖朝世宗處置反對張璁者要嚴厲。年幼的神宗被迫用這種高壓手段保護著張居正。但是，就明代的政治特點而言，這種做法只能是暫時的，難以持續。如果處在正常的政治氛圍之中，有無張居正都無關緊要，張居正可以像張璁那樣坦然地離開內閣，又可以隨時進入內閣。但由於神宗年幼，暫時依從張居正也在情理之中。關鍵的問題是神宗和張居正之間的特殊關係並不可能得到朝臣的真心認同，對他“專擅”的攻擊接踵而至，甚至有人把他比作曹操或賈似道。對於攻擊者，神宗能夠順從張居正之意而予以打壓。這與世宗巧妙保護張璁的做法正好相反。世宗之所以屢次讓張璁離開內閣，一方面是減輕輿論壓力，另一方面是保護張璁。而“顧命大臣”的身份，既束縛了神宗，又限制了張居正，使張居正只能留任，不能退出，沒有迴旋的任何餘地。於是，積怨愈來愈多，在張居正死後終於爆發，不可收拾。正如夏燮所述：“初，言路為居正所抑，至是爭礪鋒銳，搏擊當路。”［19］在神宗清算張居正時，朝中重臣無人為張居正誓死抗辯，成為明朝乃至中國古代歷史上的一大奇特現象。

張居正生前根本沒有預料到這一嚴重後果，一方面表明他對明代政治的特點認識不足，另一方面表明他對自己的行為後果沒有理性的預判。自夏言以後，儘管嚴嵩、徐階、高拱等首輔因這樣或那樣的問題被趕出內閣，但自身和家族沒有遭受滅頂之災，政局亦未逆轉。儘管張居正也會說：“高位不可以久竊，大權不可以久居”［13］卷44《歸政乞休疏》，但他還是去意不定，甚至根本就沒有去意。面對張居正離職的試探，神宗不置可否，把該問題交給其母。李太后態度明確，根本不在乎神宗的心思，要張居正輔佐到三十歲時再說。李太后明白地告訴神宗：“與張先生說，各大典禮雖是修舉，內外一應政務，爾尚未能裁決，邊事尤為緊要。張先生親受先帝付託，豈忍言去？待輔爾到三十歲，那時再作商量。先生以後再不必興此念。”［13］卷44《謝聖諭疏》這當然是李太后一廂情願的想法，在張居正之前，也沒有如此長久執政的“顧命大臣”。但李太后此言的確迷惑了張居正，使他根本沒有認真思量儘早離開神宗的嚴肅問題。而令人們沒有想到的是，張居正會不久倒在職位上，並很快離世，未能等到如何退出內閣讓神宗獨立行使皇權的那一天。正是在這種氛圍之中，張居正不僅不會想到自己身後的悲慘遭遇，而且還憧憬著讓其眾子繼續書寫自家的輝煌。萬曆八年（1580年），張居正之子張懋修進士及第，張居正對神宗“不勝感戴”，極力表示“臣子孫當世世為犬馬，以圖報深恩。”［12］萬曆八年三月二十九日戊辰在此之前，張居正就對神宗說：皇恩浩蕩，“施及於己身者，其恩尤淺；施及於子孫者，其恩為深。戴德於一時者，其報有盡；戴德於後世者，其報無窮。”［12］萬曆八年正月九日己酉由此可見，在其生命快要結束之前，較長時間沒有強大對手的張居正，其政治嗅覺與隆慶、萬曆之際相比已不大靈敏了，使其對未來的危險沒有足夠的警惕。

從皇權的視角來看，張居正悲劇的出現是不可避免的。一方面他對張璁與世宗關係的演變以及張璁屢次罷復的行為反思不夠深刻，始終認為“顧命大臣”的身份可以確保自己權位的安全；另一方面，張居正對自己幕後趕走高拱的行為是否在自己身上重演沒有足夠的認識，自然也就不會採取有效措施加以防範，更不可能透過制度變革予以消弭，無力結束長期以來內閣“混鬥”的局面。作為顧命首臣的高拱被神宗輕易革職，驅除京城，使其成為明代歷史上新君以最快速度和最陰險方式趕走的第一位首輔。這一鬧劇充分暴露了神宗藐視老臣、羞辱老臣和不遵父命的陰險性格。而李太后、馮保和張居正教唆神宗趕走高拱，使神宗稱帝后上了第一堂極為生動而影響深刻的權謀課，為整治比高拱“侵犯”皇權更為嚴重的張居正做了一次漂亮的預演。換言之，高拱“侵犯”皇權在前，張居正“侵犯”皇權在後，但張居正身居其中而渾然不覺，還沉浸在因順利趕走高拱而產生的興奮之中，根本沒有想到神宗會用同樣的甚至更為嚴酷的手段來對付自己。所以說，萬曆時期的張居正對皇權的不可靠性認識不清，暫時的、表面的君臣親密關係和因此所擁有的權勢不可能給張居正帶來永久的安全，獨享“顧命大臣”的身份也根本無法給張居正帶來持續的榮光。正如張瀚所言：高拱“開隙華亭，罷歸。復起柄國，乃欲恃權修怨於華亭。不知窺伺之江陵，已陰擠而力排之，禍且不測矣……蓋權勢所在，當局即迷，抑利令智昏，人自迷耶？餘所睹記，如分宜、貴溪至相傾危以死不悟。後來者復蹈覆轍，何迷之甚也。”［7］卷7《權勢紀》在張居正奪情問題上，他的門客宋堯愈認識明確，曾明確警告張居正“當去而去，即受禍，禍輕。欲去不得去，即禍不及身，其禍重。愚恐初喪之亂在方寸，而惑在深眷”［8］卷70，萬曆五年十月丙戌。但張居正在當時根本聽不進去此類善意的勸告。

三、張璁與張居正對明代中樞政治的影響各異

在明代皇權執行中，儘管君臣之間有一些矛盾或認識上的差異是一種正常現象，但這種情形絕不能影響君臣之間正常的交流和彼此之間的基本信任。一旦雙方因政見不合而發生對抗且不可調和，或內閣完敗，或引發朝政混亂。“大禮議”中的楊廷和就是內閣完敗的典型代表。一些研究者頻頻引用《明史·楊廷和傳》中“當是時，廷和先後封還御批者四，執奏幾三十疏”［14］卷190《楊廷和傳》諸語來論證楊廷和內閣的強勢和此時閣權的擴張，則是一種嚴重的誤讀。在明代，閣臣可以在決策環節就某一具體問題暫時不同意皇帝的意見，需要做進一步的溝通和協調，但不能以頻頻否定帝意為榮，這絕不是閣權有效行使的正當形式。特別是與皇帝意見不一致時，閣臣更應主動與皇帝溝通，相互交流，在彼此讓步或說服皇帝后形成決定。如果處於弱勢的閣臣咄咄逼人，試圖壓制皇帝，並以毫不妥協的不合作姿態張揚於外，那隻能引發皇帝的懷疑和厭惡，皇帝會想方設法將其趕出內閣。相比於讓世宗“常忽忽有所恨”的楊廷和，張璁和張居正在與皇帝的交往中就更加順暢，溝通更有成效。與張璁相比，楊廷和的致命缺陷就是與世宗難以相處，無法溝通。他以“萬世公議”自詡，公開向世宗叫板，以人多勢眾連連向世宗施壓。為了解決這一勢力對皇權的威脅，世宗施政的核心便是全力清除楊廷和及其追隨者，使其永無出頭之日，難以東山再起。世宗藉助“大禮議”而成功消除了前朝遺留下來的龐大的政治勢力，確保了嘉靖政治的穩定，並開創了全新的嘉靖時代。

在這一歷史程序中，張璁是世宗切割舊勢力所依靠的關鍵人物，起著特殊的作用。嘉靖六年（1527年），張璁剛入內閣，便向世宗進言，直指內閣弊端：“我太祖高皇帝懲前代丞相專權，不復設立，而今之內閣，猶其職也。皇上責以調元贊化，可謂得任輔相之道矣，臣不知其宜何如為人也。今之部院諸臣，有志者難行，無志者聽令，是部院乃為內閣之府庫矣。今之監司，苞苴公行，稱為常例，簠簋不飾，恬然成風，是監司又為部院之府庫矣。撫字心勞，指為拙政，善事上官，率與薦名，是郡縣又為監司之府庫矣。”進而提出對策，認為：“皇上宣德流化，必自近始，近必自內閣始。夫人君用人固未嘗借才於異代者也。今內閣擇其人焉，責之以擇九卿；九卿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監司；監司擇其人焉，各責之以擇守令。守令，親民者也。守令得人，斯匹夫匹婦莫不被其澤矣。”［20］應制陳言自內閣設定以來，張璁第一次向皇帝明確要求授予內閣選用九卿的權力，這是朱元璋廢相和朱棣設定內閣以來閣臣首次直接提出賦予內閣如此重要的用人權。對於張璁的“懇誠”之見，世宗給予高度認同和積極支援，對他說：“風勵百僚，鹹俾感化，以成嘉靖之治，卿其懋之。”［6］卷81，嘉靖六年十月甲子與其他閣臣相比，張璁與世宗之間具有更暢通的交流渠道，既有密疏言事的保障，又有世宗之母蔣太后的關切，使張璁擁有了協助世宗革新的、可靠的皇權資源。世宗曾對張璁說：“朕有密示，其慎之勿洩。”［8］卷53，嘉靖六年十月乙巳在世宗的支援下，張璁便開始了強化閣權的改革，使閣權開啟了真正的擴張趨勢，從此進入“鼎盛期”。《明史》的作者論道：“世宗朝，（張）璁、（桂）萼、（夏）言、（嚴）嵩相繼用事，六卿之長不得其職。大都波流茅靡，淟涊取容。”［14］卷202《贊曰》剔除對六部尚書同情的成分，我們看到的是作者對閣權自張璁以後明顯擴張現象的深刻感受。這是嘉靖朝政治的最大變化，也是嘉靖革新的重要成果之一，張璁在其中起了關鍵作用。在張璁之後，這一擴張之勢沒有因為他的離開而停頓，且一直持續到張居正時代。正如史家所言：“是時內閣權積重，六卿大抵徇閣臣指。”［14］卷218《申時行傳》

與張璁相較，張居正如何在張璁強化閣權的基礎上進一步深化閣權的改革，確保內閣權力執行的穩定和不斷完善內閣權力的保障機制，是真正檢驗張居正為政能力特別是改革能力的關鍵性指標。學界一味描繪張居正個人的權力和放大“第一權相”的暫時作用，則是偏頗的。如在對待閣權的問題上，張居正始終保持低調，刻意掩飾，既不敢正視張璁以來的閣權擴張，更不敢進一步公開強化閣權。他在隆萬之際就小心地說道：“竊照閣臣之職，專一視草代言，故其官謂之知制誥。若制詞失體，以致輕褻王言，則閣臣為不職矣。”［13］卷38《明制體以重王言疏》萬曆三年（1575年），他仍沿襲此說，認為：“顧今閣臣之職，不但參與密勿，票擬章奏，且又辦理制敕文字，總裁纂修事務，改定經書講章，日侍內殿進字，其責至重，其事至繁。”［12］萬曆三年八月十一日丙子直到萬曆六年（1578年），他還在說：“照得閣臣列在禁近，以備顧問，代王言，其職務最為繁重。”［13］卷42《請簡用閣臣疏》從這些平淡而又老調的言辭中根本看不出“第一權相”張居正的實際權力，也根本無法理解批評者所謂“迨張居正時，部權盡歸內閣，逡巡請事如屬吏，祖制由此變”［14］卷225《楊巍傳》的實情。張居正不敢像張璁那樣直截了當地表明內閣選擇九卿甚至領導九卿的權力，而是拿一百多年來的翰林身份為內閣定位，為自己辯護，不敢表露自己的權力真相，避免反對者抓住把柄來反擊自己。這種自我掩飾只對張居正個人眼前的權位有利，而對進一步強化閣權卻是極為有害的。所以，御史魏允貞理直氣壯地對神宗說：“自張居正竊柄，吏、兵二部遷除必先關白，故所用悉其私人。陛下宜與輔臣精察二部之長，而以其職事歸之。使輔臣不侵部臣之權以行其私，部臣亦不乘輔臣之間以自行其私，則官方自肅。”［14］卷232《魏允貞傳》為此，首輔張四維反駁道：不能因為“前臣（指張居正）行私，而欲臣不與吏、兵之事”［12］萬曆十一年三月四日丙戌！但由於張居正在閣權的問題上不像張璁那樣態度明確，故攻擊者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使後張居正時代的閣臣特別是首輔沒有足夠的理由發起有效的反擊。閣臣特別是首輔渴望繼續擁有較大行政權的要求，既不會得到神宗的真心支援，也不會得到輿論的普遍響應，“閣臣與言路日相水火矣”［14］卷218《申時行傳》，內閣在多方質疑中失去重心，走向沒落便成為必然之勢。

張璁為了確保閣權的有效擴張，防止反對者攻擊自己圖謀專權，不得不屢次離開內閣，以表明自己不會貪圖權位。如此既消除了世宗的疑慮，加深了對張璁的信賴，又堵塞了反對者的無端攻擊，確保了閣權在嘉靖時期的有序擴張。而張居正以種種藉口不願也不敢離開內閣，更不敢公開宣稱自己主導的內閣已事實上擁有人事權和行政決策權，故不僅沒有打消神宗的疑慮，反而加深了神宗對他的不信任感；不僅沒有真正從制度上推動閣權的持續加強，反而公開宣傳違背張璁強化閣權的主張，授人以柄，為反對者提供了否定閣權的口實，葬送了幾十年來閣權擴張的成效。

除了李太后的支援，張居正還有太監馮保的襄助。與宦官的勾連，既是張居正暫時有所作為的主因之一，也是張居正厄運的根源之一。而張璁不僅與宦官隔絕，而且還在嚴厲懲治宦官，成功革除鎮守中官，有效限制宦官權力，使嘉靖朝的宦官干政程度處於明代中後期的最低位［21］。在嘉靖以來限制和整肅宦官權力的大背景下，張居正為了自己的權位，與宦官馮保打得火熱，使宦官勢力再次抬頭，使其對政治的侵害進一步加重，這為神宗清算張居正找到了很好的理由。先處理馮保，後清算張居正，便成了神宗最佳的路徑選擇。同時神宗按照張居正對內閣職權的表述，竭力遏制自張璁以來日益擴大的權力，下決心限制內閣首輔的權力，杜絕再現第二個“專擅自恣”、“乾綱獨斷”、“蔽主專權”的張居正。考察反張活動的成效，神宗完全實現了這一預想的目標。

張璁所遇到的世宗在位45年，張居正所遇到的神宗在位48年。世宗利用自己長期執政確保了張璁對內閣權力擴張的改革成果，使內閣首輔權力保持穩定和持續的增長。同時世宗也真心保護著張璁，使他在生前死後能夠免遭一些居心不良者的攻擊和誣陷。而張居正恰恰相反，具有“小世宗”之稱的神宗長期執政對死後的張居正來說是災難性的。神宗對張居正生前的極度尊重和死後的無情鞭撻，使其判若兩人。他的長期執政使清算張居正得到了真正的落實，並因此徹底扭轉了嘉隆萬改革的走向，完全斷送了嘉隆萬改革的成果。

四、結語

就張璁和張居正各自所處的時代而言，差別是明顯的。張璁的時代是新舊力量交替中最具活力的時期。出於打擊楊廷和勢力以及重建嘉靖政治新秩序的需要，世宗必須依靠張璁等新興勢力，也必須趁機進行改革。世宗和張璁與前朝勢力和弊政都沒有關聯，各自也就沒有顧慮和負擔，故使張璁的時代具有極為難得的革新機遇和較大的改革空間。與張居正相比，張璁“得君最專”，真正得到了皇帝的傾心委任，也真正得到了皇帝的真心尊崇和愛護。他和世宗“君臣道合”，對政治的革新能夠達成一致，故變革是君臣的共識，而不是張璁一人的自編自導和自言自語。這就保證了改革能夠持續進行，不會因張璁離世戛然而止。在張璁時代，扶持世宗登基的楊廷和其實就是他的一面鏡子。從張璁的行為中可以看出，他對皇權的特性有著清醒的認識，並真正接受了楊廷和恃功跋扈的教訓，沒有步其後塵。而張居正所處的時代並不具備真正變革的條件，只是嘉靖和隆慶改革的餘續和享受嘉隆改革成果的時期。儘管明代新皇帝即位後都要推行所謂的“新政”，但作為前朝遺留的輔政舊臣，首先關心的是如何保位而不被新君拋棄。張居正合法擔任首輔的理由就是因為皇帝年幼而受先帝囑託的“顧命大臣”。對神宗來說，張居正是父皇安排的老臣，只能被動接受，談不上真心依靠，更談不上真正的尊重。與張璁和世宗在反對楊廷和集團的鬥爭中自然形成的相知相依相比，張居正在嘉隆萬時期的權力鬥爭中摸爬滾打，極為圓滑、智謀和老練。對神宗來說，張居正何時離開和怎樣離開萬曆政壇，他時有閃念。但由於母后的時時干預和馮保的上下其手，君臣雙方礙於情面而無法一時分手。最後是張居正的突然去世才打破了這一局面，真正結束了單一“顧命大臣”的時代。張居正是自成化閣臣李時以來在職最久的一位前朝老臣。在神宗看來，張居正的死意味著舊時代的結束和新時代的開始，故試圖要在張居正之後“勵精圖治”，大展身手，“事事懲張居正專權之轍，章奏親覽，處分親斷”［13］卷267，萬曆二十一年閏十一月壬辰，要真正開創屬於自己的萬曆時代。正如萬曆十一年（1583年）申時行所言：“皇上聰明天縱，躬聽萬機，一時政治聿新，百廢具舉”［14］萬曆十一年四月八日己未。但事實證明，由於缺乏對張居正施政得失的理性分析，清算過於冒失，加之沒有可依靠的幹才和能臣，神宗要在全面反對張居正浪潮之中開創新局面是根本不可能的。

正是兩人所依靠的皇權不同，故他們身後的歷史走向也就大不一樣。張璁身後儘管有這樣那樣的矛盾和問題，但政治活力未減，世宗的政治態度沒有發生根本性變化，革新局面依舊，繼任首輔皆能延續內閣的強勢權力，支撐著國家機器的有效運轉；但在張居正身後，內閣首輔成了張居正專權的代名詞，反對“專擅”的張居正其實就是反對內閣擴張的權力。御史錢一本就說：“我國家仿古為治，部院即分職之六部，內閣即論道之三公。未聞三公可盡攬六卿之權，歸一人掌握，而六卿又俯首屏氣，唯唯聽命於三公，必為請教而後行也。”［16］卷231《錢一本傳》在無視張居正之功而一味放大其過的反對聲中，閣臣特別是首輔個個灰頭土臉，相互推諉，不敢繼續擴大閣權，不願做第二個張居正，使張璁開創的內閣強勢化趨勢快速發生逆轉。反對者只是指責張居正的專權和閣權的擴張，而無人能夠理性思考閣權真要弱化之後的體制變革和應對策略，以確保行政的良性轉軌和平穩過渡。在後張居正時代，內閣改革迷失了方向，行政中樞疲軟，使真正失去強勢內閣支撐的神宗皇權難以應付日益複雜的政局，“留中”現象日益嚴重，決策能力迅速下降，君臣怠政廢事成為常態，萬曆政治很快走向歧途而不可收拾。

要真正瞭解張居正，首先必須要全面瞭解張璁；研究晚明歷史，必須要正視張居正。只有深化對張璁的研究，切實肯定張璁在明代歷史上的獨特地位，才能更加清楚地看清嘉靖以後明代的政治走向，也才能真正認清張居正的作用。離開皇權的參照，就無法理解他們兩人的命運、行為、事功及其影響。就張璁與世宗而言，世宗皇權的行使是主動的，是一種常態；就張居正與神宗而言，神宗皇權的行使是被動的，是一種變態。正因為如此，兩張的命運各不相同，對明代政治正面影響的效果也就大不一樣。

註釋：

①田澍。嘉靖革新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2002；田澍。正德十六年——“大禮議”與嘉隆萬改革。人民出版社，20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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