晉朝：魏晉風度和九品中正制，上品無寒士，下品無士族

“風度”原是魏晉時用來品評人物的詞語。

魏晉時期，人們對人物的品評由道德風範轉向人物外貌，進而發展到人物的精神氣質。魏晉名士有一種不同於流俗、甚至不同於任何歷史時期的言談舉止。風度不僅僅是個人文化素質與精神狀態在言談與儀表上的反應，對於一定的社會階層來說，風度集中體現了他們的人生觀和世界觀，集中塑造了他們的社會形象。它不僅是一種政治和文化現象，而且深深影響著人們的心理與行為，從而構成了這一時代所特有的社會現象。建安七子、正始名士、竹林七賢等人，正好反映了魏晉名士的時代精神。

魏晉風流是魏晉士人所追求的一種具有魅力和影響力的人格美，或者說是他們所追切的藝術化的人生，用自己的言行、詩文、藝術是自己的人生藝術化。這是在魏晉玄學的大背景下出現的，魏晉玄學的形成改變著士大夫的人生追求和生活時尚、價值觀念。構成魏晉風流的條件是：玄心、洞見、妙賞、深情，其外在特點是：穎悟、曠達、真率，代表人物是：陶淵明，王羲之，以及竹林七賢等。

一、迷惘的年代

三國和兩晉是一個統一王朝消失的時代。漢末到魏晉，階級矛盾、社會矛盾不斷惡化，統治階級內部相互傾軋，致使社會動盪不安，政局變幻不定。東漢末年的政治敗壞引發了黃巾起義，隨後軍閥割據，出現三國鼎立的局面。到了西晉，雖然實現了統一，但不久爆發了“八王之亂”，北方遊牧民族趁機入侵，西晉的統治也隨之結束，中原成了諸族爭鬥的戰場。晉室南渡後，建立了東晉王朝，偏安半壁，但由於統治集團內部的爭鬥不斷，農民起義的高漲，最後劉裕取代了司馬氏政權，建立了劉宋王朝。

這些混亂而痛苦的歷史事實，讓當時的名士們思治而不得，苟全性命於亂世，對文化、思想和社會風氣都產生了巨大的影響。那些循規蹈矩，那些道貌岸然，似乎都成了一個個玩笑，傳統的力量在無形裡消失，越來越多的名士在無望的明天面前選擇了叛逆。有些人，佯狂而避世，在清醒與沉醉裡優遊，在痛苦和癲狂裡迷失。於是就有了所謂的“魏晉風流”。看《世說新語》，感受到的就是與整個封建統治時期格格不入的豪邁與不羈。書中有載：劉伶恆縱酒放達，或脫衣裸形在屋中，人見譏之，伶曰：“

我以天地為棟宇，屋室為禈衣，諸君何為入我禈中！”如此放浪形骸，逐漸成了一種風氣，“故去巾幘，脫衣服，露醜惡，同禽獸”。在名士中甚至有男人追求外貌女性化，塗脂抹粉，“服婦人之服”的畸形的社會現象。

二、桃花源

“竹林七賢”的酣飲醉談，陶淵明的田園生活和夢裡那個桃花源，是什麼支撐著他們的精神世界？是什麼攜領著他們飛蛾撲火般的旅程？

魏晉的名士都注重精神世界的純淨，無視功名利祿和富貴，內心曠達，形跡放浪，這就反映了整個時代對傳統禮教的挑戰，對腐朽文化的不滿。老莊思想就是最銳利的武器。

魏晉最為特殊的意識形態就是玄學了。老莊思想可以讓人們擺脫現實的紛爭迴歸自然，迴歸自我。而儒家思想陷入了矛盾：它在這個動亂的年代已經實在無法成為社會的規範和主流，可也不能完全從人們的思想裡消失，於是就有了“援道入儒，儒道合流”的玄學。

“魏晉名士好老莊，何晏有《無為論》，王弼有《老莊注》，阮籍有《達莊論》，郭象有《莊子注》，嵇康則標榜‘老子、莊周吾之師也’”（《國史概要》）

而真正反映“魏晉風流”的精神特質的，是不為外物所累，率性而為的言行風範：王子猷居山陰，夜大雪，眠覺，開室，命斟酒。四望皎然，因起彷徨，詠左思《招隱詩》。忽憶戴安道，時戴在剡，即便夜乘小船就之。經宿方至，造門不前而返。人問其故，王曰：“吾本乘興而行，興盡而返，何必見戴！”（《世說新語》）

莊子自然純樸的審美觀，為我們展現了一種恬淡純樸的自然意境，它要求人們去掉人為造作，提倡迴歸自然，持守自身質樸的本性。在他看來，符合自然本性的才是美的，自然而然就是美。陶淵明描寫他的恬淡純樸的生活，寫出了生活的脫俗超然，正應和了道家的藝術境界：“少無失俗韻，性本愛丘山。誤落塵網中，一去三十年。羈鳥戀舊林，池魚思故淵。開荒南野際，守拙歸田園。方宅十餘畝，草屋八九間。榆柳蔭後簷，桃李羅堂前。曖曖遠人村，依依墟里煙。狗吠深巷中，雞鳴桑樹顛。戶庭無塵雜，虛室有餘間。久在樊籠裡，復得返自然。（《歸園田居》其一）”；“結廬在人境，而無車馬喧。問君何能爾，心遠地自偏。採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山氣日夕佳，飛鳥相與還。此中有真意，欲辨已忘言。（《飲酒》其五）”

這樣的逃避現實的方式是很多名士所選擇和追求的，這是他們潔身自好的最好途徑：既表露了自己對當權者的不滿，又比較安全，也符合老莊思想反對功利的價值觀。他們也向往著烏托邦式的“桃花源”：無君無臣，自耕自織，無憂無慮。

可現實生硬地刺痛著夢想：曹操為消除異己，就殺死了孔融、楊修等名士；到了魏晉政權交替，曹氏和司馬氏殊死鬥爭，被害的就有何晏、嵇康、夏侯玄等人，到了兩晉，政治環境不斷惡化，以至於“名士少有全者”（晉書·阮籍傳）。評論政治是不敢的，為了填補精神空白，專談玄理的清談風行，而清談的內容，主要就是《周易》、《老子》、《莊子》這“三玄”，突破了“獨尊儒術”，又結合了儒家思想和佛教思想，達到了哲學上的一個高峰。

追求超越世俗的生活方式，帶著濃重的文化懷疑和避世的無奈，保持心靈純淨的願望和迴歸自然的想法，這就是魏晉名士……

三、人格之美

魏晉風度，在很多人看來，是一種真正的名士風範，所謂是真名士自風liu，由正始才俊何晏、王弼到竹林名士嵇康、阮籍，中朝雋秀王衍、樂廣至於江左領袖王導、謝安，莫不是清峻通脫，表現出的那一派“煙雲水氣”而又“風liu自賞”的氣度，幾追仙姿，為後世景仰。

魏晉風度，它作為當時的士族意識形態的一種人格表現，併成為當時的審美理想。風流名士們崇尚自然、超然物外，率真任誕而風流自賞。晉朝屢以歷部尚書請官王右軍，但遭屢拒絕。我想，正是因為精神的超俗，“托杯玄勝，遠詠莊老”、“以清淡為經濟”，喜好飲酒，不務世事，以隱逸為高等這樣的人事哲學觀，才能造就那傳奇的《蘭亭序》。

然而，魏晉風度為什麼在歷代每每遭貶，究其原因，大略是這幫名士們飲酒過度，醉生夢死；再就是放達出格，有悖常理，另就是清談誤國。據傳說“竹林七賢”之一的劉伶，縱酒佯狂，經常是抬棺狂飲，且身上一絲不掛於屋中，人見均嗤之，他卻反唇相譏：“我以天地為房屋，以房屋為衣褲，你們幹嗎要鑽到我褲襠裡來呢？這些名士們為求長生而煉丹服藥，穿衣喜寬袍大袖且經久不洗，故而多蝨，因而“捫蝨而談”，在當時是件很高雅的舉動。

其實以魏晉風度為開端的儒道互補計程車大夫精神，從根本上奠定了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基礎，影響的相當深遠。可是，魏晉風度的所及，也帶來了弊端，許多人趕時髦，心情也並非嵇康、阮籍似的沉重，卻也學他們的放達。其實現在年輕人作為對人生的愛戀，自我的發現與肯定，與東漢末以魏晉風度的價值觀念四一脈相承的。而現在年輕人在追求行止姿容的漂亮俊逸上個性上，又和魏晉風度的美學關相輔相成。

九品中正制

【基本概念】

九品中正制是魏晉南北朝時期一種重要的官吏選拔制度。又名九品官人法，分為九個等級，作為政府選用官吏的依據。中正：有名望的推薦官，人才的等級由他們評定。是魏文帝曹丕為了拉攏士族而採納陳群的意見。曹丕篡漢前夕即延康元年（220年）由魏吏部尚書陳群制定。此制至西晉漸趨完備，南北朝時又有所變化。這一制度創始於曹魏，發展成熟於兩晉，衰落於南北朝時期，廢除於隋朝，隨之科舉制形成。

【設定方法】

以魏晉之製為例，其主要內容為：

先在各郡設定中正，稍後又在各州設定大中正。州郡中正只能由本地人充當，且多由現任中央官員兼任。任中正者本身一般是九品中的二品即上品。郡中正初由各郡長官推選，晉時改由州中正薦舉，中正的任命權掌握在司徒府。州郡中正都設有屬員，稱為“訪問”。一般人物可由屬員評議，重要人物則由中正親自評議。

中正的職權主要是評議人物，其標準有三：家世﹑道德﹑才能。家世又稱“簿閥”﹑“簿世”，指被評者的族望和父祖官爵。中正對人物的道德﹑才能只作概括性的評語，稱為“狀”。如曹魏時中正王嘉“狀”吉茂為“德優能少”。西晉時，中正王濟“狀”孫楚為“天材英博，亮拔不群”。中正根據家世﹑才德的評論，對人物作出高下的品定，稱為“品”。品共分為九等，即上上﹑上中﹑上下﹑中上﹑中中﹑中下﹑下上﹑下中﹑下下。但類別卻只有二，即上品和下品。一品無人能得，形同虛設，故二品實為最高品。三品西晉初尚可算高品（上品），以後降為卑品（下品）。

中正評議結果上交司徒府複核批准，然後送吏部作為選官的根據。中正評定的品第又稱“鄉品”，和被評者的仕途密切相關。任官者其官品必須與其鄉品相適應，鄉品高者做官的起點（又稱“起家官”）往往為“清官”，升遷也較快，受人尊重；鄉品卑者做官的起點往往為“濁官”，升遷也慢，受人輕視。

中正評議人物照例三年調整一次，但中正對所評議人物也可隨時予以升品或降品。一個人的鄉品升降後，官品及居官之清濁也往往隨之變動。由於中正品第皆用黃紙寫定並藏於司徒府，稱“黃籍”，故降品或復品都須去司徒府改正黃紙。為了提高中正的權威，政府還禁止被評者訴訟枉曲。但中正如定品違法，政府要追查其責任。

【設立原因】

九品中正制度是繼承東漢官吏選拔制度又加以改革的結果。東漢選拔官吏，主要是依據儒家的道德行為標準，宗族鄉黨的評定成為政府選拔官吏（具體途徑是察舉﹑徵辟的主要甚至唯一的依據。漢末大亂造成人士流移，給鄉閭評議帶來困難，用人不可能一一核之鄉閭。曹操當政的二十多年中，用人“決於胸臆”﹑“各引其類”的情況大量存在。然鄉閭評議並未完全廢棄，史稱曹操平定荊州時，託當地大名士韓嵩“條品州人優劣，皆擢而用之”；又稱替曹操主持選舉的崔琰﹑毛玠“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所謂“總齊清議”就是掌握和平衡各地的清議。曹操對鄉閭評議並未籠統否定，反對的只是漢末鄉閭評議中產生的弊病。他糾正的辦法一是提倡“唯才是舉”，以反對虛偽道德和名實不符；二是壓制朋黨浮華和私人操縱選舉，力圖將選舉之權控制在政府手中。如韓嵩之條品荊州人士，就不同於漢末名士私人操縱的鄉閭評議，而與後來中正由政府任命並向政府負責的情況更為近似。九品中正制的許多特點在曹操當政時期已有萌芽，曹丕﹑陳群進一步加以制度化。

【發展歷史】

九品中正制創立之初，評議人物的標準是家世﹑道德﹑才能三者並重。梁朝史學家沈約甚至說它是“蓋以論人才優劣，非謂世胄高卑”。但由於魏晉時充當中正者一般是二品，二品又有參預中正推舉之權，而獲得二品者幾乎全部是門閥世族，故門閥世族就完全把持了官吏選拔之權。於是在中正品第過程中，才德標準逐漸被忽視，家世則越來越重要，甚至成為唯一的標準，到西晉時終於形成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庶族”的局面。九品中正制不僅成為維護和鞏固門閥統治的重要工具，而且本身就是構成門閥制度的重要組成部分。到南朝時期，在中正的評議中，甚至父祖官爵的高低也無關重要，所重視的只是魏晉間遠祖的名位，而辨別血統和姓族只須查譜牒，中正的品第反成無足輕重的例行公事。在十六國和北朝時期，由於各政權具有少數民族統治的性質，九品中正制的作用不能與兩晉南朝相提並論。後趙主石勒曾清定九品，石虎亦恢復雍秦二州望族免役特權，但似乎並未設中正之職。北魏初﹑中期，未行九品中正制。崔浩曾欲恢復分別族姓的做法，因而被殺。孝文帝改制，班定族姓，始立九品中正制。但自河陰之變後，此制亦流於形式。到了隋代，隨著門閥制度的衰落，此制終被廢除。

【相關評論】

起初，這一制度是致力於解決朝廷選官和鄉里清議的統一問題，是對漢代選官傳統的延續，也是對曹操用人政策的繼承。但到魏晉之交，因大小中正官均被各個州郡的“著姓士族”所壟斷，他們在評定品級時，偏袒士族人物，九品的劃分，已經背離了“不計門第”的原則。此後的三百年間，出現了“上品無寒門，下品無勢族”的門閥士族壟斷政權的局面，而九品中正制一直是保護士族世襲政治特權的官僚選拔制度。因此當士族沒落以後，九品中正制也被徹底廢除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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