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向榮︱古希臘是如何對德意志施以暴政的
一、關於問題
1935年，五十歲的英國學者伊莉莎·瑪麗安·巴特勒在劍橋大學出版社出版了她平生最著名的作品：《希臘對德意志的暴政：論希臘藝術與詩歌對德意志偉大作家的影響》
（林國榮譯，社科文獻出版社，2017，以下簡稱《暴政》）
。同年，這部英語世界裡討論從18到20世紀德國作家的“文學理論”書籍，在德國迅速被下令禁止翻譯。自從1933年納粹焚書事件之後，這種對外國文學作品和學術著作的禁燬在德國已司空見慣，不足為奇。但考慮到一年之後，納粹德國將舉辦體育運動史上最具爭議的一次奧運會，而且拜電影史上最具爭議的導演之一里芬斯塔爾所賜，我們在今天得以目睹此次奧運會上帝國運動員作為古希臘傳人所展示的壯美身姿與健康體魄，這就說明了帝國的宣傳部門並不糊塗，他們一眼就看出了《暴政》這本書在談藝論文之際，包含著與此次奧運會完全相反的政治意圖，因此將其果斷查禁。
但我們不免好奇：第一，自從文藝復興和宗教改革之後，整個歐洲都在重新發現古希臘和古羅馬的文學、藝術、政治、哲學、歷史，將古希臘頂禮膜拜的人比比皆是，阿爾卑斯山南麓的羅馬故地此風尤勝，何以這位英國作者偏偏聲稱希臘在德國造成了暴政？她所說的暴政，其意義究竟是什麼？
第二，回到《暴政》一書自身，這本看似“人畜無害”的文學理論書籍，究竟有何種力量，能令帝國在其甫一出版就下令禁燬？
第三，《暴政》出版至今已80多年，單純從文學理論或是美學角度看，此書雖仍不乏灼見，但談不上重大學術價值，遑論前沿性了，那麼現在將其翻譯至華土，其意義何在？
二、關於暴政
在德國接受教育並畢生致力於德國文學研究的巴特勒，一定是預料到了什麼，才會寫這樣一部頗顯另類的十八至二十世紀德國藝術與詩歌史。在《暴政》一書的開篇，她寫道：
“一般而言，都是詩人創造生活景觀，但是德意志人卻要向哲學家尋求靈感。確切地說，德意志詩人總是要在絕對真理的王國當中，才能展開對絕對之美的追尋歷程。”
（p6，概要）
這是全書的主題，也是讀者把握全書的題眼。表面上看，這似乎只是巴特勒對德意志民族性的認識，而在當時大家普遍認為德意志民族具有“形而上學的衝動”，是“觀念的奴僕”
（P5，概要）
。但是，巴特勒隨後卻指出了德國人對美的追求具有鮮明的自身特點，那就是根深蒂固的希臘因素。換言之，德國人是把“希臘的思想、標準、文學形式、意象、視野和夢想”
（p8，概要）
作為絕對真理來摹仿，心甘情願地向其臣服，這不僅意味著臣服美，還意味著臣服真；不僅意味著能夠擁有日常審美的全部，還意味著獲得人類最高階的理想追求。這就是“暴政”一語的基本內涵。
“暴政”的影響則在於，首先，正如巴特勒指出的，詩人的任務是“創造生活景觀”，構建價值理想是哲人的任務。但在德國，從溫克爾曼開始，詩人藝術家們妙筆生花也好，口吐蓮花也罷，創造的並非基於日常經驗的生活圖景，而是摹仿被絕對化和理想化了的希臘精神，那麼其後果猶如一個孩童剛剛學會走路，就要參加奧運會展現人類的健美體魄和偉大精神，必定是可笑而且危險的。
其次，巴特勒在《暴政》中梳理了十八至二十世紀的德國文學藝術巨匠的生平和主要觀點，發現德國人所概括提煉、推崇備至、徹底臣服的希臘精神可能並不存在，或者說受到了扭曲，很大程度上是德國人的形而上學衝動塑造出來的，這就對納粹德國所憧憬的古希臘圖景給予了致命的抨擊。
溫克爾曼是這一德意志化希臘精神的“發現者”，我認為用“始作俑者”來概括可能更貼切。面對拉奧孔群雕，溫克爾曼從中發現的不僅是個別雕塑的藝術魅力，還是希臘藝術的典型象徵，更是人類所應追求的完美藝術法則。這一法則奠定了希臘對德意志暴政的基礎，甚至還影響到了萬里之遙的中國。朱光潛在《西方美學史》裡將其翻譯成了優美的中文：“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這句話如此著名，以致於很長時間內也成為中國人認識古希臘藝術精神的鑰匙。在中國尚且如此，可想而知在彼時粗俗而枯燥的德國文化世界裡，這句話將會產生何等劇烈的影響，德國舊的藝術法則迅速被新的希臘精神代替，國王已死，國王萬歲！
但巴特勒卻不無譏諷的指出，首先，溫克爾曼看到的拉奧孔群雕是石膏澆鑄的仿製品，梵蒂岡的原件並不那麼單純和靜穆，而是“每一部分都展現出動感”
（p63，第二章）
。也就是說，溫克爾曼心中先有了一個想當然的希臘精神，只是透過拉奧孔來說，所以是仿製品還是原件也就不重要了。其次，對希臘頂禮膜拜，以精神希臘人自居的溫克爾曼，卻在希臘敞開大門歡迎他且川資充盈的情況下，不敢踏上希臘的土地，就好像害怕自己吹出的肥皂泡會破掉一樣。再次，今天的我們早已知曉，古希臘的雕塑原本都是彩繪的，色彩鮮豔並不單純，形態也並不總是靜穆。當然，這些對溫克爾曼來說並無意義，因為德意志所崇拜的希臘精神並不在希臘，而是在德意志人的精神世界裡。
拉奧孔群雕
拉奧孔的神話是《暴政》所破除的第一個執念，也是最重要的一個執念。巴特勒在戳穿溫克爾曼的把戲後，不無惋惜的羅列了將“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奉為圭臬的後繼者們：萊辛、赫爾德、席勒、歌德、荷爾德林，這些偉大的名字與溫克爾曼一樣，都是“就希臘藝術應當是什麼樣子有了構想，而後才找到了拉奧孔群雕，對之實施了極為嚴重的扭曲”
（p110，第三章）
。不僅如此，他們在對行動和經驗的漠視上，也與溫克爾曼不分軒輊。比如萊辛，在寫作他藉以名世的《拉奧孔》一書過程中，“萊辛是否瞥過一眼拉奧孔群雕，這一點頗值得深究”
（p80，第三章）
；比如歌德，同樣拒絕造訪希臘，從靈魂裡看一眼就足夠了，巴特勒譏諷道：因為雅典“是不需要預先的訓練或知識儲備或辛苦勞作，便可以令觀光者予以體驗的”
（p147頁，第四章）
；至於荷爾德林，則在苦於人間無法實現這一希臘理想的絕望中陷入迷狂。
是他們不夠聰明缺乏反思嗎？肯定不是，他們恰恰是希望透過對希臘精神的臣服來推動德意志的進步，由藝術而文化、由文化而政治，從而讓德國能夠與義大利、法國、英國在精神領域並駕齊驅甚至超拔其上。這不由得讓我想起“葉公好龍”這個眾所周知的中國寓言。西漢的劉向在《新序》中講述：
“葉公子高好龍，鉤以寫龍，鑿以寫龍，屋室雕文以寫龍，於是夫龍聞而下之，窺頭於牖，拖尾於堂，葉公見之，棄而還走，失其魂魄，五色無主，是葉公非好龍也，好夫似龍而非龍者也。”
這則寓言雖是諷刺，但葉公對“似龍而非龍”的追求卻是嚴肅的，葉公所希冀的就是“寫龍”而非真龍，同樣，作為觀念的拉奧孔也比梵蒂岡的原件更重要。
三、關於對暴政的反叛
從單純靜穆的古希臘到酒神超人的古希臘，箇中的關鍵環節是尼采。但在巴特勒看來，從反抗溫克爾曼的古希臘的角度看，海涅要比尼采更重要：“我最終給出的結論是，真正給溫克爾曼的希臘理想以致命一擊的人並非尼采，而是海涅。”
（p10，概要）
。
海涅
巴特勒將海涅稱之為“反叛者”，此言不虛。海涅對古希臘文學十分熟悉，他能夠閱讀諸如荷馬史詩等古典文學原著。他對古希臘文學和藝術是充分給予了崇敬之情的。但是，海涅卻極為輕蔑德國人對古希臘的拙劣摹仿，特別是對所謂的希臘精神的頂禮膜拜。原因很簡單，一代有一代之藝術，當代的德國人可以摹仿希臘的某些片段，卻根本無法重現希臘的整體性。在《論浪漫派》中，海涅把當時德國盛行的所謂“希臘藝術”稱為“園丁培育出來的成品，不是陽光照耀後生長出來的果實。”他還評論說：“萊辛徹底摧毀了對法蘭西假希臘文化的模仿，然而他自己也指引別人去學習古希臘真正的藝術作品，這在某種程度上正好助長了一種新式的愚蠢的模仿。”
（p23、p27，論浪漫派，《海涅選集》，人民文學出版社，1983）
。巴特勒則總結道，海涅將“高貴的單純和靜穆的偉大”解釋成沒有生命且僵硬的東西，並真正將酒神狄俄尼索斯引入到德意志，成為了尼采關於悲劇的觀點的先聲
（p415，第七章）
。
《論浪漫派》
這種反抗在尼采手中更加入木三分，尼采極其厭惡的指責有些德國人將歷史只能作為一種虛偽的知識所崇拜，完全沒有將生活與歷史統一起來，從而將歷史拉低到自己的層次上。而且，這些歷史根本不屬於自己，而是屬於古希臘。尼采使用了另一個詞“宦臣”
（P41，《歷史的用途與濫用》，上海世紀出版集團，2005）
，與“暴政”可謂相輔相成。
但即便是海涅，在反叛溫克爾曼之餘，仍篤信德國哲學將會帶來自由的新時代，相信德國哲學的“內聖”會開出自由與必然的“外王”。海涅說：“我們這樣一個有計劃有步驟的民族是必定從宗教改革開始，然後再在這個基礎上從事於哲學，並且只有在哲學完成之後才能過渡到政治革命的。”
（p337，論德國的宗教與哲學，《海涅選集》）
從舊時代走向新時代，如果說法國走的是血與火的大革命，美國走的是獨立戰爭，英國走的是小市民般的光榮革命，那麼德國則是精神革命。但在這種精神革命中，溫克爾曼的“單純與靜穆”也好，海涅的哲學革命也好，甚至尼采的超人精神也好，都沒有如願以償的將德國推送到一個良好的新時代，20世紀上半葉的德國已經證明了這些。
四、致敬雅典娜
正如海涅談論文藝的《論浪漫派》被普魯士政府查禁，巴特勒的《暴政》也被納粹政府禁止翻譯，畢竟在《結論》裡，她明目張膽的宣稱：“德意志的民族英雄皆幻化為超人，其中許多人都賦有魔性並處在惡靈的掌控當中，成為阿道夫希特勒的先知和先驅。”
（p462，結論）
。
但即使沒有這句話，《暴政》仍然不能擺脫被德國人禁燬的命運，因為通讀全書後，我們能夠在優美流暢的散文語言中清晰的辨識出作者的政治意圖，橫刀所向的是納粹德國那粗陋淺薄不堪佩戴的古希臘面具。正如Thomas Meaney所說：“希特勒所能想到的關於希臘的全部，無非就是多立克的柱式和斯巴達的體魄，這也是他期盼德意志民族能夠達到的形式。”
（“Half-Finished People”，倫敦書評，Vol。34 No。19·11 October 2012）
因此，這本談文論藝的書之所以被禁，正是對納粹德國的美學精神予以釜底抽薪，指出納粹頂禮膜拜的希臘是扭曲而拙劣的。裡芬斯塔爾的紀錄片在技巧上和美學形式上再精美，也無法改變其希臘精神內在虛假的實質。
古希臘歌劇院遺址
更何況，巴特勒著力刻畫和讚美的悲劇角色海涅，既是對溫克爾曼的反叛者、拆臺者，又是一名猶太人。在此時納粹德國眼裡，高貴的單純是種族淨化的題中應有之義，而海涅既不高貴，更不單純。
Thomas Meaney指出，《暴政》一書建立在兩位前人的著作之上，其中之一就是海涅的《論德國哲學和宗教的歷史》（“Half-Finished People”）。海涅在納粹德國的境遇預示著更猛烈的暴風雨的來臨。《暴政》的出版不僅挑戰了納粹德國，而且也在向二戰之前猶如鴕鳥般沉睡的歐洲進行提醒：戰爭就要來臨了。在我初次開啟《暴政》的時候，簡直要懷疑處處是微言大義。譬如，巴特勒為什麼要“致帕拉斯·雅典娜”？而不是阿波羅、狄俄尼索斯，或是別的什麼神祗？於是又想起了海涅，在《論德國哲學和宗教的歷史》的最後一段，在預言德國將在完成哲學革命後迸發出強大的行動力量時，海涅提醒法國人要時刻做好戰爭的準備：
“你們在那些擺著瓊漿玉液、珍饈美味的席前盡情歡宴的裸體的神仙和仙女中間，會看到一個女神，這個女神儘管處身於那樣一種歡樂和安逸的氣氛中，卻始終身披鎧甲，頭戴戰盔，手裡拿著矛槍。那就是智慧的女神。”
（p341，《海涅選集》）
面對，唯有身兼智慧與戰爭的女神雅典娜才能自救，這便是巴特勒將《暴政》題獻給雅典娜的原因。
五、在中國
不管怎麼說，納粹德國畢竟已經遠去了，在今天將這本書翻譯至中國，是否同樣有一些微言大義呢？
不妨先聽海涅講過的一個故事：一個英國發明家制造了世界上最精妙的機器人，但卻無法給它一個靈魂。機器人日日折磨著發明家，希望得到一個靈魂，不堪折磨的發明家逃走了。可無論他逃到哪裡，機器人始終跟著他，向他索求靈魂。海涅說：
“如果我們創造的肉體向我們要求靈魂，這是可怕的。然而如果我們創造了一個靈魂，而它竟向我們要求肉體，並以這種要求折磨我們的話，那就更為令人生厭、令人恐怖和令人戰慄了。我們想出來的思想就是這樣一個靈魂，一直到我們給他一個肉體，一直到我們把它促成感性的現象為止，它是不會讓我們安靜的。”
（p291，《海涅選集》）
這則有趣的故事展現了英國人和德國人的不同，前者太過“唯物主義”，後者太過“唯心主義”。或者說，是經驗優先還是觀念優先？
《暴政》的譯者林國榮先生寫了一篇意味深長的附論作為後記，檢討了古希臘時期哲學與生活特別是政治生活的“割裂與對峙”
（p483，附論）
，重點分析了蘇格拉底一派以照料靈魂的理想主義和道德優越性對渴望哲學教育的年輕人進行召喚，但犧牲了“常識和人類生活的複雜性”
（p491，附論）
，反而導致了這些年輕人喪失了政治意識、歷史意識，不再懂得使用民主的技能，最終導致了雅典的覆滅。而這與《暴政》描述的德意志圖景極為相似：因為臣服於形而上的希臘精神，德國的詩人和藝術家只知道向德國民眾描繪高遠蒼茫的高貴理想，卻沒有承擔起透過文藝向大眾傳授常識、教導生活經驗的任務，這導致了德意志民族在走向現代的路途上缺乏實際常識與經驗，對高貴理想的執著最終通往了悲劇道路。
其中有些話聽起來很耳熟。2000年以來，中國的思想界也出現了類似的思潮，在思想上，以施特勞斯對古希臘經典的註疏著作的引介為開端，漸及施特勞斯的朋友弟子著作的翻譯，又間接推動了如大陸新儒家的進一步活躍；在學術上，以施特勞斯解經風格為典型的西方古典學（而非以往以語言學、文獻學為典型的西方古典學術）成為顯學，間接推動了中國古典學術在今文經學、經學史方面的日漸繁榮；在現實中，上述思潮一定程度上對現實問題進行了關切和干涉。
於是，我猜測一定會有讀者產生聯想：與那些錯誤摹仿了古希臘藝術的德意志人相比，今天的中國人是否也在錯誤摹仿古希臘的哲學？這些面容模糊的古希臘聖哲，是否在遙遠東土的禮樂廢墟上進行著新的暴政？是否也會像海涅所說的那樣，先有了靈魂再去渴求肉體，從而會產生令人恐怖和戰慄的現實後果？
再次回到海涅的故事，並考慮到巴特勒作為英國人的身份，我們同樣感到不陌生的是，與上述思潮幾乎同時，有一股與之相反的思潮也在湧動，在學術上他們有的推崇劍橋學派，有的奉英國保守主義特別是蘇格蘭啟蒙運動為圭臬，都主張英國的經驗主義；在政治思想上則推崇英國的政治傳統；在現實中，則將2000年以來逐漸失去理論感召力的部分自由主義者、“公知”或隱或顯納入了自己陣營。
所以，《暴政》在此時此刻被翻譯成中文，可以視為上述英國經驗主義思潮在中國的進取。一個英國人就古希臘對德意志的暴政進行了“起訴”，《暴政》就是“起訴書”，其中譯本也就可以看作是中國的經驗主義者，就古希臘對中國的暴政進行了“起訴”——當然還遠達不到審判的高度和水準。
這不僅僅是思想的交鋒，更具有政治的內涵。因為二者代表了不同的政治形式，往極端了說，柏拉圖所描繪的理想國與英國小店主們組成的公司，二者之間有著不可通約的差異。
當然，我無意對上述兩個思潮進行學案式的人物梳理，更無資格進行觀點上的褒貶或是分出品位上的高低。事實上，上述兩類書籍我皆常備案頭，我唯一發愁的是何時能讀完。《暴政》一書就耗時良久，但不是因為其文字晦澀難懂，而是因為其散文式的語言和旁徵博引的風格，與現在常見的術語規範的論文和專著完全不同，畢竟這是一部1930年代寫成的書啊。
（本文在寫作中得到豆瓣友鄰SALT、餘一泓、夜中及其他好友幫助，在此致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