華夏文明之——漢字起源之謎

文字是人們進行思想交流的重要工具。它也是人類社會從野蠻時代進入文明時代的一個重要標誌。從世界上看。最古老的文字大體有三種：中國的古漢字、古埃及的聖書字和古代兩河流域的楔形文字。它們都屬具有象形意味的文字。但其結局卻大不相同：楔形文字在公元前四世紀就滅亡了。古埃及文到公元五世紀也斷了線。唯有中國的古漢字歷經幾千年的變遷，一脈相承地發展為今天我們所使用的文字。那麼。中國的文字究竟源始於何時呢？

關於漢字起源的說法有多種。東漢許慎在《說文解字敘》中說到，遠古伏羲氏作八卦以示“憲象”（體現自然法則的圖象），神農氏以“結繩”來記事，黃帝的史官倉頡創造“書契”。這其中，八卦是由記數符號構成的，結繩也屬一種紀數法，而“書契”則指刻寫在陶坯或甲骨上的文字。從“八卦”、“結繩”到“書契”，反映了原始文字起源和發展的幾個階段。因此，在漢字起源的諸說中，以倉頡造字說影響比較大。

倉頡造字說最早見於戰國時期的《呂氏春秋》：“奚仲作車，倉頡作書，后稷作稼，皋陶作刑，昆吾作陶，夏鯀作城，此六人者，所作當矣。”（《呂氏春秋·君守》）但對此說持懷疑的人認為，漢字的發展應是一個非常漫長的過程，它不可能是個別人造出來的。而且就《呂氏春秋》所舉的六個人中，除倉頡外都是見於時代較早的典籍的古史名人，唯獨倉頡在現存的早於戰國晚期的古籍中從來沒有提到過，在戰國晚期的古籍中也沒有關於倉頡的時代以及他在造字之外的事蹟的任何記載。漢代人多認為倉頡是黃帝的史官，恐怕未必有確據。但在漢字的形成過程中，特別是在最後階段，有個別人起過極其重要的作用的情況是可能的，而倉頡或許就是這樣的人。

考古發現的文字資料表明，從遠至距今六千多年的新石器時代的仰韶文化遺址，到隨後的大汶口文化、龍山文化和二里頭文化的遺址，都曾發現有刻契符號的陶器。這些刻劃符號，當應屬於許慎所說的“書契”性質的文字，但它們尚是一種很不完備、不成系統的還處於萌芽狀態的文字元號，它還不能準確地記錄連貫成句的語言。現在已知用於記錄成句語言的系統的最古文字，是三千多年前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商代的甲骨文已具有相當程度的規範化。它不僅在語法結構上為先秦書面語奠定了雛型，而且字形也跟兩週秦漢文字有一脈相承的聯絡。雖然甲骨文仍然保留著許多早期文字的原始性，例如，有些象形會意字還沒有脫離圖畫的形態，尚有一字多形不規範，有時文字還設有完全跟語言相對應等等。但學術界普遍認為甲骨文已屬相當成熟的文字體系。

正因為此，目前史學界較普遍的看法是，中國文字源始於殷商。比較有代表性的是尚鉞的《中國史綱要》和范文瀾的《中國通史》。尚鉞明確指出，“到了殷商，才開始有了文字——青銅器銘文和甲骨文”。對此持異議的學者則認為，中國的文字遠在公元前一千四五百年的殷商時期，已有很多完備的文字，原始文字還要早。唐蘭認為時間更應提前，“遠在夏以前，至少在四五千年前。”他們也有自己的理由：任何事物的發展都有一個過程，文字的產生與發展更應是一個漫長的歷史過程。殷商時代的甲骨文已很成熟，據此推斷，其發展至少應有一千年以上的歷史，其起源或在夏代，甚至夏以前。

郭沫若在其《奴隸制時代》中則提出，屬仰韶文化時期的西安半坡遺址中彩陶上的刻契符號，雖然其刻劃的意義至今尚未明確，但“無疑是具有文字性質的符號”，“可以肯定地說，就是中國文字的起源，或者中國原始文字的孑遺。”按照此說，則中國文字起源有六千年以上的歷史。當然，這一說法也引起其他一些學者的異議。

西安半坡遺址中出土的人面魚紋彩陶

在史學界，一般認為夏代已進入了階級社會時代。目前許多學者都認為，夏代應該有文字，至少應該有原始文字。從現有的文獻資料看，《史記》的《夏本紀》和《殷本紀》都載有詳細明確的先王先公世系，而夏商周三代以前的帝王世系，卻是相當含糊。這也從另一方面反映了夏商本紀所依據的是古代文獻記載，而五帝三皇世系所依據的僅僅是歷史傳說而已。由此也可以推測，我國在四千年前左右的夏啟時代，應已出現了用於記錄歷史的、開始與語言相結合的文字系統。但這僅僅是推測，在考古發掘中卻還沒有發現確鑿無疑的夏代文字。中國文字究竟源於何時？最古老的文字產生於什麼時代，至今尚無定論，還有待於將來考古的進一步發掘。若能發現商代早期甚至夏代的文字資料，文字起源之謎才能最終得以解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