統治階層矛盾不斷、統治受到威脅，談朱元璋治國重心的轉變

重心會變嗎

朱元璋的以德治國對明代初期的社會產生了重大影響，它促進了人口的增加，生產的發展，淳樸民風的形成，推動了社會的進步與發展。但是，它的影響有一定的侷限性，皇親貴族倚勢犯法，官場貪汙腐敗仍然存在，

同時，統治階層內部矛盾不斷，統治受到嚴重威脅，所以朱元璋治國重心轉向“重典治國”。

一、明太祖朱元璋以德治國的積極影響

明朝是建立在元末戰爭基礎上的王朝，元末的長期戰爭使人口大量的銳減，尤其作為主要戰場的中原河南、河北等幾個地區，這些地區人口銳減最為嚴重。

1.人口增加

在以農為本的封建社會，農業是社會的基礎，而在科學生產技術較低的條件下，人口特別重要。所以要想實現社會的恢復和發展，人口的多少起著特別重要的作用。朱元璋的關注民生的治國方略對人口的增加產生了巨大的促進作用。

為了增加人口，明王朝實施了一系列對策：釋放驅口，奴隸等；提倡早婚；進行移民，調整全國人口布局；限制僧侶數量，增加勞動力。

這些措施對人口的增加起到了巨大的促進作用。據統計洪武十四年人數是五千九百八十七萬多口。洪武二十六年人數是六千零五十四五多口，縱向比較，

比元世祖至元二十八年的五千九百八十四萬多了幾十萬餘人。

2.生產發展

明朝在朱元璋的治理下生產得到了發展，無論是農業還是手工業都顯著地發展。耕地和人口是衡量封建社會農業的重要標尺。在明太祖朱元璋的治理下，全國的耕地面積得到了增加。

糧食和經濟作物的產量也能很好的體現農業生產的發展。

洪武十四年，明朝歲徵麥、米、豆、谷二千六百一十萬五千餘石，絲綿、棉花、藍靛一百零三萬餘斤；洪武二十八年，歲徵田租二千零八十八萬九千餘石；洪武二十三年，徵收稅糧米、麥、豆、谷三千一百六十萬七千餘石，綢、絹、布七十三萬五千餘匹，絲綿、棉花絨、茶等物一百三十六萬三千餘斤。

在朱元璋輕徭薄賦的政策下，這些資料從側面反映了明朝糧食產量和經濟作物產量的增加。

明朝的手工業也得到了顯著地發展。朱元璋實現了對元朝遺留匠戶制度的改革，提高了匠戶的地位，匠戶得到了更多的人生自由，提高了他們的生產積極性和技藝。

人口的增加為農業的生產提供了勞動力，促進了農業的發展，桑、麻等經濟作物開始大量種植，活躍了市場，促進了手工業的發展。

3.社會風氣淳樸

朱元璋為轉變元末社會風氣，推行了一系列教化政策，收到了積極的效果，在明朝初年形成了淳樸的社會風氣。明初的社會風氣顧炎武給予很高的評價，顧炎武認為明初的社會風氣已經超過西漢文景、唐貞觀、宋太平這些時期，可以和夏、商、周比較，

他說民初社會風氣“猶如欣欣向榮的春天，風俗之美遠遠超過漢文景、唐貞觀、宋太平之時，直可與三代盛世比隆。

民間歌謠能一定程度反映歷史的真實性，這時期民間所唱歌謠也反映了這一時期母慈子孝、鄉里和睦的社會風氣，歌謠唱到“孝順父母，尊敬長上，和睦鄉里。教訓子孫，各安生理，毋作非為。”在其它的明人文學作品、筆記及地方誌等對明初淳樸的社會風氣也有所記載，《震澤縣誌》記載“明初風尚誠樸，非世家不架高堂，衣飾器皿不敢奢侈。”

朱元璋推行教化，掀起了移風易俗的浪潮，在朱元璋的治理下，元末遺留的社會風氣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改變，這對人們安居樂業，穩定社會秩序，有重要的作用。朱元璋的以德治國，

“不僅是洪武朝秩序穩定，吏治清廉，風俗淳樸，教育興旺，文明覆興，經濟發達，民生改善，而卻為近三百年的大明江山奠定了深厚的根基。”

二、明太祖朱元璋治國重心的轉變

朱元璋最痛恨貪官汙吏，為了防止貪汙腐敗的出現，他不僅對官員的培養、選取、監督、入仕等方面做了制度上的調整，而且注重以教化的方式加強對官員官德建設。

透過他的努力，元朝遺留的官場殘毒得到了一定的清除，但貪汙腐敗仍然存在。

1.貪汙腐敗存在

洪武初期，官場的腐敗問題雖得到一定遏制，但是依然存在，那些官員到地方上任，往往和地方勢力相勾結，聯合作弊，迫害百姓，

朱元璋曾說“一到任後，既與吏員、皂隸、不才首宿及一切頑惡潑皮黃緣作弊，害吾良民多矣”。

那些貪官汙吏不聽教化，陽奉陰違，他們官官相護，與各種勢力相勾結，將這種風氣滲透到國家各個部門，《御製大誥·諭官毋作為非》記載到“掌錢穀者盜錢穀，掌刑名者出入刑名”，

最可怕的是以監督為職責的御史們也同流合汙，以身犯法，“假御史之名，揚威脅眾，悠肆貪淫”。

朱元璋最初以“五教”來規勸，教化百官，但是貪汙腐敗仍然存在，官員屢教不改，他不得不上之“五刑”，朱元璋說道“嚴立法禁，凡遇官貪汙蠢害百姓者，決不寬恕。”

所以貪汙腐敗仍然存在，成為他從以德治國到“重典治國”轉變的原因之一，也最終導致了“郭桓案”和“空印案”的發生。

2.貴族倚勢犯法

朱元璋自淮西起家，在反抗元蒙地主階級的過程中，逐漸形成以他為首的淮西農民武裝集團，在他周圍聚集了大量的淮西人，開國元勳湯和等人和他還是同鄉

。在革命取得勝利後，以朱元璋為首的淮西集團轉變為擁有大量土地的大地主、新貴族。朱元璋論功行賞，分封六個國公，二十八個侯，他們擁有大量莊田，佃戶三萬八千一百九十四戶，同時統治階級內部也出現了非淮人和淮西集團爭權奪利的鬥爭。

新貴們侵害人民權益，破壞法紀，在龍鳳十年朱元璋就已勸告徐達、常遇春等人一定要收斂自己及家人的行為，不可勢驕姿、越禮法，因為所有一切都來之不易，如不然必為其所累，朱元璋說道：“比爾等所蓄家僮，乃有勢驕姿，逾越禮法小人無忌，不早懲治之或生釁隙，寧不為其所累。”，

洪武四年，朱元璋看到許多勳臣倚勢冒法說道：“時諸勳臣所賜公田莊佃，多倚勢冒法，凌暴鄉里，而諸勳臣不禁哉。”

之後還公佈了《審戒公侯鐵榜文》，《臣戒錄》等，但還是不能制止新貴們的橫行。湯和姑父隱瞞田土被殺，藍玉專橫，恣意妄為蓄莊奴假子數千，強佔民田，郭英擅殺男女五人，周德興宅邸逾制等。朱元璋不得不改變教諭方式，採用強硬措施解決問題。

3.皇權受到威脅

朱元璋無論採取怎樣的治國方式，其根本目的都是為了維護朱家王朝的一家之治

，“只要保住朱地主的最高地位就行了”，當新貴們的跋扈專橫威脅到統治時，他一定會採取鐵血手段，強勢鎮壓。

曾經圍繞在朱元璋周圍的淮西集團，在經濟上擁有大量土地和佃戶，他們不斷地侵佔人民土地，與國家爭奪土地和人口，隱瞞田產，逃避賦稅。他們在政治上擁有大量特權，排斥非淮人集團，造成統治集團內部矛盾不斷，嚴重威脅到了朱家王朝的統治。

淮西集團領導逐漸和朱元璋走向了對立面，他們的矛盾主要表現為皇權和相權的鬥爭。

“政治關係往往直接建立在政治權力的分配之上，臣下的功高權重，不免引起皇帝的疑心，這是任何封建帝王在所難免的”。丞相對一切事務有權專斷，統率百官，為百官之長。李善長為丞相時，為人謹慎，而徐達軍人出身，不斷地外出攻伐，皇權和相權衝突不明顯。

胡惟庸經過李善長推薦進左丞相，在淮西官僚的支援下，權勢日盛，他排擠非淮西集團的汪廣洋，汪廣洋被殺，排擠劉基為首的浙右集團，他大權獨握。

胡惟庸為人專斷獨行，許多生殺大事獨自做主，不向朱元璋請示，作了七年宰相，形成了自己的小集團。

朱元璋感覺大權旁落，威脅到自己的統治，在洪武十三年，以擅權枉法等罪殺了胡惟庸，造成“胡惟庸案”。

洪武二十六年造成“藍玉案”，朱元璋的威脅得到了解除，實現了獨攬政權，也逐步偏離了以德治國的治國理念，形成了“重典治國”的現實。

三、明太祖朱元璋“重典治國”的弊端

明太祖朱元璋的以德治國取得了值得肯定的效果，但同時還存在很多問題。在明初這個特殊的時期，朱元璋求效心切，逐步走上了“重典治國”的道路，但“重典治國”顯現出來不少的弊端。

1.陷入重典誤區

在重典治國下，明初貪汙腐敗、社會風氣敗壞的現象仍然存在。朱元璋說到：“我欲除貪贓官吏，奈何朝殺而暮犯”，這時治國心切的朱元璋加大了懲罰力度，喪失刑法的公正性，放棄了罪責和懲罰相適應的原則，陷入了重典的誤區。官員和百姓在不同時期犯罪，但是有著不同的判罰，破壞了法律的穩定性；

他們犯罪的輕或者重，都要受到嚴重的懲罰，法律喪失了公正性。

那些犯罪較輕的人由於懲罰較嚴重，他們已經沒有了回頭路，逼他們在絕望中瘋狂，不但沒有畏懼法律，反而是更加的貪贓枉法，變本加厲，在絕望中掙扎，“商賈不安於塗，庶民不安於業”。

“由於朱元璋倡導的是無視正常法制的，無區別的和無節制的大行誅戮，因而人心不服，收效有限，流弊很大，難以持久實施。也就是說，未能達到朱元璋的預期目的。”

在專制主義下，朱元璋的皇權得到了空前的加強，個人意志左右法律，法外用刑，使這種重典思想走向極端，他所希望的民眾因為畏法而退的現象不但沒有實現，民眾違法現象反而越來越多，使重典主義陷入了惡性迴圈。

2.造成冤假錯案

朱元璋一生都痛恨貪官汙吏，在親眼目睹了那些官員魚肉百姓後，更加肯定了自己的懲貪決心。但在朱元璋“重典治國”下，出現了很多冤假錯案。朱元璋發現在自己的嚴刑峻法下，那些人還是前仆後繼的以身犯法，朱元璋加大了懲罰力度。

他不但使用凌遲、連坐等酷刑，還恢復了已經被淘汰的肉刑，造成了許多冤案，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空印案”“郭淮案”。

明朝規定各布政使司和府、州、縣每年都得到戶部彙報工作，逐層上報，每級都得蓋印章。但是內容太過繁雜，又不能有一絲錯誤，如有差錯必須重新造冊，有些離京城遠的將近六七千裡，為了減少麻煩，官員都提前帶有印章的空白文冊。

朱元璋發現這秘密後處死了各個衙門主印長官，佐貳官被杖責一百後流放，全國各地造成很多冤案。朱元璋發現郭淮和北平二司官吏貪汙糧食後，大發雷霆，戶部左右侍郎以下都被處死，“郭淮案”同樣造成了許多冤假錯案。

這樣人人自危，社會氣氛空前緊張造成了社會的一片恐慌。

3.官員積極性減弱

在朱元璋對官吏嚴酷治理下，官吏以保命為主，惟命是從。京官們整天擔心受怕，誠惶誠恐，《稗史彙編》記載到“時京官每旦入朝，必與妻子訣，及暮無事，則相慶以為又活一日。”

地方官員也是提心吊膽，他們互相推卸責任，不敢作為

。

但是又有部分官員阿諛奉承，使刑罰越來越嚴重，朱元璋說：“朕每發言，百官但唯諾而已。”這種情況致使官員大量減員，好多仁人志士不願出來做官，那些人裝瘋賣傻，有的更是自斷手指。更加嚴重的是官員的替補速度有時竟然趕不上殺戮的速度。

這樣損失了大量的人才，君臣關係緊張，激化統治階級內部矛盾。

在朱元璋的重典之下，官員的主動性、積極性嚴重下降，使國家執行更加保守、封閉，阻礙了社會的發展。

結論

本文致力於明太祖的治國理念的研究，對於當今社會主義建設有一定的啟示作用，

在國家的建設過程中，不能太過於一種“法”，也不能太過注重“德”，應該“德”和“法”相結合，加強官德、社會公德建設，構建社會主義和諧社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