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宣宗本是一代明君，卻被唾罵蟋蟀皇帝，也許原因就在這裡！
清高宗乾隆皇帝是一個極其自負的人，其以“十全武功”自詡，自稱“十全老人”，端的是得意非凡、顧盼自雄。
即便如此，乾隆卻也不敢妄稱自己是千古以來第一帝。他曾親口說過，平生有三個最崇拜的天子：第一個是大宋仁宗皇帝；第二個是唐太宗；第三個為自己的親爺爺聖祖康熙皇帝。
乾隆把宋仁宗列在第一，根據顯然不是什麼文治武功，而在於德行和施政。
從德行方面來說，宋仁宗可稱得上一個“完人”。
據說，宋仁宗駕崩的訃告送到遼國，遼境之內，遠近皆哭。就連遼帝也握住宋朝使者的手，號啕痛哭，說：“四十二年不識兵革矣。”
想想看，一個皇帝死了，能讓本國黎民痛哭流涕已經不簡單了，還使曾經的敵國百姓和皇帝傷心流淚，實在是數千年以來世間罕有。
宋仁宗能如此得人心，主要在一個“仁”字，待人仁慈寬厚。
有一個小故事很能說明問題：某天，宋仁宗處理事務到深夜，又累又餓，想吃碗羊肉熱湯，但猶豫再三，終於忍著飢餓沒有說出來。第二天，皇后知道了，就勸他：“陛下日夜操勞，必須保重身體，想吃羊肉湯，吩咐御廚弄就好了，怎能忍饑受餓呢？”宋仁宗回答說：“吩咐御廚弄很簡單，但這麼一來，就會讓外邊看成慣例，御廚就會夜夜宰羊。為我一碗飲食，創此惡例，勞民傷財，實在於心不忍，因此，我寧願忍一時之餓。”
宋仁宗的宅心仁厚也許是與生俱來的，但，考慮問題縝密難得，竟能從一碗羊肉湯這麼小的事情想到這麼長遠、深邃的影響。
相較而言，大明朝宣宗皇帝朱瞻基也是一代明君，其在位期間，憑藉父親明仁宗打下的基礎，勵精圖治，使得經濟、農業得到空前發展，河清海晏、天下太平。
後世的史學家因此將明仁宗、明宣宗父子的統治時期稱為“仁宣之治”，媲美於漢朝的文景之治、唐朝的“貞觀之治”、“開元盛世”。
《明史》對明宣宗的評價很高，說宣宗即位以後，官吏稱職，政治穩定，法度修明，倉庫充實有餘，百姓安居樂業，民間顯示出安定美好之跡象。另外，雖有封藩起事，卻被很快治服。而且掃蕩邊境，震懾遠方的敵人。所以說，宣宗的深謀遠慮與雄才大略，幾乎能賽過先祖的武功。
明宣宗是個偉大的政治家外，也是個藝術家，“雅好詞翰”、“精於繪事”，詩詞寫得好，書法、繪畫水平也相當高。
就因為這種藝術家的氣質，明宣宗“酷好促織之戲”。
“促織”，就是蟋蟀。
將蟋蟀稱為“促織”，始於魏晉時代，也稱為“趨織”，從訓詁學角度考，“促織”、“趨織”、以及現在的俗稱“蛐蛐”，都是同音轉化來的。
從某個角度來說，鬥蟋蟀是一件很雅的事
西湖老人的《繁勝錄》載，南宋時期的杭州城裡鬥蟋蟀活動十分活躍，“促織盛出，都民好養”。
南宋僧人道濟（即人們俗稱的濟公），就很喜歡鬥蟋蟀。道濟曾養有一隻善斗的蟋蟀，兩根鬚子一根短一根長，百戰百勝，道濟愛得不得了，為它取名叫做“王彥章”。王彥章是五代時期的一員猛將，曾有日不移影、連敗三十六將的打鬥記錄，人稱“王鐵槍”。道濟的“王鐵槍”在霜降時節老死了，道濟悲痛萬分，專門寫了一闋《鷓鴣天瘞促織》悼念，雲：
促織兒，王彥章，一根鬚短一根長。只因全勝三十六，人總呼為王鐵槍。
體煩惱，莫悲傷，世間萬物有無常。昨宵忽值嚴霜降，好似南柯夢一場。
道濟時代的富貴玩家，每當自己心愛的蟋蟀死去，往往用金銀薄片為其打造精緻的小棺材隆重下葬，還追封“大將軍”。
道濟無力為“王鐵槍”打造金銀棺材，但在下葬時，除作上述闋詞悼念外，在為“王鐵槍”火化時，作了《把火文》；在為“王鐵槍”撒骨前，又作了一篇《撒骨文》，全過程莊嚴肅穆，煞有介事。
南宋權相賈似道玩蟋蟀更是玩出了新境界，此公不但醉心把玩，還深入研究，寫出了我國古代第一部研究蟋蟀的專著《促織經》，分論賦、論形、論色、決勝、論養、論鬥、論病幾部分，對蟋蟀的各個方面都進行了詳盡的論述。
賈似道由此被冠以“蟋蟀宰相”之名。
南宋滅亡，賈似道有不可推卸的責任，“蟋蟀宰相”一名中的戲謔、貶損成分顯而易見。
鬥蟋蟀之戲也成為了玩物喪志、誤國誤民的代名詞。
很不幸，明宣宗喜歡缺乏鬥蟋蟀，也被後人冠以“蟋蟀皇帝”之名。
明宣宗缺乏宋仁宗的細心，對鬥蟋蟀一事欠考慮，造成的後果很惡劣。
《明朝小史》記載了一件這樣的事：
宣宗酷好促織之戲，派遣使者到江南索取，使得蟋蟀身價大漲，每隻值數十金。楓橋一個糧長被郡督派遣去尋找，遇上有人叫賣一隻上乘佳品，他立刻用自己所乘的駿馬交換了過來。回到家，妻子聽說這隻蟋蟀是用駿馬換來，好奇心大起，就偷偷開啟蟋蟀罐的觀看。沒承想，這隻蟋蟀彈跳力驚人，金翅一振，竟然從罐中跳出逃走了。妻子自知闖了大禍，萬分恐懼，上吊自殺了。糧長既傷妻子之逝，又恐懼交繳不了蟋蟀任務而受到法律制裁，也上吊自殺了。
也許是受《明朝小史》所記的影響，蒲松齡在《聊齋志異》一書中也寫了一篇《促織》，開篇就說：“宣德間，宮中尚促織之戲，歲徵民間。”
如果明宣宗只是一個普通人，那麼，他喜好鬥蟋蟀只能看作個人喜好，但作為一國人君，一己私好，會因為大臣和地方官員的推波助瀾、變本加厲，演變成一項惡政，給百姓造成了極大負擔和深重苦難，甚至搞得百姓家破人亡。
這，真是人間悲劇。
當然了，明宣宗喜歡鬥蟋蟀之事僅見於野史，人們有理由有懷疑此事的真實性。
但還是有很多證據可以證明明宣宗的“蟋蟀皇帝”之名是名負其實的。
明人李賢在《天順日錄》中有記，明宣宗去世之後，其母張太后曾下令把宣宗的所有玩物全砸了。而在1993年，景德鎮出土了一堆青花殘片。經過復原，這些殘片就是宣德時期的蟋蟀罐，一共21件，且都是故意砸碎的。這說明景德官窯確實在宣德年間為皇宮燒製青花蟋蟀罐。顯然，索取這些蟋蟀罐的，就是明宣宗。
明人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卷24中也有載：“我朝宣宗曾密詔蘇州知府況鍾進千個（促織），一時語云：促織瞿瞿叫，宣德皇帝要，此語至今猶存。”
恰巧，與沈德符同時代的王世貞在《王弇州史料》中就收錄了明宣宗要況鍾進千個促織的密詔，詔中明確說：“比者內官安兒吉祥採取促織。今所進促織數少，又多有細小不堪的。以敕他每於末進運，自要一千個。”
鐵一般的事實證明，明宣宗就是個不折不扣的“蟋蟀皇帝”。
原本，在愛好鬥蟋蟀這件事兒上，明宣宗如果處理得當，根本不會授人口柄，他完全可以和宋仁宗一樣，以“完人”形象流傳於世。可惜，他沒有嚴格要求自己，人生中出現了一個無法抹去的汙點，身後也落下了千古罵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