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蛐蛐大乾坤，秋蟲折射天地盈虛
齊魯晚報·齊魯壹點 記者 張向陽
秋風起，蟋蟀鳴。作為民間古老的娛樂活動，“鬥蟋”成了秋季重拾傳統的熱門遊戲。“鬥蟋”可不僅是玩兒，作家白峰多年來不但養蟋蟀，還和大家分享“鬥蟋蟀”的趣味與文化，他出版了多部關於蟋蟀的著述，這些研究折射出歷史的變遷和民間的風俗畫卷，很難想象，小小秋蟲竟大有乾坤。
從小玩蟲
練就“鬥蟋達人”
白露之後蟋蟀玩家四處鬥蟲忙，其間最大樂趣就在於蟋蟀相鬥一刻的精彩刺激。鬥蛐蛐是以前孩子們常玩的遊戲，許多人的童年是伴隨著蛐蛐的廝殺長大的，雖然多數只是業餘愛好，但也留下了不可磨滅的記憶。
走進白峰家中，他正在侍弄蛐蛐，書房的地面上、架子上，放滿了大大小小的蟋蟀盆，估計有幾十只，每隻盆內皆有秋蟲居住。白峰是齊魯文化界的知名人士，現任濟南市蟋蟀協會副會長，杭州市蟋蟀協會顧問，寧津蟋蟀協會名譽會長、寧陽蟋蟀協會顧問等職務。他擔任過《山東文學》編輯，1994年開設了三聯書店濟南分銷店，曾引領了濟南的一股文化風潮。
白峰在鬥蟋蟀
面前這些蟋蟀可都是白峰千里挑一，精挑細選出來的“大將軍”。只見他手持著電筒，掃射著幾個罐子裡的蛐蛐，不時給各個罐中的蛐蛐噴水或者“打草”（用草梗挑逗蛐蛐，檢測體質），有時還用放大鏡細細檢視……聽著秋蟲此起彼伏的鳴叫，非常愜意悅耳。
伴隨著蟋蟀們的奏鳴曲，白峰談起自己成為“鬥蟋達人”的經歷。上世紀七十年代初，七八歲的白峰剛上小學，跟著院裡大孩子們一起玩，因為那時沒有多少玩具，鬥蟋蟀就是孩子們最喜歡的遊戲。有一年，他抓到一隻好蟲——“正青白牙”的蟋蟀，這隻蟲戰無不勝，咬敗了院裡幾乎所有的蟋蟀。對於一個孩子來說，這是一個非常值得驕傲的事情。從那時開始，白峰樂此不疲，後來逐漸走上玩家之路。
鬥蛐蛐
是純粹的中國民俗
每年隨著8月初“蟲季”的開始，白峰就轉戰於寧津、寧陽等地，尋找彪悍善戰的“猛將”……
花鳥魚蟲之中，鬥蟋只是蟲類之一端。“鬥蛐蛐這個活動辨識性很高，是純粹的中國民俗。”白峰說，蛐蛐出現的比人類還早，早在侏羅紀時代的化石中就發現了。《昆蟲記》的作者法布林用細緻的觀察、飽含深情的語言，從生物學的角度介紹了蟋蟀的習性，給讀者留下非常深刻的記憶。不過，若論千年來中國玩家對蟋蟀的認知程度，恐怕連寫《昆蟲記》的法布林也難以企及。
雖是小蟲，但早在兩千多年前的《詩經》中就有“蟋蟀在堂，歲聿其莫”“七月在野，八月在宇，九月在戶，十月蟋蟀入我床下。”的描繪。從《詩經》開始，無論是漢賦、兩漢樂府詩、魏晉南北朝文學，還是唐詩宋詞、明清小說對這種小蟲都“青眼有加”，成為一種獨特的文化現象。
白峰的蛐蛐罐盆
中國人自古喜歡鬥蛐蛐，歐洲的西班牙人喜歡鬥牛，美國西部牛仔喜歡馬術和騎野牛運動。白峰認為，這些不同的習俗並非偶然產生的，它跟先民的生產生活方式有關。
白峰說，中國人較早地確立了農耕的生活方式。物候、節氣，都是在農耕生活這個基礎上發展出來的對自然的認知，這和中國四季分明的氣候條件是分不開的。有一種觀點認為，商代甲骨文中的秋字，其形像就是蟋蟀或蝗蟲，古人把蟋蟀鳴叫的季節叫做“秋”。可見，秋蟲蟋蟀就是“節令蟲”，它與季節密切相連，成為一種物候特徵的反映，或者叫“物候蟲”。
蟋蟀自古鳴唱至今，除了作為季節蟲，古人還發現了它的咬鬥習性。據白峰考證，從宋代開始出現鬥蟋的文字記載。也有說唐代出現的，那是清代人以訛傳訛，唐人詩歌以及記載中主要是以感秋為主，並未提及一個“鬥”字。北宋時的陸佃（陸游的祖父）在《埤雅》一書中以三百餘字描述了蟋蟀的習性，但並未提及蟋蟀有咬斗的習性，可見直到北宋時鬥蟋還沒有形成風俗。鬥蟋最早是從南宋的都城杭州興起的，十二世紀中期普遍出現了鬥蛐蛐的遊戲，從那時開始，歷千年時光，這一民俗活動延續至今而沒有中斷，成為世界上獨有的文化景觀。
遵王世襄所囑
完成“古譜評註”
在養蟋蟀的過程中，白峰與一些大家結緣，其中最著名的要數王世襄先生，兩人的交往成為一段佳話。
白峰與王世襄結識於上世紀九十年代中期，這段緣分很大程度上得益於蟋蟀。王世襄是著名的文物鑑賞家、收藏家，更是著名的“老玩家”。在傳統觀念中，鬥蟋蟀是和“玩物喪志”連在一起的，難入文化殿堂。王世襄花多年時間纂集《蟋蟀譜整合》，收集歷代有代表性的蟋蟀古譜十七種。書成以後，又寫《秋蟲六憶》以為附錄，將蟋蟀這一民俗活動引入到文化史的視野當中，讓秋蟲也“登堂入室”。
白峰說，剛開始讀《蟋蟀譜整合》時，感到如墜雲裡霧裡，倒不是不認識裡面的字，而是整合中會出現很多不同的譜，常常各家所云莫衷一是。比如清代和民國譜產生巨大差異，其中很多地方相互矛盾，讓人越看越糊塗，究竟誰說得對呢？而且有很多難解之謎。“像我們現在玩蟋蟀的人首選是山東寧津、寧陽和河北產地的蟋蟀，明代宣德皇帝為什麼捨近求遠，不就近在山東、河北選蛐蛐，而從南方的蘇州進貢？”白峰說。
著名收藏家王世襄為白峰書寫的《秋蟲六憶》
當時被很多問題困擾的白峰特別想向王世襄請教，到北京三聯書店工作後，經著名出版家、三聯書店總經理範用先生的幫助見到王世襄，且成忘年之交。 “老一輩學者特別含蓄，他想成全你，卻不多說，只交代你去哪裡找誰辦件事。範用先生拿了一張王世襄的照片，不動聲色地說，麻煩你順路把照片給王世襄帶去，然後就告訴我王先生的住處。”白峰說。
到了王世襄家，茶已經沏好，看得出他是知道我要來的，應該是範用先生提前打過電話了。白峰將自己諸多困惑向王世襄先生求教，有的獲得解答，也有他難以解答的。
當時，白峰提議王世襄先生能不能做一個“評註本”或是“眉批本”，給廣大蟋蟀愛好者提供一個通曉的蟋蟀譜文字。但王世襄先生當時正忙於整理“鴿經”，還準備著手“摔跤”等數項寫作，無暇顧及。不過，王世襄囑咐“你有此心，又真心喜歡，所提問題有些我也沒想過，倘假以時日，能處處留心，你可以做做此事。”此後，白峰常去拜望王世襄先生，暢談養狗鬥蟲、民俗文玩，每至秋時，王世襄也來電話詢問今年山東出沒出好蟲，有沒有得到好蛐蛐。
令白峰感到欣慰的是，他已遵王世襄所囑完成《蟋蟀古譜評註》一書，他著述的《中華蛩家鬥蟋精要》《解讀蟋蟀》《鬥蟋小史》等專著也是對王世襄先生的致敬。目前，他正著手《氣候作用力——蟋蟀值年將軍初探》一書的寫作，試圖解讀自然界的奧秘。
蟋蟀的優劣
是氣候變化的生動寫照
有了王世襄的鼓勵，白峰開始留心蟋蟀方面的史料和一些相關的問題。白峰說：“後來慢慢地居然讀出點意思來。比如我發現了中國曆代的氣候變遷和地緣的關係。蟋蟀看起來很簡單，就是個玩物，實際上它關聯著中國人的生存方式和情感方式。”
“比如，紫黃（蛐蛐的一種）雖然從清代以來被抬得很高，但事實上，明代嘉靖本《秋蟲譜》裡只是視為一般間色蟲，位列真青、真黃、真紫之次。”為什麼會有這麼大差別？是因為歷史上氣候冷暖變化起起伏伏，幾千年來有很多次大大小小的寒期暖期，氣候冷暖既影響著蟋蟀的不同色類，也使最佳產蟲帶產生南北移動。明代宣德皇帝之所以不要山東、河北的貢蟲，而到蘇州尋找貢蟲，是因為當時氣候偏冷，最佳產蟲帶南移的結果。“蟋蟀譜由於跨越數百年，所以不同時期的人對蟋蟀色類有不同趣味，也折射了氣候變遷。蟋蟀本身就是物候生物，其戰力受到自然條件嚴苛的制約，蟋蟀的優劣實為氣候變化的生動寫照。”白峰說。
白峰出版了多部關於蟋蟀的著述。
杭州成為南宋鬥蟋中心，也與氣候變遷有關係。白峰說，較之唐代，北宋的氣候較為寒冷，唐代長安城裡盛開的梅花、宮中栽種的柑橘，到了宋代都已經不能存活了。到了北宋末年，氣候的變化忽然加劇了。據著名物候學家竺可楨先生的研究，12世紀是一個寒冷的時期，當時杭州每年的最後一場雪，一般是在陽曆3月中下旬，最晚的記錄是在陽曆4月中旬，這相當於今日河北北部、遼東半島的情形；公元1111年太湖全部結冰，冰上可以跑運輸的馬車，可見當時溫度之低。
“幾千年來，蟋蟀可以視為中國人宇宙觀念的一個縮影，是對天地規則自然觀的一個體現。”白峰說。
白峰還運用《黃帝內經》的理論，深入地解讀蟋蟀，梳理出一條適應天時地利選養和分辨各色蟋蟀的途徑。他在書中深層次解讀了蟋蟀蟲性、蟲品、蟲色演化與大自然執行規律的因果關係，這在以往的蟋蟀著述中從未涉及。他認為，自然界的季節變化、風寒暑溼，全部都影響著生命的內質和表徵，人類如此，蟋蟀亦如此，這與中醫理論似乎是一脈相承。氣候變異，蟲勢也會變化，運用五行六氣的方法，找出蟲色逐年生化的規律，對分辨選養蛐蛐極具價值。而且用這種方法研究蟋蟀的準確率很高，他經常告訴朋友，今年該收哪一種蟲，哪一種色的，哪個產區的，有一個大的方向。
白峰曾在文章中寫道：悉天地之盈虛，率陰陽以出入，是為“蟋蟀”。這小小秋蟲折射出天地的盈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