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十一歲的孔子終於被魯國任命為中都宰

縣男是什麼官職

孔子口中說沒人知道他，其實準確來說是沒人懂他，知道他的人還是很多的，起碼，魯定公、三桓這些當政者都知道他。尤其在孔子前後拒絕了陽虎和公山不狃的邀請後，魯國當權者認為孔子可用，原因：一、孔子確實有大才，門人弟子遍天下，有一定勢力，有一定國際影響力，有一定能力；

二、你不用孔子，孔子就很可能被他人所用，雖然今天孔子可以拒絕陽虎、可以拒絕公山不狃，誰又敢保證明天孔子不會接受他人的邀請呢？公山不狃請孔子的時候，孔子不已經有所動搖了麼？所以，與其讓別人所用，不如為自己所用；

三、孔子既然拒絕了陽虎和公山不狃，看來在他心裡魯國公室要比這些陪臣重要，他的心偏向魯國公室，既然這樣，這人就可以為魯國所用；

四、三桓重新掌權，雖然大權仍然在季孫氏手裡，但是透過昭公、陽虎兩次事件後，孟孫氏的勢力顯然提升，孟孫氏宗主孟懿子又是孔子的學生，此時，他可能為孔子出仕做了努力。

或許有人疑問，難道孟懿子以前沒有為此做努力麼？很有可能。原因是什麼？我們只能靠猜測。讓孔子這樣的老師進入政府，只能給自己帶來麻煩和尷尬。那麼現在為什麼又可以舉薦孔子出仕了？這就是陽虎之亂給三桓的打擊和教訓。陽虎之亂讓三桓認識到陪臣的厲害。陽虎雖然走了，但這些陪臣的勢力還在，公山不狃還在費邑虎視眈眈，說不定那天就能造反。

另外，孟懿子也發現，自己身邊那位公斂處父不似乎也在一步步向當年的陽虎靠近麼？說不定哪天他就可能成為自己身邊的陽虎。誰能阻止這樣的危機再次來臨？或許能靠老師的理論和力量。出於這一番考慮，孟懿子這才極力舉薦孔子。當然，以上的這些出了第一條外，都只是我們根據現有的史料的猜測，歷史上究竟是不是這些原因，我們並不能肯定。

能肯定的是，在魯定公九年（前501年），五十一歲的孔子終於被魯國政府任命為中都宰。而這次，似乎孔子並沒有拒絕，而是欣然赴任了。由此再次論證了，孔子拒絕陽虎的邀請，並不因為與他的“君君臣臣”的理念相悖。

如果孔子那麼看重自己的“君君臣臣”的理念，他就不會聽到公山不狃的召喚而準備前去，也不會接受魯國政府的邀請去給三桓控制下的魯國做官了，而就是對陽虎本人有成見才拒絕那人。

中都是魯國西北部的一個小城邑，今山東省汶上縣西。宰就是地方主官。中都宰就相當於中都縣長。官職不大。但，芝麻官也是官啊，別拿豆包不當乾糧，孔子可沒嫌棄，相反，雄心勃勃，因為可算有地方施展自己的才華了，於是孔子一到中都雷厲風行，開始了新官上任三把火。

第一把，是定製度。什麼制度？就是禮制啊。說白了，做什麼事兒都要有標準、都要有制度。生有生的標準，死有死的制度。比如，要按照人年紀的長幼吃不同的食物，根據能力的大小承擔不同的任務，男女走路各走一邊，不能在一起走。說我倆談戀愛一起牽手壓馬路成不？別地方沒人管，反正你要在中都，孔夫子看見一定說“不行！”路上看見有別人遺失的東西不能撿，這叫“路不拾遺”。

往往有人把“路不拾遺”看作是孔子治理中牟後達到的善政結果。我認為這樣理解就有些淺薄了。從出處《孔子家語》原文上看，這裡應該在說孔子治理中牟的措施——“路不拾遺”，也就是說，這是孔子做的法律制度的規範：不許撿地上別人遺失的東西，違者如何如之何。因為只有做了這樣的法律制度，才有可能最終達到“路不拾遺”。就像我們一些人經常常羨慕日本人多麼多麼有素質，可是我們不知道在日本的犯事的成本是很高的。日本的法律就是愛管小事。

比如，誰敢排隊時“插隊”，被抓了，根據情節輕重，將被處以100萬日元以下罰款甚至拘留24小時，長期以往，誰還敢加塞插隊？“日本國輕犯罪法”規定，在公園或其他公共場所吐痰，處以1000日元以上，10000日元以下的罰款，並且會記錄在個人的犯罪前科上！而且，這隻會在你的個人檔案“犯罪前科”一欄裡寫上一個“有”字，而不會註明你是偷竊殺人，還是僅僅因為在公園吐了一口痰……日本人為什麼這麼有素質？就是被“法”罰出來的。

久而久之，這種高素質的生活變成了習慣。所以，道德一定需要具有處罰性法規做保障的。別看我們老說孔子是儒家，講究德政，以德治國，那是平常說說，真的讓孔子執政，他一定也是要首先法治，所以，孔子是個明白人！

他規定路不拾遺，還規定百姓所用器物不得有浮華的雕飾。連人死下葬也要有禮制，棺木厚四寸、槨木厚五寸，依傍丘陵修墓，不建高大的墳，不在墓地周圍種植松柏……這樣的制度施行一年之後，據說，西方各諸侯國都紛紛效法。有這麼大威力麼？不好說，因為這是《孔子家語》的記載，但在中都應該成效不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