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治洪：《尚書》真偽問題之由來與重辨
新學偽經考是真的嗎
《尚書》是儒家基本經典之一，主要記載了唐虞以迄春秋時代聖王賢臣以仁德為核心的政治理念、政治言教及其政治實踐［1］，並廣涉天文曆法、輿地形勢、疆域劃分、物產貢賦、宗教禮儀、人倫規範、家國制度、律令典刑、職官序列、禮器用物、王朝譜系、歷史事件等多方面內容，對中華民族的人生觀、價值觀、政治觀、社會觀、歷史觀、自然觀、宗教觀以及認同意識之形成、鞏固與傳續產生了巨大作用，成為中華民族精神命脈和文化傳統的一個重要來源。但是，從西漢至今的兩千多年間，《尚書》的真偽卻一直是個問題；特別是經清初考據家乃至民國早期“古史辨派”的“辨偽”和“疑古”，《尚書》（特指梅賾所獻孔傳本，又特指其中的古文25篇）為“偽書”的觀點竟儼然成為定讞，也成為學界的主流意見，這對中國歷史、文化、學術、思想乃至現實社會政治影響至巨，故極有必要對這一問題重新予以辨析。
一、從先秦典籍引述可證《尚書》古已有之
作為六經之一的《尚書》在先秦時期徑稱“書”，故《莊子·天下》基於先秦諸子的共識而歸結道：“《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2］《莊子·天運》又假託孔子謂老聃曰：“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自以為久矣。”［3］都只稱“書”而不稱“尚書”［4］。將先秦之“書”稱為“尚書”，大概始於西漢早期，或以為即由伏生定其名，孔安國《尚書序》曰：“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孔穎達疏曰：“既言‘以其上古之書’，今先雲‘以其’，則伏生意之所加，則知‘尚’字乃伏生所加也。”［5］司馬遷《史記》已屢稱《尚書》之名，且雲“言《尚書》自濟南伏生”［6］，可為上說提供最為切近的文獻根據。至於為何將“書”改稱為“尚書”，除孔安國所謂“以其上古之書，謂之《尚書》”外，另有王充曰“《尚書》者，以為上古帝王之書，或以為上所為下所書”［7］，劉熙曰“《尚書》，尚，上也，以堯為上而書始其時事也”［8］，馬融曰“上古有虞氏之書，故曰《尚書》”，鄭玄曰“尚者上也，尊而重之，若天書然，故曰《尚書》”，王肅曰“上所言，史所書，故曰《尚書》”［9］，乃至孔穎達曰“尚者，上也，言此上代以來之書，故曰《尚書》”［10］。綜合諸家解釋，不外是說，《尚書》是遠古流傳下來的、由唐虞夏商周歷代史官所記述的關於二帝三王（或三代）倫理政治實踐的非常重要的經典，亦即孔穎達《尚書正義序》所謂“人君辭誥之典，右史記言之策”［11］，當然，這些解釋都有推想的成分。
據記載，《尚書》原有三千多篇，由孔子刪定為百篇。孔安國《尚書序》曰：“先君孔子，生於週末，睹史籍之煩文，懼覽之者不一，遂乃定禮樂，明舊章，刪詩為三百篇，約史記而修春秋，贊易道以黜八索，述職方以除九丘；討論墳典，斷自唐虞，以下訖於周，芟夷煩亂，翦截浮辭，舉其宏綱，撮其機要，足以垂世立教，典謨訓誥誓命之文，凡百篇。”［12］《漢書·藝文志》也說：“故《書》之所起遠矣，至孔子纂焉，上斷於堯，下訖於秦，凡百篇，而為之序，言其作意。”鄭玄《書論》依《尚書緯》雲：“孔子求書，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於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斷遠取近，定可以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13］《史記·伯夷列傳》司馬貞《索隱》的說法大致同於鄭玄，其曰：“又《書緯》稱孔子求得黃帝玄孫帝魁之書，迄秦穆公，凡三千三百三十篇，乃刪以一百篇為《尚書》，十八篇為《中候》。”這些說法多少含有傳說性，但也與《史記·孔子世家》所謂“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追跡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的記載基本相符。孔穎達《尚書正義》中儲存了百篇題目，其為《虞書》之《堯典》、《舜典》、《汩作》、《九共》九篇、《藁飫》、《大禹謨》、《皋陶謨》、《益稷》；《夏書》之《禹貢》、《甘誓》、《五子之歌》、《胤徵》、《帝告》、《釐沃》、《湯徵》、《汝鳩》、《汝方》；《商書》之《湯誓》、《夏社》、《疑至》、《臣扈》、《典寶》、《仲虺之誥》、《湯誥》、《明居》、《伊訓》、《肆命》、《徂後》、《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鹹有一德》、《沃丁》、《鹹》四篇、《伊陟》、《原命》、《仲丁》、《河亶甲》、《祖乙》、《盤庚上》、《盤庚中》、《盤庚下》、《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高宗肜日》、《高宗之訓》、《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範》、《分器》、《旅獒》、《旅巢命》、《金滕》、《大誥》、《微子之命》、《歸禾》、《嘉禾》、《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蔡仲之命》、《成王政》、《將蒲姑》、《多方》、《立政》、《周官》、《賄肅慎之命》、《亳姑》、《君陳》、《顧命》、《康王之誥》、《畢命》、《君牙》、《同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14］，這或許就是孔子所刪定的百篇之目。
無論先儒的說法有多少推想成分或傳說因素，先秦時期實有《尚書》卻是毫無疑問的，這是西漢以降所有《尚書》學者的共識，這種共識的根據就在於先秦諸多典籍曾頻繁引述《尚書》。筆者曾從《論語》、《左傳》、《禮記》、《孟子》、《墨子》、《荀子》、《呂氏春秋》等典籍中鉤稽引《書》文句凡80餘條，涉及《虞書》之《堯典》、《舜典》、《大禹謨》、《益稷》，《夏書》之《甘誓》、《五子之歌》、《胤徵》，《商書》之《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鹹有一德》、《盤庚上》、《盤庚中》、《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牧誓》、《武成》、《洪範》、《康誥》、《洛誥》、《無逸》、《君奭》、《蔡仲之命》、《君陳》、《君牙》、《呂刑》、《秦誓》諸篇，文繁不錄。對於先秦典籍引《書》情況作出相當周詳研究的有今人陳夢家和劉起釪。陳夢家《尚書通論》第一章《先秦引書篇》列舉《論語》、《孟子》、《左傳》、《國語》、《墨子》、《禮記》、《荀子》、《韓非子》、《呂氏春秋》9種典籍所引《尚書》凡168條［15］。劉起釪《尚書學史》第二章《〈尚書〉在先秦時的流傳情況》不僅以文字表述先秦典籍對《尚書》的徵引，而且製作“先秦文籍十八種引用漢今文十五篇情況表”、“先秦文籍三種引用古文逸十六篇中四篇情況表”、“先秦文籍九種引用《書序》百篇中七篇情況表”、“先秦文籍十六種中引用逸《書》逸篇情況表”、“先秦文籍引用《尚書》篇數次數總表”、“《尚書》存佚各篇先秦引用情況總表”，條列《詩》、《論語》、《國語》、《左傳》、《墨子》、《孟子》、《荀子》、《管子》、《莊子》、《韓非子》、《戰國策》、《周禮》、《禮記》、《大戴禮記》、《孝經》、《公羊傳》、《榖梁傳》、《屍子》、《呂氏春秋》、《逸周書》等20種典籍所引《尚書》傳世以及後佚之諸多篇章的文句凡335條［16］。如果說上述證據都只侷限於文獻的範圍，那麼《郭店楚墓竹簡》和《上海博物館藏戰國楚竹書（一）》所收兩篇《緇衣》以及前者所收《成之聞之》，則以先秦實物形式提供了當時典籍徵引《尚書》之最為堅實的證據［17］。郭店簡《緇衣》徵引《尚書》凡9條，依次為“《尹誥》雲‘惟伊尹及湯鹹有一德’”，“《君牙》雲‘日傛雨，小民惟曰；晉冬耆滄，小民亦惟曰’”，“《呂刑》雲‘一人有慶，萬民賴之’”，“《君陳》雲‘未見聖，如其弗克見，我既見，我弗迪聖’”，“《呂刑》雲‘非用臸，制以刑，惟作五虐之刑曰法’”，“《康誥》雲‘敬明乃罰’”，“《呂刑》雲‘播刑之迪’”，“《君奭》雲‘昔在上帝，割紳觀文王德，其集大命於厥身’”，“《君陳》雲‘出入自爾師虞，庶言同’”［18］。上博簡《緇衣》徵引《尚書》的條數、篇目及次序都與郭店簡相同，唯文字略有差異，故不贅述［19］。郭店簡《成之聞之》篇徵引《尚書》3條：“《君奭》曰‘唯冒丕單稱德’”，“《君奭》曰‘襄我二人，毋有合才音’”，“《康誥》曰‘不還大暊，文王作罰，刑茲亡’”［20］。凡此均更加確鑿無疑地表明《尚書》存在於先秦時期。
二、《尚書》真偽問題的由來
《尚書》之所以產生真偽問題，起因於贏秦禁書。秦始皇三十四年（前213），丞相李斯奏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者棄市，以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秦始皇“制曰‘可’”［21］！可以想見，在專制暴政的權力幾乎覆蓋整個疆域的秦帝國，這項政策必然導致《尚書》在公開場合迅速絕跡，其大部分當被焚燬，雖然肯定會有一些藏匿，但這些藏匿文字也會因人世的無常以及自然的消磨而亡佚大半。不過，從李斯所謂“非博士官所職”云云推斷，當時民間私學之詩、書、百家語雖然被禁，但朝廷職官還是合法地儲存著包括《尚書》在內的所有典籍的［22］。更具毀滅性的災難來自“楚人一炬”，史載：秦子嬰元年（前206），“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23］，在這場浩劫中，本來作為“內部儲存本”、當然也應該是完整的定本、尚有重新行世之希望的官藏《尚書》，也就“可憐焦土”了！
咸陽大火之後，先是楚漢相爭，及至漢朝初建，又有藩亂邊患，兵連禍結，救死不暇，直至惠帝四年（前191），始顧及文化政策，下《除挾書律》［24］，此時距嬴秦禁書已22年，典籍之損耗可知，但民間藏匿或據經師記誦而筆錄的《尚書》畢竟又陸續出現。最先重新傳授《尚書》的是濟南伏生，據《史記》載：“秦時焚書，伏生壁藏之。其後兵大起，流亡。漢定，伏生求其書，亡數十篇，獨得二十九篇，即以教於齊魯之間”，“孝文帝時，欲求能治《尚書》者，天下無有，乃聞伏生能治，欲召之。是時伏生年九十餘，老，不能行，於是乃詔太常使掌故朝錯（按，即晁錯）往受之”［25］。但孔安國《尚書序》的說法有所不同，其曰：“漢室龍興，開設學校，旁求儒雅，以闡大猷。濟南伏生，年過九十，失其本經，口以傳授，裁二十餘篇。”《史記》與孔《序》的共同點在於都肯定伏生最先重新傳授《尚書》，但前者以為伏生有壁藏殘存之書，後者則認定伏生根本無書而僅憑口授。以孔安國相對於司馬遷的年輩及其《尚書》研究的功底而言，當信孔《序》之說較之《史記》更為確切［26］。晁錯用當時文字將伏生口授的《尚書》記錄下來，這就是後世所謂“今文《尚書》”。據衛宏《詔定古文尚書序》雲：伏生“年九十餘，不能正言，言不可曉，使其女傳言教（晁）錯。齊人語多與潁川異，錯所不知者凡十二三，略以其意屬讀而已也”［27］，可以想見，晁錯本的質量不高，故後來也就未見流傳，而伏生之學乃是透過傳授給張生和歐陽生以漸至盛大［28］。
今文《尚書》形成之後民間發現的另一種重要的《尚書》文字，是孔子舊宅藏本。孔安國《尚書序》說：“至魯恭王好治宮室，壞孔子舊宅，以廣其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及《傳》、《論語》、《孝經》，皆科斗文字。”《漢書·藝文志》亦載：“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字也。”［29］魯恭王將這些古籍都交給孔子後裔孔安國，安國參照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對古文《尚書》進行解讀，用漢隸寫定古文，即所謂“隸古定”［30］，一共整理出58篇，其中與今文《尚書》相同者凡28篇，其為：《虞書》之《堯典》、《皋陶謨》，《夏書》之《禹貢》、《甘誓》，《商書》之《湯誓》、《盤庚》、《高宗肜日》、《西伯戡黎》、《微子》，《周書》之《牧誓》、《洪範》、《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召誥》、《洛誥》、《多士》、《無逸》、《君奭》、《多方》、《立政》、《顧命》、《呂刑》、《文侯之命》、《費誓》、《秦誓》；又有5篇在今文《尚書》中被歸併於其他篇章，其為：《舜典》被歸併於《堯典》，《益稷》被歸併於《皋陶謨》，《盤庚》3篇被歸併為一篇，《康王之誥》被歸併於《顧命》，這樣，實際上，古文《尚書》有33篇與今文《尚書》相同；另為古文《尚書》獨有的篇章凡二十有五，其為：《虞書》之《大禹謨》，《夏書》之《五子之歌》、《胤徵》，《商書》之《仲虺之誥》、《湯誥》、《伊訓》、《太甲上》、《太甲中》、《太甲下》、《鹹有一德》、《說命上》、《說命中》、《說命下》，《周書》之《泰誓上》、《泰誓中》、《泰誓下》、《武成》、《旅獒》、《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周官》、《君陳》、《畢命》、《君牙》、《冏命》［31］。還有一些實在無法辨識的簡文，大概就是孔子刪定百篇之書的其餘42篇了。孔安國將“隸古定”的58篇和無法辨識的文簡全部呈交朝廷收藏，朝廷詔令安國為58篇作傳，但到傳成之時，恰逢巫蠱之禍，孔《傳》也就壓下來了［32］。
當時重出於民間的《尚書》文字，主要還有河間獻王徵藏本和張霸“百兩篇”。《漢書·景十三王傳》載：“河間獻王德以孝景前二年立，修學好古，實事求是。從民得善書，必為好寫與之，留其真，加金帛賜以招之。繇是四方道術之人不遠千里，或有先祖舊書，多奉以奏獻王者，故得書多，與漢朝等。……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由於河間獻王“經術通明，積德累行，天下雄俊眾儒皆歸之”，引起武帝猜忌，史載：“孝武帝時，獻王朝，被服造次必於仁義。問以五策，獻王輒對無窮。孝武帝艴然難之，謂獻王曰：‘湯以七十里，文王百里，王其勉之。’”河間獻王“知其意”，由此自汙避禍，“歸即縱酒聽樂，因以終”［33］，其所徵藏的“古文先秦舊書”再也未聞下落，想必不久便煙消雲散了。至於張霸“百兩篇”，當時就辨明為偽書，《漢書·儒林傳》載：“世所傳‘百兩篇’者，出東萊張霸，分析合二十九篇以為數十，又採《左氏傳》、《書敘》為作首尾，凡百二篇。篇或數簡，文意淺陋。成帝時求其古文者，霸以能為‘百兩’徵，以中書校之，非是。”另外還可一提的是民間所出單篇《泰誓》，劉向《別錄》雲：“武帝末，民有得《泰誓》書於壁內者，獻之。與博士使讀說之，數月皆起，傳以教人”［34］，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亦曰：“《泰誓》後得，博士集而讀之。”［35］這篇《泰誓》被歸入伏生28篇之中［36］，成為與古文《泰誓》並存的今文《泰誓》，一度頗有影響，劉向、劉歆、馬融、鄭玄、王肅等漢魏大儒都曾對之下過功夫，但後來發現先秦典籍所引《泰誓》文句，單篇《泰誓》中往往不見，由此認定其“非本經”而貶之［37］。因此，自贏秦禁書至漢惠解禁之後重現於世間且為當時和後世所肯認的《尚書》文字，就只有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和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尚書》。如果說孔子刪定的《尚書》原有100篇，那麼伏生所傳今文《尚書》和孔安國整理的古文《尚書》就都是殘缺本，不過，這兩種文字的真實性卻是無可置疑的。
不幸的是，這兩種歷劫重出的《尚書》文字，此後的命運都不很好。比較而言，今文《尚書》的遭際一度幸運得多。據《漢書·儒林傳》記載，伏生所傳今文《尚書》衍生出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個系統，這三個系統都是“徒眾尤盛，知名者也”。大、小夏侯《尚書》於宣帝甘露三年（前51）立為博士，史有明書［38］。歐陽《尚書》則“至曾孫高子陽為博士”［39］，其時或即武帝建元五年（前136）［40］。儘管歐陽《尚書》立為博士的時間尚屬推論，但無論如何，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尚書》於西漢時期全都立為博士是沒有問題的，故《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前書（按，指《漢書》）雲：濟南伏生傳《尚書》，授濟南張生及千乘歐陽生，歐陽生授同郡兒寬，寬授歐陽生之子，世世相傳，至曾孫歐陽高，為《尚書》歐陽氏學；張生授夏侯都尉，都尉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為大夏侯氏學；勝傳從兄子建，建別為小夏侯氏學。三家皆立博士。”東漢中興之後，繼立五經博士，《尚書》仍立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41］。漢末喪亂，三國紛爭，天下未定，不遑遵古［42］。及至中原安輯，曹魏繼統，明帝太和四年（230）即下詔提倡經學，崇尚典謨［43］。齊王芳及高貴鄉公髦都講習《尚書》，君臣之間詔奏論說，所引無非今文［44］。西晉踵武曹魏，今文顯為官學，觀其時朝廷文書可知［45］。然未幾八王亂起，復繼以永嘉之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歐陽、大小夏侯《尚書》並亡”［46］，傳續四五百年的今文《尚書》也就從此絕跡，後人只能從古文《尚書》相同於今文《尚書》的33篇窺其大概了。
如果說今文《尚書》雖然最終未免於亡佚的命運，但畢竟曾經擁有顯赫的地位，那麼古文《尚書》則幾乎從未真正獲得過這種聲華。孔安國將“隸古定”的《尚書》58篇“悉上送官”之後，由於有經無傳，不能立於學官［47］，只能“藏之書府”而已。待他“研精覃思，博考經籍，探摭群言，以立訓傳”，從而具備了將古文《尚書》立於學官的條件時，卻又恰逢巫蠱之禍，“經籍道息”，以致孔傳古文《尚書》“用不復以聞”，此後便主要在民間傳授［48］。“藏之書府”的古文《尚書》曾被作為校勘本使用，漢成帝時，劉向奉詔領校中秘書，曾經“以中古文校歐陽、大小夏侯三家經文，《酒誥》脫簡一，《召誥》脫簡二。率簡二十五字者，脫亦二十五字，簡二十二字者，脫亦二十二字，文字異者七百有餘，脫字數十”［49］，劉向用來校勘歐陽和大小夏侯《尚書》的“中古文”，當即孔安國所上古文《尚書》；而其時用來判定張霸“百兩篇”之真偽的“中書”，亦當為孔氏書。至哀帝朝，劉歆承父業續校中秘書，因特別愛好古文《春秋左氏傳》，遂欲憑藉宗室身份以及權臣王莽的勢力立之於學官，連帶也褒舉了《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等古文經典。劉歆的企圖激起今文五經博士以及崇尚今文的大臣們的強烈抵拒［50］，劉歆遂致書嚴厲批評他們“不思廢絕之闕，苟因陋就寡，分文析字，煩言碎辭”，“猶欲保殘守缺，挾恐見破之私意，而無從善服義之公心，或懷妒嫉，不考情實，雷同相從，隨聲是非”，“深閉固距，而不肯試，猥以不誦絕之，欲以杜塞餘道，絕滅微學”，“專已守殘，黨同門，妒道真，違明詔，失聖意”云云，於是“諸儒皆怨恨”，大司空師丹怒而參奏劉歆“改亂舊章，非毀先帝所立”，所謂“非毀先帝所立”，即指欲立古文博士以否定武帝以降的今文博士制度，而所謂“改亂舊章”，則當指欲立有經無傳的古文《尚書》從而破壞有經有傳方能立於學官的成規。雖然劉歆因“貴幸”不僅沒有被治罪，而且他所喜好的《春秋左氏傳》以及《毛詩》、逸《禮》、古文《尚書》確於平帝年間賴王莽之力而增設博士，但因王莽之奸偽篡逆為天下後世所不齒，劉歆亦因依附王莽而每為人所不直，故古文《尚書》此次立於學官非但沒有增加榮耀，反而成為遭受後世懷疑或攻訐的口實［51］。
東漢恢復前朝學官制度，立今文十四博士，《尚書》仍然是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不過章帝時“又詔高才生受古文《尚書》、毛《詩》、榖梁、左氏《春秋》，雖不立學官，然皆擢高第為講郎，給事近署，所以網羅遺逸，博存眾家”［52］，這是對西漢今古文之爭所作的折衷，雖然古文諸經仍不一定擁有官祿，或即使擁有官祿也一定視今文諸經等而下之，但畢竟使古文諸經取得了朝廷承認的學術地位。在這種情勢下，古文《尚書》便在社會上傳衍開來，文字也就不一而足。史載，孔安國以其書“授都尉朝。……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53］；又載孔氏後人“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遞至章帝年間的孔僖，其子季彥猶“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54］，這兩條學脈所傳承的文本當即孔安國因武帝末年巫蠱之禍而未能獻上的孔傳古文《尚書》。另一種重要文字是杜林於新莽之末流寓西州時所得漆書古文《尚書》一卷，杜林以此文字傳授衛宏、徐巡，囑曰：“林流離兵亂，常恐斯經將絕，何意東海衛子、濟南徐生復能傳之，是道競不墜於地也。古文雖不合時務，然願諸生無悔所學”，因此“宏、巡益重之，於是古文遂行”［55］，嗣後，“林同郡賈逵為之作訓，馬融作傳，鄭玄註解，由是古文《尚書》遂顯於世”［56］。馬融、鄭玄的傳注至唐代尚存，陸德明以之比較孔傳本，指出“馬、鄭所注並伏生所誦，非古文也”［57］，魏徵等也說馬、鄭注本“唯二十九篇，又雜以今文，非孔舊本”［58］，由此可以推知杜林本至少在篇數方面同於今文而異於古文。不過孔穎達也在比較之後指出，鄭注本在詞語方面往往同於古文而異於今文，“夏侯等書‘宅嵎夷’為‘宅嵎鐵’，‘昧谷’曰‘柳谷’，‘心腹腎腸’曰‘憂腎陽’，‘劓刵劅剠’雲‘臏宮劓割頭庶剠’，是鄭注不同也”［59］，這又表明杜林本也是今古文的折衷，是一種既與歐陽和大小夏侯三家本以及孔傳本都有關聯、但又不全同於這兩個系統的獨特文字。而由杜林本衍生的“馬氏《尚書》”、“《尚書》鄭氏”等文字［60］，也當與祖本有所變異，否則不會出現卷數的差別，也不會導致後來王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的取向分歧［61］。考慮到東漢時期經典淆亂的程度［62］，當時號稱“古文《尚書》”的文字很有可能還不止於上述幾種。所有這些文字肯定都是孔傳古文《尚書》的直接或間接變種，但因其時孔傳本並未受到特別推重，故不免被諸多文字所遮蔽，如杜林本就比孔傳本更加行時，因此，時人甚至一些重要學者見不到孔傳本，也就可以理解了［63］。
古文《尚書》多本歧出的局面至西晉末造基本結束，其時“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十萬眾並垂餌於豺狼，三十六王鹹隕身於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64］，“粉忠貞於戎手，聚搢紳於京觀。先王井賦，乃眷維桑。舊都宮室，鹹成茂草”！［65］於是“渠閣文籍，靡有孑遺”［66］，“眾家之書並滅亡”［67］。毫無疑問，中華文化在當時又經歷了一次嚴重劫難，不過眾書並亡、靡有孑遺的說法卻是有所誇張，當時逃脫中原戰亂的官紳士民總會帶出一些典籍，而遠離兵燹的東南地區當然更多地儲存了圖書，所以東晉荀崧才說“江揚二州，先漸聲教，學士遺文，於今為盛”［68］。正因此，晉室南渡甫安，豫章內史梅賾便奏上孔傳古文《尚書》［69］，這個文字也於元帝年間立為博士［70］；而馬融、鄭玄、王肅所注《尚書》亦稍稍出焉［71］。嗣後人世滄桑，歷劫重出的漢魏《尚書》文字絕大多數又亡佚了［72］，唯有孔傳古文《尚書》儲存至今，使後人有幸賴以一窺聖哲的懿範和先民的史蹟。然而，這部彌足珍貴的偉大經典卻又遭到苛刻的懷疑，甚至被釘上了“偽”字標籤！
三、南宋以降疑《書》思潮大略
從東晉梅賾奏上孔傳古文《尚書》，迄於北宋末年，800多年間並無人對這部經典提出疑問，特別是唐初孔穎達奉敕依據梅賾之書撰《尚書正義》之後，其書更是成為官方定本頒行天下，為士庶所尊信［73］。最先對孔傳古文《尚書》表示懷疑者，大概是兩宋之際的吳棫（字才老），《宋史·藝文志》“《書》類”載“吳棫《裨傳》十三卷”，《四庫全書總目》稱此書對古文《尚書》“始稍稍掊擊”［74］，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也說：“疑古文自吳才老始。”［75］接下來對古文《尚書》提出疑問的大家是朱熹，他認為：“孔《書》至東晉方出，前此諸儒皆不曾見，可疑之甚”，“孔壁《尚書》，漢武帝時方出，又不行於世，至東晉時方顯，故揚雄、趙岐、杜預諸儒悉不曾見”，這是對孔傳古文《尚書》的來歷表示懷疑；他又認為：“孔壁所出《尚書》，如《禹謨》、《五子之歌》、《胤徵》、《泰誓》、《武成》、《冏命》、《微子之命》、《蔡仲之命》、《君牙》等篇皆平易，伏生所傳皆難讀。如何伏生偏記得難底，至於易底全記不得？此不可曉”，這是對古文《尚書》的風格表示懷疑；他還疑及《書》小序以及孔序和孔傳，說：“某看得《書》小序不是孔子自作，只是周秦間低手人作”，“《書》序恐不是孔安國做，漢文粗枝大葉，今《書》序細膩，只似六朝時文字”，“《尚書》決非孔安國所注，蓋文字困善，不是西漢人文章”；由此他得出結論：“某嘗疑孔安國書是假書”，“《尚書》孔安國傳，此恐是魏晉間人所作，託安國為名”，甚至說：“孔安國《尚書》序，只是唐人文字”！［76］實際上，朱子不僅致疑於古文《尚書》，而且並今文諸篇，如《堯典》、《舜典》、《盤庚》、《金滕》、《大誥》、《康誥》、《酒誥》、《梓材》、《呂刑》等亦表不信［77］，他也察覺如此疑經大為不妥，故又教誡弟子：“《書》中可疑諸篇，若一齊不信，恐倒了六經”！［78］在分釋《尚書》諸篇時，他對絕大多數古文篇章都作了正面闡論，未再嘵嘵於疑信問題。不過，以朱子在元明以降的巨大影響，他的疑《書》言論還是開啟了後世《尚書》辨偽的思想閘門和方法路徑［79］。
宋末以迄明代，改竄攻詆《尚書》之甚者有王柏《書疑》、吳澄《書纂言》及梅鷟《尚書考異》和《尚書譜》。王柏為朱子三傳後學，其著“排斥漢儒不已，並集矢於經文”，“並全經而移易補綴”［80］；吳澄“本朱子之說，相繼抉摘”，直斥古文為“晉世晚出之書”，一概排除於其著之外［81］；梅鷟“因宋吳棫、朱子及元吳澄之說”，乃“謂孔安國序並增多之二十五篇悉雜取傳記中語以成文”，並“謂二十五篇為皇甫謐所作”，甚至“謂孔壁之十六篇出於孔安國所為”，其著以後世地名見於孔傳指證古文《尚書》晚出，一定程度上為清人閻若璩以考據方法證偽古文《尚書》指點了法門［82］。閻氏《尚書·古文疏證》集前代疑《書》成果之大成而凌厲其上［83］，列舉128條［84］，從篇數、篇名、篇次、來歷、天象、曆法、輿地、祀事、名諱、禮儀、制度、刑法、史實、比勘、訓詁、體例等多方面，全面攻訐古文《尚書》的所謂“矛盾”，認為“此篇已亡而復出相距三百年，中間儒者如班固、鄭康成皆未之見，而直至梅賾始得而獻之，可疑之甚”［85］，基於這一前提以及“旁搜曲引，吹毛索瘢”式的舉證，從而讞定古文《尚書》是“不古不今、非伏非孔”的“晚出於魏晉間之書”［86］。閻氏的結論其實並未迥超先前疑《書》者，如朱子在500多年前就曾作出大致相同的推測；但由於閻氏的考證功夫更加充分和細密，因而大受時流讚賞。黃宗羲為閻著作序曰：“餘讀之終卷，見其取材富，折衷當。……中間辨析三代以上之時日、禮儀、地理、刑法、官制、名諱、祀事、句讀、字義，因《尚書》以證他經史者，皆足以祛後儒之蔽，如此方可謂之窮經！……仁人之言，有功於後世大矣！”［87］可謂推崇備至。此後，程廷祚《晚書訂疑》、惠棟《古文尚書考》、江聲《尚書集註音疏》、王鳴盛《尚書後案》、戴震《尚書義考》、崔述《古文尚書辨偽》、孫星衍《尚書古今文註疏》、丁晏《尚書餘論》、皮錫瑞《經學通論》等，紛紛風從閻說，推波助瀾。而以紀昀為首的館臣更是將閻說貫徹於官修《四庫全書總目》之中，一方面高度評價閻著“引經據古，一一陳其矛盾之故，古文之偽乃大明。……反覆釐剔，以祛千古之大疑，考證之學則固未之或先矣”［88］，另一方面對不合閻氏之說而尊信古文《尚書》者，如前代的陳第、朱朝瑛、楊文彩以及當朝的毛奇齡、孫承澤、陸隴其、徐世沐、顧昺、楊方達、顧棟高、郭兆奎、江昱等一概予以駁詰批評甚至嘲諷抨擊［89］，由此將閻氏疑《書》之論實際上抬高到官學地位，儼然作為評判準則，這在很大程度上引導或助長了清代疑《書》乃至疑古的學風世風。
在這種風氣下，晚清又凸起一位疑古狂人康有為。康氏汲汲於經世，必欲借孔子以自重，而古文經典所見之孔子洵為“述而不作”的文獻學家或歷史學家，不符康氏用意；唯今文經典（特別是《春秋公羊傳》）中的孔子乃是以“微言大義”為萬世立法的政治家或改革家，這才投合康氏的心志，於是，康氏極力標舉今文經學而強烈否定古文經學。既要否定古文經學，當然莫如直斥歷史上最早公開爭立古文經學並首先向今文博士發起挑戰的劉歆，康氏襲取廖平《闢劉篇》成果，撰成《新學偽經考》，對劉歆進行了全面詆譭［90］（但從另一方面看，卻又簡直是對劉歆作了無限抬高）。按康氏的說法，劉歆“挾校書之權，藉王莽之力”，“遍偽諸經，旁及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莫不偽竄；作為《爾雅》、八體六技之書以及鐘鼎，以輔其古文之體”，據說，劉歆偽造的古文經典包括費氏《易》、古文《書》、《毛詩》、《周官》、《逸禮》、左氏《春秋傳》、《爾雅》、《論語》、《孝經》乃至《樂經》，並且“歆既偽撰，又自注之”［91］，如此則煌煌十三經，連經帶傳竟然大半出於劉歆一人之手！猶有甚者，康氏說劉歆為了矇蔽天下後世，還篡改《史記》，編造《漢書》，炮製古文經典傳授源流及其師承授受者姓名，假造前代鼎彝“或埋藏郊野而使人掘出，或深瘞山谷而欺紿後世”，借其銘文以證古文其來有自［92］，諸如此類，實在將公羊家“非常異義可怪之論”發揮得登峰造極！對於當時及後世信從古文的學者，康氏一概指為受到劉歆收買或迷惑［93］，卻不知劉歆何以具有如此巨大而深遠的影響力？對於後世尊奉古文經典的狀況，康氏也都以愚昧視之，斥之曰：“自魏晉至唐，言術藝之士皆徵於歆，蜪淫既久，開口即是，孰能推見至隱，窺其瑕釁乎？此所以範圍二千年，莫有發難者也”［94］；鄙之為“千載邈邈，群盲同暗室，眾口爭晝日，實無見者，豈不哀哉”［95］，不啻說自西京以降兩千年來中國的學術、思想、文化完全籠罩於劉歆學說之中，實在匪夷所思！
專就古文《尚書》來說，康氏據其“《漢書》為歆所作”的奇談，悍然否認《漢書·藝文志》、《景十三王傳》、《楚元王傳》的記載，將魯共王壞孔子舊宅得古書之說指為劉歆的杜撰，而一口咬定古文《尚書》是劉歆依託先秦以及秦漢典籍中所引古書文句而偽造［96］。至於古文《尚書》的流傳過程，康氏同樣悍然否認《漢書·儒林傳》的記述，而將孔安國以下的傳授譜系也指為劉歆的虛構，並認為劉歆以後其書為杜林、馬融、鄭玄所繼承，至魏晉之世遂與王肅偽造的另一種古文《尚書》並行，迨及永嘉之亂，劉歆之書堙沒，而東晉元帝時梅賾奏上的則是王肅之書了［97］。相比先前的疑《書》者，康氏的“新意”在於提出了“偽中之偽”說，即劉歆首先作偽，王肅再次作偽。關於王肅作偽的說法，朱彝尊、閻若璩、惠棟、江聲、王鳴盛、劉臺拱、丁晏等早已言及，並非康氏的發明；而可推為康氏力倡的劉歆作偽說［98］，由於建立在否定《漢書》的基礎上，故根本沒有可信度而不值得認真對待［99］。其實，整部《新學偽經考》充斥著悖謬和荒誕言論，但這部既妄且悍的著作卻被當時引領世風的代表人物梁啟超譽為“思想界之一大颶風”，在這種示範和慫恿下，更加猖狂的言論勢必出現，如胡適將《尚書》指為“儒家造出的‘託古改制’的書”［100］，進而斷定“在東周以前的歷史，是沒有一字可以信的”［101］，倡言“現在先把古史縮短二三千年”［102］，疾呼“寧疑古而失之，不可信古而失之”［103］；以及受到胡適影響的顧頡剛將古文《尚書》視為偽書的標本，將由《尚書》衍發的帝系、王制、道統、經學視為偽史的中心，並基於這些觀點提出極具破壞力的“層累地造成的中國古史”說［104］，就真可謂是“懸崖轉石，非達於地不止”了！此後，學界大都信從閻、顧之說，將“偽古文尚書”這一訟詞視為鐵定之論，作為《尚書》研究的出發點，據此揉捏史料，曲意解說，糾纏絞繞，臆見紛紜，不僅未能澄清《尚書》學史的問題，反而在這一領域製造了更多迷誤！［105］
四、《尚書》真偽辨正
夷考南宋以來疑《書》者們的思維邏輯，基本上具有相同的三個步驟，其一是認為古文《尚書》的風格“文從字順，非若伏生之書屈曲聱牙”，“平緩卑弱，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106］，並且認為其傳承脈絡茫昧無稽，由此構成懷疑的前提；其二是從《尚書》內外“吹毛索瘢”式地尋找“破綻”，由此構成懷疑的證據；其三是確指或泛指某人拼湊綴合古籍中的引《書》文句以作成偽書，由此構成懷疑的結論。但古文《尚書》的風格宜不宜作為懷疑的根據？其傳承脈絡是不是茫昧無稽？其中的所謂“破綻”能不能構成作偽證據？被指控的作偽者有沒有作偽的必要和可能？這些都是大可商榷的。
首先，對於文章風格的認知往往帶有較大的主觀性，如吳棫等認為古文《尚書》“文從字順”、“平緩卑弱”，而孔穎達卻認為“其辭富而備，其義弘而雅，故復而不厭，久而愈亮”［107］，所見迥然相異。因此，這種主觀感覺是不宜作為疑《書》根據的。其實，那些嫌怪古文《尚書》“文從字順”的人，又有什麼證據表明他們真正讀通了這25篇呢？不要說吳棫、吳澄、梅鷟、閻若璩等，即便朱子也承認《大禹謨》“後面則不可知”、“其詳不可考”，《仲虺之誥》“多不可曉，固難理會”，以致終生“於《書》既無解”，就連弟子請他標點《尚書》，他也以“《書》亦難點”一語辭之［108］。由此還引發一個疑問：南宋（特別是元明）以降的疑《書》者們基本或根本無從看到伏生今文字，他們憑什麼判斷《尚書》今古文的風格差異？如果他們是基於梅賾所獻58篇中相當於今文的28篇（亦即33篇）作出這一判斷，那就恰恰表明梅賾所獻書並非某人包辦偽造，而是對原始文獻的照實傳錄。最後還要指出，疑《書》者們根據他們判定的文章風格而認為古文《尚書》“殊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可以導致一個嚴重的悖謬：由於他們又認為古文《尚書》乃是撏撦先秦文獻拼湊成文［109］，而撏撦先秦文獻拼湊成文與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兩說是不相容的——若古文《尚書》撏撦先秦文獻拼湊成文，則不應不類先漢以前之文；若古文《尚書》不類先漢以前之文，則不應是撏撦先秦文獻拼湊成文！疑《書》者們無往而不欲坐實古文《尚書》的“偽書”罪名，不料用心太急，卻使自己落入親手設定的圈套！
再從傳承脈絡來說，古文《尚書》的歷史自西漢孔安國發端，《史記·儒林列傳》、《漢書·藝文志》及《儒林傳》、《後漢書·儒林列傳》都有明確記載，也是除康有為之外的大多數疑《書》者所肯認的。根據史載，孔傳古文《尚書》的流傳可以梳理出三條線索。其一，《漢書·藝文志》載安國於武帝末年曾將古文《尚書》獻上朝廷，遭巫蠱事而未列於學官，這個文字就成為中秘書（或稱“中古文”），後來成帝年間劉向校勘今文《尚書》以及朝廷核實張霸“百兩篇”所用的應該就是這個文字，東漢章帝詔高才生所受古文《尚書》也當是這個文字，魏代漢、晉替魏，這個文字應該一直被繼統者承接收藏，至西晉末年方與三家今文《尚書》一齊亡佚，存續近400年，起迄分明［110］。其二，《漢書·儒林傳》載安國以其書“授都尉朝。而司馬遷亦從安國問故，迂書載《堯典》、《禹貢》、《洪範》、《微子》、《金滕》諸篇，多古文說。都尉朝授膠東庸生。庸生授清河胡常少子，以明《榖梁春秋》為博士、部刺史，又傳《左氏》。常授虢徐敖，敖為右扶風掾，又傳《毛詩》，授王璜、平陵塗惲子真。子真授河南桑欽君長。王莽時，諸學皆立，劉歆為國師，璜、惲等皆貴顯”，這表明孔傳古文《尚書》有一個由安國開啟的面向民間社會的私學傳授譜系，這個譜系的存在也從劉歆《讓太常博士書》中得到證明［111］。遞及東漢，這個譜系仍在延續，據《後漢書·鄭範陳賈張列傳》之賈逵傳記載：“父徽，從劉歆受左氏《春秋》，兼習《國語》、《周官》，又受古文《尚書》於塗惲，學《毛詩》於謝曼卿，作《左氏條例》二十一篇。逵悉傳父業。”可見，東漢大儒賈逵乃是孔傳古文《尚書》的直系傳人，憑藉漢章帝“特好古文《尚書》”的勢頭，他曾使孔傳古文《尚書》一度“遂行於世”［112］。其後接續這個譜系的是鄭衝，《尚書正義·堯典》孔穎達疏引《晉書》雲：“晉太保公鄭衝以古文授扶風蘇愉，愉字休預。預授天水梁柳，字洪季，即謐（皇甫謐）之外弟也。季授城陽臧曹，字彥始。始授郡守子汝南梅賾，字仲真，又為豫章內史”［113］，這就將自東漢獻帝年間以迄東晉元帝之初梅賾獻《書》為止的百年之中孔傳古文《尚書》的傳承脈絡呈現出來，大致完成了孔傳古文《尚書》的第二條流傳線索［114］。其三，《後漢書·儒林列傳》載：“孔僖字仲和，魯國魯人也。自安國以下，世傳古文《尚書》”，僖子“季彥守其家業，門徒數百人”，這則表明安國還開啟了一個作為“家業”的宗族內部傳授譜系［115］，這個傳授譜系往往也與民間社會相溝通，季彥“門徒數百人”即其明證；而其本身的“世傳”脈絡更是十分堅實，《晉書·儒林列傳》載：“孔衍字舒元，魯國人，孔子二十二世孫也。……衍少好學，年十二，能通《詩》《書》。……衍經學深博，又練識舊典，朝儀軌制多取正焉，由是元明二帝並親愛之”，後衍為權臣王敦排斥出為廣陵郡，“雖郡鄰接西賊，猶教誘後進，不以戎務廢業”，可見，這個傳授譜系直入東晉前期，也與梅賾獻《書》相銜接，且孔衍“教誘後進”亦是溝通民間之一證［116］。綜上所述，孔氏古文《尚書》的傳承脈絡並非茫昧無稽，而是犖犖大端有緒可尋。
另外，從東漢至西晉一些學人的著述中也可鉤稽出孔傳古文《尚書》的流傳資訊。許慎於東漢和安二朝間撰成《說文解字》，其中大量徵引《尚書》作為書證，明顯引自孔傳古文《尚書》的有《商書·說命》小序“《商書》曰：‘高宗夢得說，使百工夐求，得之傅巖’”［117］，該書還徵引了《說命上》經文“若藥不眄眩”［118］，以及《周書·泰誓中》經文“勖哉夫子”［119］；許慎甚至引用了孔安國的傳文，在“日”部“曼”字條中，其釋曰“秋天也。從日，文聲。《虞書》曰：‘仁閔覆下，則稱旻天’”［120］，這一引語實是孔安國為《虞書·大禹謨》中“帝初於歷山，往于田，日號泣於旻天於父母”一段所作的註解“仁覆愍下，謂之旻天”［121］，凡此無疑表明許慎讀過孔傳古文《尚書》，也表明此書在當時的存在。而許慎作為賈逵的弟子，“本從逵受古學”［122］，他之讀到孔氏書當然可以逆證上文論述的賈逵在孔傳古文《尚書》流傳過程中的地位，而他本身又將這一流傳脈絡作了進一步延伸。稍後於許慎的王符著《潛夫論》36篇，也多引《尚書》以證其說，其第五篇《賢難》所謂“尹據天官，柬在帝心”，頗似化用《商書·湯誥》“惟簡在上帝之心”一語；其第三十四篇《五德志》引《商書·說命上》“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時大旱，用汝作霖雨。啟乃心，沃朕心。若藥不瞑眩，厥疾不瘳；若跣不視地，厥足用傷”［123］，更是有力證明了孔氏書於東漢中後期的存在。至東漢末年應劭《風俗通義》，仍可見孔傳古文《尚書》的文句，如《過譽第四》“《太誓》有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乃一字不差地照引《周書·泰誓上》；同篇又引《商書·太甲中》“天作孽，猶可違；自作孽，不可逭”，也與原文一致不二；《十反第五》有“邁種其德”語，顯系本於《虞書·大禹謨》“皋陶邁種德”一語；而《山澤第十》引《尚書》“紂為逋逃淵藪”，又出於《周書·武成》“今商王受無道，暴殄天物，害虐烝民，為天下逋逃主，萃淵藪”。與鄭衝在世已相重疊而稍早的徐幹，在其所著《中論》裡也透露出古文《尚書》的訊息，《中論·夭壽第十四》引述《尚書·無逸》，這是今古文共有的篇章，不過，從南宋洪适《隸釋》中儲存的刊刻今文《尚書》的東漢熹平石經殘片可知，《無逸》今古文的字句存在差異，如今文對商三宗的排序為祖甲、中宗、高宗，而古文的排序為中宗、高宗、祖甲；又如，今文稱“肆高宗之饗國百年”，而古文作“肆高宗之享國五十有九年”，《中論》所引同於後者而異於前者。孔氏書之存在於其時，由此斑斑可考！入魏，王肅據今文字注《尚書》，其注本至唐代尚存，陸德明、孔穎達比較王肅注本與孔傳本，皆發現兩者頗多相類。陸德明說：“王肅亦注今文，而解大與古文相類，或肅私見孔傳而秘之乎”？［124］孔穎達說：“案王肅注《尚書》，其言多是孔傳，疑肅見古文，匿之而不言也”［125］。實際上，王肅得見孔傳古文《尚書》，於其本傳中即有一證，魏明帝太和四年，肅上疏陳政本，其中引《書》曰：“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126］，前二句見於今古文俱有之《虞書·舜典》，末句則唯本於古文《商書·湯誥》，凡此豈非孔氏書存於魏世之鑿鑿證據歟？西晉皇甫謐撰《帝王世紀》，其中又見孔傳古文《尚書》內容，如引《五子之歌》“惟彼陶唐，有此冀方。今失厥道，亂其紀綱，乃底滅亡”，引《仲虺之誥》“徯我後，後來其蘇”，“乃葛伯仇餉，初征自葛”，述《太甲上》小序“太甲既立，不明，伊尹放諸桐”，引《鹹有一德》文末小序“仲丁徙於囂”、“河亶甲居相”、“祖乙圮於耿”，引《伊訓》小序“成湯既沒，太甲元年”以及孔安國傳“太甲，太丁子，湯孫也。太丁未立而卒，即湯沒而太甲立，稱元年”［127］，是西晉亦存孔氏書。而身歷兩晉的郭璞，在其所注《爾雅》中也同樣引用了孔氏書［128］，如《釋詁》“須誒替戾底止徯，待也”一條注引“《書》曰‘徯我後’”［129］，見《商書·太甲中》；“昌敵疆應丁，當也”一條注引“《書》曰‘禹拜昌言’”［130］，見《虞書·大禹謨》；《釋畜》“狗四尺為獒”一條注引“《尚書孔氏傳》曰‘犬高四尺曰獒’”［131］，見《周書·旅獒》孔傳，這則證明孔傳古文《尚書》一直流傳至兩晉之際，與梅賾獻書業已重疊，其脈絡又何嘗茫昧無稽？
根據東漢至西晉學人著述引用孔氏書的情況，即可反駁疑《書》者們對於所謂“作偽者”的指控。如果說孔氏書為梅賾偽造，則無法解釋大致與他同時的郭璞何以在《爾雅注》中先於他引用了孔氏書；且郭璞人東晉尚存七八年，“博學有高才”，“詞賦為中興之蔻”，元帝朝曾任著作佐郎、尚書郎，與朝廷及封疆俱有交往［132］，完全有條件親見梅賾書，若梅書為偽，豈不在當時便為其所指駁？如果再往前推，指作偽者為皇甫謐，則又無法解釋王肅《尚書注》何以已引孔氏書。如果又說王肅是作偽者，則其前許慎、王符、應劭、徐幹之引孔氏書又當如何解釋？再說，偽造孔氏書也只能在該書亡佚之後，若該書尚存，又有什麼偽造的必要和可能？而據《隋書·經籍志》記載，官藏孔氏書亡佚乃在西晉之末永嘉亂中，如此，則王肅、皇甫謐俱無作偽的必要和可能，而有必要和可能的作偽者唯梅賾一人，但如上所述，郭璞《爾雅注》引用孔氏書這一事實以及郭璞的存在，又使梅賾作偽的指控不能成立。還應指出，永嘉之亂起於晉懷帝永嘉五年（311）匈奴攻陷洛陽，其時“京華蕩覆，渠閣文籍，靡有孑遺”，朝廷所藏今古文《尚書》一併亡佚。六年後（317），晉元帝司馬睿在建康重建東晉政權，一般認為就在此年或次年，梅賾獻出孔傳古文《尚書》。按照書亡而後作偽的常情推論，梅賾只會在這六七年間偽造孔氏書，問題是他有那麼大的本事在這短短的幾年裡拼湊綴合古籍中的引《書》文句，從而造出足以亂真的58篇經文以及孔序和孔傳嗎？［133］當疑《書》者們“吹毛索瘢”式地從古文《尚書》中尋找作偽證據時，他們都沒有從作偽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方面進行反思，實在是小處精察，大體茫昧，細節上似乎紮實，但根本上卻說不通，誠乃孟子所譏之“明足以察秋毫之末而不見輿薪”！
至於疑《書》者們從孔傳古文《尚書》中找出的“破綻”，林林總總或有數百條之多，實非區區一文所能盡辯。綜觀指陳孔氏書之“破綻”的著述，信無出於閻若璩《尚書古文疏證》之右者；對閻氏《疏證》的反駁，基本上可以迴應所有的疑《書》指控，當今學者張巖在這方面做了出色的工作，取得了令人佩服的成就。在其專著《稽核古文〈尚書〉案》中，張巖將閻氏《疏證》羅列的問題歸納為文獻流傳、史地、史實、曆法、制度、引文等類，分類集中反駁閻若璩對孔氏書的攻訐，涉及孔安國二次獻書、孔安國蚤卒、孔安國家獻、孔氏傳與其《論語注》相異、古文卷篇數目、杜林書及賈馬鄭王注本、唐人義疏文字選擇、虞夏書之分、古帝名號、虞載夏歲商祀週年、堯舜二典分合、虞廷十六字、禹讓皋陶不讓稷契、太康失國其母不存、《胤徵》玉石俱焚語源、仲康日食、伊尹放太甲年數、太甲稽首伊尹稱字、商三宗排序及享國年數、《泰誓》聲紂之罪、夷族之刑、於湯有光、追書與實稱、《武成》日月書法、商郊牧野、血流漂杵、式商容閭、積石山在金城西南羌中、瀍水出河南北山、孟津在黃河北岸、濟瀆改道、《論語》引孝乎惟孝、《孟子》引《泰誓》和《武成》、《說文》引《書》文字與孔氏書相異、《說文》引《書》內容為孔氏書所無、大馭太僕合一、九夷八蠻、德乃降、為山九仞、不學面牆、惟風惟草等閻若璩質疑孔氏書的幾乎所有主要問題，其中有些也是疑《書》者們共同認作所謂“鐵證”的材料，透過梳理原委，辨析毫釐，逐一反駁了閻氏的指控，從而認定“閻若璩的研究遠遠不足以支撐其結論。不僅如此，閻氏書中還包含許多刻意捏造的偽證”，故“所謂‘偽古文《尚書》’的‘定案’無法成立”！［134］張巖還透過紮實的檢索工作，分析了25篇古文《尚書》與33篇今文《尚書》以及先秦至宋明55種其他文獻的用字頻率差異（字頻特徵分析），由此得出結論：古文《尚書》“‘作偽’難度太高，高到不可能實現的程度。從大量文獻的蒐集，到引文、用文的查詢；從上百個罕見詞語的查尋採用，到文化、制度方面的理解歸納和融會貫通；從搞清先秦兩漢文獻與今文《尚書》之間字頻不同，到‘偽造’過程中拼湊引文和‘字頻勾兌’。如此這般‘偽造’的二十五篇不僅沒有明顯綴輯痕跡，且文采尤富於今文。其工程量之大，非一人一世所能及”！［135］允哉斯言！筆者採信張巖對閻若璩所舉《尚書》“作偽”證據的反駁，進而從總體上認定疑《書》者們的思維邏輯，從前提到舉證乃至結論，都根本不能成立，古文《尚書》的風格不足以成為懷疑的前提，其傳承脈絡並非茫昧無稽，所謂古文《尚書》“作偽”的證據沒有可信度，被指控的諸多“作偽者”一概沒有作偽的必要和可能；而梅賾書就是歷經400年磨難終不湮沒的孔安國書，即孔子後人為避秦火藏於舊宅壁中的百篇遺存，即孔子親手刪定的先聖教言和華夏古史。縱起夫子於九原，當亦不易斯言！［136］
五、餘論
肯定東晉梅賾所獻且流傳至今的58篇《尚書》為經孔安國整理和註釋的孔子刪定之百篇遺存，卻並不意味著承認其中所有篇章都完成於其所標系的時代。根據殷墟卜辭有句無篇、記事簡扼的著述水平推測［137］，標系時代早於卜辭的《虞書》、《夏書》以及《商書》的大部分，因其多篇幅宏大、結構考究、內容豐贍、鋪排有致、文采斐然，故當非各該時代的成品，而應是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精英們根據傳述或書寫的上古史料，加上自己的理解和想象，並注入若干理想成分而做成的典籍。這一推測由現代天文學的研究成果可以得到某些印證。例如《夏書·胤徵》記載了夏代第三王仲康時期的一次非正常天象，即日食：“乃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138］；按其意謂，季秋月朔辰集於房，亦即九月初一日月交會於房宿所在的天區，才屬正常。但據今人吳守賢、趙恩語等的推算，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的仲康時期，《胤徵》意謂的正常天象不可能出現。李學勤轉述吳守賢等的研究成果說：“吳守賢等先生經過嚴密計算，證明了房宿與季秋的對應是殷商到春秋戰國時期的天象。”［139］趙恩語則說：“可以斷定，有‘季秋月朔，辰弗集於房’這句話的《夏書》編定的年代只能在公元前1130年至公元前498年之間”［140］，也就是商代晚期至春秋晚期，比吳守賢等的推斷更加具體但也與之大致相合。由此表明，記載仲康時期史事的《胤徵》，遲至商周之際乃至春秋時期方才編定成文，在編定過程中，編定者將其所在時代的天象羼入到這篇文獻之中了。由此也應承認，閻若璩以為“《五子之歌》不類夏代詩”，顧頡剛推斷《尚書》有些篇章“或者是史官的追記，或者是真古文經過翻譯”，這些看法還是有一定見地的。不過，閻若璩不滿蘇轍將《五子之歌》歸於“商人之詩”而悍然指之為魏晉間人偽作；顧頡剛在肯定“偽《古文尚書》出於魏晉”的同時，連大部分今文篇章都疑為春秋戰國甚至秦漢間的偽作，這就不免疑古過當［141］。其實，西周至春秋早期的文化精英們根據傳述或書寫的上古史料編成《尚書》，根本不存在所謂“作偽”問題，而是軸心時代各大文明之元典產生的共同方式，如古印度最偉大的經典“四吠陀”自公元前2000年左右發生，經世代口耳相傳，直至公元前900年前後才結集完成；波斯瑣羅亞斯德教的前源也可追溯到約公元前2000年，而該教的創立及其經典《阿維斯陀》的編定則遲至公元前6世紀左右；約公元前2500年就在美索不達米亞地區流傳的蘇美爾朝代烏魯克國王吉爾伽美什的英雄故事，到公元前1000年左右才最終著錄為史詩；《舊約全書》載錄的希伯來民族早期歷史，乃是在巴比倫之囚時期（前597－前538）才開始得以追記；而反映公元前12世紀到前11世紀古希臘文明狀況的《荷馬史詩》，也是在距所反映的時代二三百年之後首先由盲詩人荷馬傳唱，然後於公元前6世紀以文字記錄下來，再到公元前3世紀由亞歷山大里亞的學者們最終編定的。毫無疑問，所有這些偉大的經典都不是一時一地一人的作品，而是在或長或短的時段中，或廣或狹的地域裡，由眾多先民根據邃古的傳說或原始的符記所逐漸完成的，《尚書》也不例外。唯其如此，《尚書》的篇章存在風格不一致的現象完全可以理解；若其各篇之風格雷同，倒恰恰匪夷所思。偉大的先師孔子將前輩傳下的三千多篇文獻加以精選纂輯，以“克明俊德”的主旨貫穿包絡百篇之書，呈現了由聖王賢臣的言行所集中反映的華夏初民的道德意識、倫理生活、德性政治及太和觀念，所有這些又透過經典教育的方式維繫並強化了中華民族的優秀傳統性格，在當今社會尤其需要大力弘揚並躬行實踐。而歷經磨難倖存於今的58篇《尚書》，正是中華民族保持和發揚優秀傳統文化的珍貴教本，理應為全民族所珍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