商鞅張儀範雎李斯, 這四位就歷史貢獻而言, 誰對秦國的功勞更大?

商鞅，張儀，范雎和李斯，這四位每個人都為秦國貢獻了自己的智慧。商鞅在國內實施變法，增強秦國綜合國力；在統一六國的程序中，張儀奔波在外推行連橫策略，范雎為秦王獻上遠交近功的戰略，李斯在推進秦國的統一戰爭和內政的建設上，都有卓越的貢獻。

可以說，他們都是秦國的功臣，那麼，在這四個人當中，誰的功勞最大且能力更強呢？

商鞅變法為秦國帶來了什麼？

公元前356年，商鞅在秦孝公的支援下，在秦國掀起了一場變革。這場變革來勢洶洶，力度之強，範圍之廣，都是空前的。

李斯在他的《諫逐客書》一文中，對商鞅的貢獻這樣總結：移風易俗，民以殷盛，國以富強，百姓樂用，諸侯親服，獲楚、魏之師，舉地千里，至今治強。

這個總結非常到位，特別強調了商鞅變法的影響力之深。譚嗣同也曾指出，兩千年來，秦政為歷代封建王朝所沿用，從制度改革方面來說，商鞅無疑是歷史上的集大成者。

以郭沫若為代表的部分歷史學家，更是認為商鞅變法使中國社會從腐朽、落後的奴隸制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過渡到先進的封建主義的生產方式和社會制度，因而把商鞅變法看作是一場中國歷史的革命。

可見，商鞅的歷史地位之高。但是商鞅變法並不容易，在當時來看，他也是在冒天下之大不韙，因為變法顛覆了秦國人的社會理念。

在變法之前，秦國是一個以宗法為紐帶的“禮俗社會”，變法後，變成了以國家法律為準繩的“法理社會”。

比如，在變法初期，秦民對商法抱有僥倖心理，對於犯法可能帶來的後果，並沒有引起足夠的重視。結果，他們看到凡是犯法的人都受到了嚴厲的處罰，甚至包括貴族在內，如公子虔，而對於告發者也確實得到了獎賞。

由於獎罰分明，使秦國出現了“路不拾遺”、“山無盜賊”、“鄉邑大治”的穩定局面，故而“秦民大悅”，所以，獎罰分明是商鞅變法在秦國成功實現的重要原因。

但也正是由於在變法過程中，他獎罰分明，漠視權貴，辦事手段冷酷，所以在秦孝公去世後，他也遭到舊奴隸主貴族的野蠻報復和陷害，成為舊勢力反撲的犧牲品，被五馬分屍。

商鞅變法順應了歷史發展，使秦國建立起一套全新的政治和經濟制度，從而收到了“富國強兵”的效果，才有了後來的秦國一統六國。

由此可見，不論從歷史影響力來看，還是從現實效果來看，商鞅變法都是一次偉大的變革，商鞅的能力不容置疑。

如果一定要挑毛病，有學者指出，可能就是在文化建設方面的欠缺，沒有為一個強大的帝國賦予一套系統的文化思想。不過，這個缺憾後來被董仲舒彌補了，於是，才有了綿延兩千年的封建統治。

張儀的“連橫”策略對秦國有何幫助？

張儀、范雎、李斯，與商鞅一樣，都是被秦孝公的招聘廣告吸引來的人才。但不論張儀的連橫戰略，范雎的遠交近攻策略，還是李斯提出的各個擊破的辦法，這些策略的實施都是建立在商鞅變法後的強秦基礎之上的。

如果說商鞅變法是秦實現大一統的內在驅動，那麼張儀、范雎、李斯的政治謀略，就是外在驅動。

在戰國中後期，魏、楚、齊相繼衰落後，秦國成為唯一的超級大國。面對這一形勢，縱橫家們出動了，他們奔走各國，紛紛提出自己的外交主張，其中最著名的戰略，就是合縱與連橫，張儀和蘇秦就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縱橫家。

張儀進入秦國時，同僚公孫衍也在，張儀工於心計，且善行不正之術。沒過多久，公孫衍就被排擠出了秦國。

從秦國離開後，公孫衍到了魏國，他在魏國謀劃合縱，以抗衡秦國。在他的奔走下，先是促成了魏齊聯盟，之後魏齊楚也走到了一起。

為了破壞公孫衍的合縱，張儀試圖拉攏齊楚兩國。面對張儀的咄咄逼人，公孫衍又發起了“五國相王”的合縱，即魏、齊、趙、燕、中山國，但是並未成功。

公元前322年，秦國出兵攻佔了魏國的曲沃、平周等地，但齊楚兩國並未對魏施以援手，在這種情況下，魏王對合縱逐漸失去了信心。

這時，張儀的機會來了，他入魏為相，促成了秦魏連橫。不過公孫衍也沒閒著，他在醞釀著更大規模的合縱，即魏、楚、燕、韓、趙，五國伐秦，但由於各國各懷鬼胎，合縱也以失敗告終。

由此，我們也可看出，合縱與連橫作為外交戰略手段，一立一破是對立的關係，其作用重在削弱對方。張儀主張的連橫策略，對於秦國最大的貢獻，就是達成了秦、魏、韓連橫，並用欺詐的手段削弱了楚國，為秦國消除了一個勁敵。

但是，張儀在內政上，以及對秦國的內政上，並沒有提出有戰略性的建議。所以，他對秦國的影響力是有限的，也是短暫的。

范雎“遠交近攻”如何促進秦國統一？

進入戰國中期，隨著合縱連橫活動的不斷進行，齊、楚、魏都受到了不同程度的削弱，為秦國推行“遠交近攻”的策略創造了條件。

此時的秦國，國君雖是秦昭王，但實權卻在宣太后和穰侯魏冉手裡。穰侯、華陽君是宣太后的弟弟，也就是昭王的舅父。當時的魏冉，其財富堪比國庫，而他為了個人利益，甚至不惜強令秦軍越過韓魏遠攻齊國，在這樣的背景下，范雎出現了。

對外，范雎向秦王提出了“遠交近攻”的策略，簡言之，就是交好遠國而攻擊近國的策略。其戰略精髓並非消極地維持平衡與對抗的現狀，而是要積極改變現狀，為軍事擴張創造條件，分化瓦解各個對手，以大吃小，各個擊破，並最終消滅對手。

當時的韓、魏居於諸侯的中央，是天下樞紐，范雎認為要善用“天下樞紐”，先攻打韓、魏，然後從兩翼進攻趙、燕，統一北方；再以舉國之力攻破楚國，平定南方；最後攻滅齊國。

但是在攻擊韓、魏時，要與遠國齊、楚交好，以防止他們結盟。秦國這樣逐一蠶食鄰國領土的戰略，逢戰則可實現“得寸，即王之寸，得尺，亦王之尺”。

在范雎的主導下，秦國相繼攻佔了魏國的懷地、邢丘，魏國請求歸附；之後秦國又起兵攻打韓國的滎陽，一旦拿下，韓國就會被分裂成三塊，有了滅國的危險，所以，韓國也投靠了秦國。

秦國的這一戰略，使趙國深感不安。趙國經趙武靈王的“胡服騎射”改革後，軍事實力大增，而秦國要實施遠交近攻戰略，趙國是繞不過去的。所以，後來還是發生了秦趙之間大規模戰爭：長平之戰。

趙國經此一戰，之後也衰落了。長平之戰奠定了秦國的霸主地位，到秦始皇時，最終實現了一統天下的目標。

由此可見，與張橫的“連橫”策略相比，范雎提出的“遠交近攻”戰略更勝一籌，其戰略意義更加明顯，對秦國一統天下有著巨大的促進作用。但是，兩者之間也有著一定的聯絡，張儀的連橫策略，對於秦國後來制定出遠交近攻的國家戰略具有重要的鋪墊作用。

范雎除了提出這一偉大戰略，他對秦國內政也有貢獻，對此李斯也有評價

：“昭王得范雎，廢穰侯，逐華陽，強公室，杜私門，蠶食諸侯，使秦成帝業。”，可見，范雎在秦國統一程序上的重要作用。

李斯是如何幫助秦始皇的？

秦國的統一戰爭，在秦昭王時已經打響了。由白起主導的四場大戰，即伊闕之戰、鄢之戰、華陽之戰、長平之戰，就此四戰，白起斬殺三晉和楚軍至少在百萬以上。

可以說，戰爭嚴重削弱了這些國家的實力，減弱了他們的戰鬥力。面對秦國的強勢，其他諸侯國試圖再次合縱攻秦，進行垂死掙扎。

在這種形式下，李斯為秦王獻上了他的計謀，手段與張儀相近，也是損招，但很效。他讓秦王派人持金玉珍寶出使各國，遊說、收買、賄賂、離間六國的君臣，採取各個擊破的辦法，逐個加以消滅吞併。秦王採納了李斯的策略，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於是重用李斯，提拔他為客卿。

後來經《諫逐客書》事件，秦王更被李斯的才華和謀略所折服，在李斯的爭取下，秦始皇堅定任用客卿，並招攬了一大批賢才，如王齒奇、茅焦、尉繚、王翦、蒙恬等，都是來自別國的客卿。他們都對秦國的政治、經濟、軍事、外交、文化等方面做出了貢獻。

由此可見，李期在秦國的影響力還是比較大的。更為重要的是，在秦統一六國後，他在秦國各個方面的建設上頗有成就。

比如，以郡縣制代替分封制，全國三十六個郡，郡下又設縣。這一政策的推行，加強了秦國中央集權，也推進了歷史發展的程序。這套中央集權制度在秦以後的帝制社會里一直沿用了近兩千年。

再比如，他還主導了統一文字、度量衡、貨幣、車同軌等偉大壯舉，這些對後世影響深遠。

由此可見，李斯也是劃時代的人物。但他與張儀、范雎相似，是一個利己主義者，秦國的覆滅，他也難逃罪責。

透過以上對此四人的簡要分析，現在可以排位了。個人認為，商鞅當之無愧的第一，李斯與范雎也可以同排第二，張儀第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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