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代十國：贈官制度，起源是什麼，其對朝代和歷史又有何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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贈官制度源於西周時期的追尊制度，至於西漢出現真正意義的贈官制度，歷經兩漢、魏晉南北朝、隋唐的長時間發展，贈官制度在唐代己呈現制度化的發展趨勢。五代時期作為贈官制度發展的重要階段，具備明顯的承上啟下的歷史作用，五代時期贈官制度的在唐代贈官制度初步制度化基礎上進一步發展完善，並實現了局部制度化，直接促進了贈官制度在宋代完成制度化。唐、五代、宋三個時期贈官制度的發展具有明顯的承繼性，無論是贈官管理機構、贈官原則以及贈官結果等方面均有所體現。

五代贈官制度的發展演進受到五代特殊的政治背景和官制變化的直接影響，呈現出與前代贈官制度差異明顯的重武輕文的時代特點，同時也對此前各時期的贈官制度所展現出的發展趨勢進行了繼承和強化，表現出明顯的歷史繼承性。

從橫向緯度而言，五代贈官制度是五代特殊政治背景變遷和五代官制變化的縮影，反映了五代政治變遷走向和官制的發展趨勢，政治上重武輕文和官制上高品級特徵在贈官制度上都進行了很好的體現，政治局勢的變易也使得贈官制度隨之產生變化，作為五代官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和五代官制存在相互影響的互動關係。此外，五代時期贈官制度還和封贈制度、敘封制度、恩蔭制度一起構成了皇帝推恩臣下的完備體系，滿足了皇帝籠絡臣下的需要和大臣尊親的願望，使得忠孝觀念在贈官制度上合二為一，共同致力於政權的穩定和倫理型社會的鞏固。

從縱向緯度而言，五代贈官制度是中國古代贈官制度發展演進的重要階段，其對唐代贈官制度多有沿襲，體現了唐代贈官過程中的相應原則並使之強化，五代贈官制度所體現的贈官高品級、贈官模式簡化、贈官內容文官化、中央官化、經常性的集體贈官等特徵均是對唐代贈官發展趨勢的繼承和發展。與此同時，後周針對宗室成員的贈官也有明文規定，這些變化是贈官制度在五代時期進一步制度化的具體體現。五代贈官制度對於唐代贈官演變趨勢的繼承和發展，並在此基礎上實現了局部制度化，為贈官制度在後世的進一步發展奠定了基礎。

贈官制度作為官制的重要組成部分，其發展演進基於官制的變化，同時，贈官制度的發展演進也推動了官制的整體變化。由於唐末以來除授散官、勳官的泛化，使得散官、勳官不再具有原有的優崇地位，這一官制上面的變化，在贈官制度上表現為贈官模式的簡化。就贈官制度本身發展而言，五代贈官制度基於唐代贈官制度化基礎之上，五代贈官制度本身的發展演進，推動了贈官制度的不斷完善，其在贈官制度化上的進一步推進，加強了贈官制度的制度化程序。五代贈官制度表現出明顯的歷史繼承性，其中贈官高品級、贈官模式簡化、贈官內容文官化、中央官化、經常性的集體贈官等特徵均是對唐代贈官發展趨勢的繼承和發展。此外，五代贈官過程中表現出的重武輕文特徵，在表現制度演進的同時，還是對五代特殊的政治局勢變遷在制度層面的縮影。為了適應大規模贈官的需要，五代時期贈官制度雖未對贈官各個方面都進行系統化的制度規定，但五代後周時期針對宗室成員贈官己有明文規定，這一現象是五代贈官制度較之唐代贈官制度而言，贈官制度化程度加深的具體表現。

贈官制度作為皇帝籠絡臣下的重要手段，贈官實施過程中滿足了后妃、官員尊親願望，提升了獲贈者及其家庭的政治榮譽層次和社會影響力，由贈官帶來的物質待遇解決了獲贈者家庭生活中的實際困難，鑑於贈官多元化的影響力，使得贈官制度成為皇帝鞏固統治的慣用手段。贈官制度雖不能直接決定王朝的興衰，但其在政權初建、新帝即位之時的確起到了籠絡人心、照拂故舊、穩固統治的作用，在戰爭時期也起到了加速戰爭終結、拉攏軍隊將士的作用，這也從另一個側面起到了穩固政權的作用。

作為贈官制度重要組成部分的父祖贈官制度對於臣下還具有激勵作用，在“光宗耀祖、顯親揚名”的孝道要求下，贈官過程強化了君臣、家國觀念的聯絡，使得孝道在“國”、“家”兩個層面發揮了更大的倫理作用，贈官制度的激勵作用也由此進一步凸顯出來，最終達到臣下盡孝盡忠、盡職盡責的目的，政權的穩固也在倫理觀念的層面得以實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