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朝人修的明史到底靠不靠譜？
修歷史，最重要的還是作者靠不靠譜，我們就從參與編纂的學者裡看看作者的質量怎麼樣。
《明史》的編修過程，大致可分為三個階段：第一階段，從順治二年（1645）初開史館到康熙四年（1665）重開史館，因政局未定，兩次開館，收效甚微。第二階段，自康熙十八年（1679）再開史局，大規模組織班子修史，至六十一年（1722）基本完稿。第三階段，自雍正元年（1723）續修至乾隆四年（1739）正式刊刻。在這長達九十餘年的時期中，第二階段的四十四年可謂是《明史》成書的最關鍵時期。梁啟超在《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中說：“康熙十八年之開明史館，這一著卻有相當的成功。因為許多學者，對於故國文獻，十分愛戀。他們別的事不肯和滿洲人合作，這件事到底不是私眾之力所能辦到，只得勉強將就了。”當時召試博學鴻儒，中試一等至二等的共五十人，分編修、檢討各官，直接進入史館修史。主要有湯斌、毛奇齡、朱彝尊、潘耒、尤侗、施閏章、汪婉、倪粲、方象瑛、姜宸英、嚴繩蓀等。而萬斯同、黃百家等則雖不入史館受俸署銜，卻以布衣參與其事。其監修和總裁相繼有徐元文、葉方靄、張玉書、徐乾學、湯斌、陳廷敬、王鴻緒等。
其實，這些史館編修人員不只是懷著對故國文獻的愛戀之情，還在於他們一向都重視史學，對史學的重要性有較深的認識。他們受明清之際啟蒙思想家顧炎武、黃宗羲等的影響較多，對其所倡導的經世致用的史學推崇備至，認為國家不可以沒有史學，而史學乃經世之學。
潘耒的思想最有代表性。他曾從顧炎武學，對其“明體適用”的經世思想讚不絕口。在為顧氏的《日知錄》一書所作的序中，稱讚他“留心當世之故”，對事關民生國命的“經世要務，必一一講求”，“窮源溯本，討論其所以然”，因而譽之為“通儒之學”。他說：有通儒之學，有俗儒之學。學者，將以明體適用也。綜貫百家，上下千載，詳考其得失之故，而斷之於心，筆之於書，朝章國典，民風土俗，元元本本，無不洞悉，其術足以匡時，其言足以救世，是謂通儒之學。若夫雕琢辭章，綴輯故實，或高談而不根，或剿說而無當，淺深不同，同為俗學而已矣。自宋迄元，人尚實學。若鄭漁仲、王伯厚、魏鶴山、馬貴與之流，著述具在，皆博極古今，通達治體，曷嘗有空疏無本之學哉。（《遂初堂文集》卷六《日知錄序》）
這裡明確提出，學術研究只有明體適用，能匡時救世，才稱得上“通儒之學”。如果斤斤於辭章，高談不根，脫離現實，那隻能是“空疏無本”的俗學而已。這個思想應該說是與明末清初的實學思潮合拍同步的，也是潘耒經世思想的集中體現。
由此，潘耒提出了歷史研究的目的和宗旨應該是“凡為史者，將以明著一代興亡治亂之故，垂訓方來”（《遂初堂文集》集六《寇事編年序》）。認為“史家大端，在善善惡惡，所謂誅奸諛於既死，發潛德之幽光者，其權至重”。所以，“國不可以無史，史不可以難而弗為”。（《遂初堂文集》卷五《修明史議》）如今編修《明史》，就應該記載明代歷史上那些足為後世取鑑的人物事蹟。“旌往以勸來，舉一以風百，其利甚博，其道甚光。”（《遂初堂文集》卷九《贈吳子班序》）後人稱，潘耒平生所為文，亦往往“裨治體風教與鄉邑之利病”（沈彤《果堂集》卷十《潘先生傳》），“濟時匡俗，扶樹風節，禆於治道”（《果堂集》卷十一《潘先生行狀》），完全繼承了顧炎武的經世致用思想。
湯斌，雖以詩賦雜文出名，但對史學也很重視。其一生精力大半用在《明史》編修上，自雲：“濫竽史局，晝夜編摩，衰病侵尋，心血枯槁，頭白汗青，祗堪浩嘆。”（《湯子遺書》卷四《與楊樹滋書》）又說：“某，才本庸非，承乏史局，晝夜編摩，心血耗盡。……每日五更入朝，昧爽進講，無論學術疏淺，不能仰助高深，且年力衰憊，史事方急，形神交瘁，枝梧無術，雖一切應酬，盡行謝絕，恐終不能無負主恩。”（《湯子遺書》卷四《答閩撫金悚存書》）據說當時正值酷暑，他在史館汗流浹背，而不稍事休息，幾乎是竭盡了全力。他的學術思想，源出自孫奇逢，主於刻勵實行，以講求實用，反對杳冥放蕩空虛之學風。他說：“竊謂學者為文，必內本於道德，而外足以經世，始不徒為空言，可以法今而傳後。否則，詞采絢麗，如春花柔脆，隨風飄揚轉眼蕭索，何足貴也。”（《湯子遺書》卷三《黃庭表集序》）認為孔子的聖賢之學本來就是講求經世實用的，“孔門七十子，稱顏子最為好學，孔子所與終日言而不違者，今《論語》所載，不過《問仁》《問為邦》兩章而已，仁言以視聽言動合禮為目，為邦以虞夏商周制度為準，……則聖賢之學，非空虛無當也明矣。至曰一貫，曰無言，總見聖學全體大用，內外合一，……亦非虛空之說所可假借。陽明良知，實從萬死一生得此把柄，當時確有實用，今人不求所以致之之方，而虛作一番光景玩弄，故流弊無窮。某妄謂今日無真紫陽，亦未必有真陽明也”（《湯子遺書》卷四《答顧寧人書》）。這個論述和批評是相當深刻而嚴厲的，也是切中時弊的。他還對蘇洵等重經輕史的言論提出不同看法。蘇洵曾說，“經以道法勝，史以事辭勝”。湯斌則認為，史學不僅僅在於“備事辭”，更重要的同樣可以“明道法”。所謂“經史之法，同條共貫。《尚書》備帝王之業，經也而通史；《春秋》定萬世之憲，史也而為經。修史者蓋未有不祖此者也，故道法明而事辭備，此史之上也”（《湯子遺書》卷五《二十一史論》）。在《遺書》卷二《敬陳史法疏》中又強調指出：“臣竊惟史者，所以昭是非，助賞罰也。賞罰之權，行於一時；是非之衡，定於萬世。”湯斌在史館期間，曾撰有《太祖本紀》四卷、歷志三卷、后妃傳一卷、諸臣列傳十二卷等，時人田蘭芳稱其所作皆能“明治亂，辨盛衰，崇賢良，黜奸回，辨天人於毫芒，別是非於微末”。他確實做到了明道法和備事辭。
以史館檢討終老的朱彝尊認為史學的作用乃在於“定天下之疑而彰信百世”（《曝書亭集》卷五十九《春秋論三》），“以鏡當世之得失”（《曝書亭集》卷三十五《萬氏歷代史表序》）。所以史書編寫一定要“盡天下之情之辭之政之心，不入於虛偽而歸於有用”（《曝書亭集》卷三十三《答胡司臬書六》）。在史館期間，他曾七上總裁書，對史書編修提出詳細的見解，足見其對《明史》編修的重視。施閏章則在所作《修史議》一文中指出：“史不可一日無也”，《明史》之修，將要起到“監前代之得失，以信今而傳後”的作用。若“廢而不修，後將何稽”？（《餘學堂文集》卷二十五《修史議》）
《明史》之成，黃宗羲的高足萬斯同功勞最大，他對史學重要性的認識也最為深刻。他立志要繼承弘揚乃師“儒者經緯天地”的經世之學，把歷史研究與當世之務結合起來。他這樣闡述學術必須經世的重要性：“經世之學，實儒者之要務，而不可不宿為講求者。……夫吾之所為經世者，非因時補救，如今所謂經濟云爾也。將盡取古今經國之大猷，而一一詳究其始末，斟酌其確當，定為一代之規模，使今日坐而言者，他日可以作而行耳。”這就是說，所謂經世致用，並不只是社會上缺少什麼，臨時再從歷史中去尋找某種借鑑，而是要運用整個史學研究作為立國之根本，所以他把史學視作“治國平天下之業”。他尖銳地批評當時那些只知埋頭考據而脫離現實的考據學者說：“吾竊怪今之學者，其下者既溺志於詩文，而不知經濟為何事；其稍知振拔者則以古文為極軌，而未嘗以天下為念；其為聖賢之學者又往往疏於經世，意以為粗跡而不欲為。於是學術與經濟遂判然分為兩途，而天下始無真儒矣，而天下始無善治矣。”這就是說，學術一旦與現實社會相脫離，就算不上真正的學問，國家也就得不到真正的治理。
所以，他為自己立下了這樣的志向：“吾竊不自揆，常欲講求經世之學。……吾非敢自謂能此者，特以吾子之才志可與語此，故不憚冒天下之譏而為是言。願暫輟古文之學而專意從事於此，使古今之典章法制燦然於胸中，而經緯條貫實可建萬世之長策，他日用則為帝王師，不用則著書名山，為後世法，始為儒者之實學，而吾亦俯仰於天地之間而無愧矣。”（《石園文集》卷七《與從子貞一書》）這就是說，他敢於“冒天下之譏”，罷輟煩瑣考據之學，把全部精力投入經世致用的實學研究中去。康熙十八年開明史館，萬斯同秉父師之教，以布衣參史局，不署銜，不受俸，唯一的目的就在於要親手纂成一代之史，以達到傳之萬世的經世作用。可見，他是具有多麼高的歷史責任感。他最後完成的《明史稿》五百卷，便是其經世致用思想的結晶。
明史館諸史臣們的這些見解，繼承了古代史學經世致用的優良傳統，更推動了明末清初史學新思潮的形成，對《明史》的編修則具有直接的指導意義。諸位史官所以能把全部精力投入《明史》編修之中去，就是因為他們把修史作為實現自己經世致用理想的一項事業來對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