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元璋的癔夢：“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填街塞巷的意思是什麼
作者：戈德溫男爵
圖片/排版/校對：循跡小編
全文約5600字，大約需要15分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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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6月），一股倭寇在浙江上虞縣登陸。
這股僅72人的倭寇沿路蹂躪掠奪，居然從杭州北上進入南直隸，蕪湖，兵臨南京城下。雖然，這股流竄倭寇最終在蘇州滸墅關被數十倍於己的明朝官軍殲滅，但其在大明帝國內縱橫無礙，累計殺傷官軍4000餘人的“戰績”，卻透露出一個驚人的事實：大明帝國的國防體系已經糜爛，軍隊戰鬥力與戰鬥意願之低下，前所未有，令人咋舌。
明仇英《倭寇圖卷》區域性
大明帝國在建國之初，也曾有過赫赫武功：從擊潰北元的捕魚兒海之戰，到三徵麓川，明軍兵鋒所指之處，無不連戰連捷。
這就令後世困惑不已，為何有明一代，軍事實力的衰退速度遠超前朝，最終一蹶不振？
一日為兵，世代行伍
如果要追溯大明“武德不盛”的根本原因，答案很可能是明太祖朱元璋自以為高明的“頂層設計”。
眾所周知，在政治制度設計上，明承元制，元代特色的“世襲軍戶”制度，也被完整地保留下來，截止土木堡之變前夕，明朝在冊軍人達325萬多人，分散於總數200萬以上的軍戶之中。
朱元璋劇照
不可否認，“世襲軍戶”制度的初衷，是出於朱元璋“行仁政”，“休養民力”的考慮：既在於保證兵員的來源，又在於保障普通“民戶”不致因戰爭動員而受徵兵的騷擾。此外，朱元璋還命令各衛所軍戶進行屯田，自行解決口糧，所謂“（吾）京師養兵百萬，不費百姓一粒米”。
從理論上看，這個措施的初衷非常有良心：由於元末長期戰亂，經濟凋敝，百業待興，新興的王朝一方面必須輕徭薄賦，休養民力，但同時西南與北部邊境依舊烽煙不息，客觀上也需要維持一支龐大的常備軍，所以必須另尋一條供養軍隊的捷徑。
那麼，這些世襲軍人的來源是什麼？
首先是“從徵”，即“武官軍士兩淮中原者”，也就是在朱元璋淮西起兵後，在渡江攻取集慶之前就追隨在朱氏麾下的“子弟兵”；其次，是“歸附”，即在朱元璋隨後統一天下過程中，先後歸附的元末群雄和原本隸屬蒙元的降服之兵；再次，就是“謫充”，即因觸犯法律被“充軍”，強行被納入軍戶系統的普通民眾，以及被視為“社會不安定因素”的閒散流民；最後，則是所謂的“垛集”與“抽稽”，說白了就是在“從徵”與“歸附”等軍戶數量不足的地區，直接採取從民間按戶“抽（男）丁”的方式，徵集“無事為農，警則出戰”的鄉兵。
父子兵沒戰鬥力
充滿諷刺意味的是，導致明軍自開國後戰鬥力急劇下降的原因，恰恰是這種死板苛刻的軍戶管理制度。
明代政府公共事務管理模式極為繁瑣嚴苛，在軍戶上管理也不例外，例如因罪罰為軍戶的謫充軍。謫充軍不僅要前往遠離故土的邊鎮服役，通常還伴隨著家產被抄沒，全家隨行，本人雖老邁病重也不能退伍的嚴酷待遇。
電影《大明劫》劇照圖為孫傳庭檢閱軍隊
明代開國功臣宋濂曾有一位女性族親，嫁給衢州某進士，丈夫被人誣陷在獄中絕食而死，家中只剩孀妻宋氏與婆婆以及幼子，依舊被罰謫戎雲南金齒衛，在途中幼子亦不堪勞頓病重而死，只剩兩個女人，但軍役也未獲免，仍被押解前往衛所。
為了維護在營軍人素質，洪武26年（1393年）頒佈的《諸司執掌》中規定，軍士替役，也必須以軍戶中的壯丁替補，嚴禁他人替代或以幼弱男丁應付。但是，幻想美麗，現實殘酷，父死子替，兄終弟及的裙帶式關係迅速在軍營蔓延開來，不合格的男丁也可以進入營伍領取錢糧。
其中一個原因是，如果老弱軍士退伍，那麼本人和直系家屬則可以返回原籍生活，但替補的軍丁連同家屬則必須迅速前往衛所應徵報到，於是一種荒誕劇情經常上演：軍戶家眷在跟隨退伍軍丁返回原籍的路上，經常得到訊息，自己又變成了替補軍丁的直系家眷，必須半路折回繼續隨營。
一來二去，本來就人手短缺的衛所管理機構不堪重負，只能用兩種臨時措施解決：1。無限延長軍丁服役時間，甚至年過半百者依舊在營；2。替補時直接從軍丁在營家屬中隨選，哪怕年齡甚幼，體弱不堪也無所謂。
更糟糕的是，隨著明代中期邊患的加劇，各邊鎮需要維持一支隨時能夠作戰的野戰軍“營兵”，來對入境的北方遊牧部落做出快速反應。理論上，營兵需要從各衛所中抽調精壯，但一來士兵逐漸畏死懼戰，二來衛所軍官希望精壯之兵留為己用，所以造成入選營兵的軍丁反而盡是老弱病殘，或無錢賄賂上司者，造成營兵戰鬥力嚴重下降。
事實上，明朝邊患始終得不到有效解決，反而愈演愈烈
另外，由於明代有軍戶免除雜役的優待，所以為了逃避繁重的徭役，不少普通百姓不惜行賄疏通轉為軍戶，尤其是在經濟繁榮的人口密集地區如蘇松一帶：“或寫名而頂替軍伍，或更姓而假作餘丁……且如淮安兩衛，蘇州充軍者不過數名，今者填街塞巷，開鋪買賣，皆軍人家屬。”軍戶數量的急劇膨脹，並沒有帶來足夠合格的兵源，反而使明軍自中期之後的“人力資源桶”質量進一步下降，所謂“白面書生有之，老弱疾病有之，列之行伍，虛費錢糧”（範濟《詣闕上書》）
由於傳統軍戶壯丁組成的官軍素質良莠不齊，戰鬥力下降，對於邊防各鎮將官統帥來說，在體制框架內唯一的解決辦法就是採用餉糧分級制，力圖在自己手中掌握一支相對待遇優厚的精銳“私兵”，作為親兵保護自己安全，並在戰場決定時刻投入戰鬥。這些“私兵”或”家丁多為募兵，比如在薩爾滸之戰中戰死的明末名將劉綎，麾下就有“家丁”736人。
僱傭軍和私軍逐漸成為明軍的中流砥柱
根據記載，這些“家丁”裝備精良，來源五花八門，包括西南苗蠻部落勇士，暹羅人，來自日本的鳥銃手，乃至在澳門受過葡萄牙人軍事訓練的馬六甲土著：“倭刀盔甲及虜中器仗，靡不精利畢具………家丁則合南北倭苗夷虜，靡所不有；黑獠鬼面者，入水不濡”。
當然，明代朝廷對於將領豢養私兵，也十分忌憚，但又拿不出替代性解決方案，只好一面限制數額，一面默許，根據《大明會典》記載，嘉靖一朝規定：“令京營將官有曾任邊防者，每員準家丁二十名，每月給米二石，仍給犒賞銀五兩，於太僕寺馬價或本營子粒銀內動支。”
自給自足？願景美好現實殘酷
接下來，再看看朱元璋軍戶制度設計中最為自豪的“自給自足”模式，也就是屯田制。
明代軍隊軍餉來源主要有三塊：首先是軍士屯田生產的屯糧；其次是百姓繳納並輸送到指定衛所或者倉庫的稅糧；最後還有從中央財政收入中劃撥的錢糧。
一般認為，屯田糧，是明初至中期明代軍餉的主體。
但根據各種文獻史料來看，“扛起鋤頭種糧，放下鋤頭打仗”只是朱元璋這位開國君主的美好願景，明代中期之後，就發生了屯田制度逐漸瓦解，屯糧產量急劇下滑，軍隊日常補給依舊要吃“財政稅收飯”的尷尬境地：“屯田漸馳，屯軍亦多掣回守城，邊儲始唯民運賴矣………故歲用往往不敷。”
明代各時期山西軍屯總額表
原因何在？歸根結底，這種透過將常備軍士兵轉化為自給自足小自耕農進行駐屯的模式，朱元璋不是首創。然而問題在於，軍戶身份等於把軍人從第一代開始，世世代代以固定身份鎖死在這一小塊耕地上。
眾所周知，中國古代農民的問題就在於人多地少，每戶糧食產量極為有限，平時勉強維持收支平衡，一旦遇到天災人禍，導致農業糧食產量極端波動，就無法餬口，再加上軍屯糧的稅收遠高於一般民田，所以軍戶除了拋售土地逃荒改業之外，別無他法。
上圖：九邊各年節欠比例表；下圖：萬曆三十八年至天啟七年九邊節欠圖
即使衛所屯田所在地區經濟繁榮，土地肥沃，軍屯戶的處境也和普通農民一樣，如此一來，土地兼併趨勢便不可抑制。繼而導致朝廷可掌握的實際“軍戶”和每年能夠收繳的軍屯戶賦稅“子粒”越來越少，更多的土地和農業糧食收穫落入了豪強地主和高階軍官之手。
除此之外，為了統一管理軍戶戶籍人口，各地衛所還要編輯軍戶戶口名冊，作為管理的基礎。不過，如同丈量土地的魚鱗冊和統計民戶人口的黃冊一樣，地方政府與衛所無力定期對轄區軍戶做細緻的“人口普查”，導致軍戶戶口冊的資料迅速脫離現實，到了明代中後期，朝廷掌握的百萬軍戶，只存在於統計賬本上。
作為對策，戶部要求落實軍屯戶對所耕種土地的所有權，並鼓勵其開墾荒地，試圖以此阻止剩餘軍屯戶繼續逃亡，鼓勵其生產積極性。然而這種政策並沒有什麼效果。邊區土地貧瘠，氣候不利於農業耕作，即使是新闢土地，產量也無法保證。而在內地，工商業發達，市井興旺，軍屯戶則更無心農事，糧食產量下降得更厲害，軍屯土地往往直接被衛所出租給當地農戶，或者直接賣掉。
根據黃仁宇《16世紀明代的財政與稅收》中的統計，明代洪武初年，全國軍屯戶受田達到8900萬畝，出產糧食“子粒”達到2300萬石，幾乎與明朝初年收取的全國田賦相當，然而這個數字很可能不可靠，因為其他資料表明，朱元璋本人也說過，許多軍屯田戶出產的糧食“不足供半歲之食”。
古代軍屯
另外，由於土地不算私有，剩餘糧食必須上繳，很多軍屯戶的生產積極性也無法提高，宣德年間，戶部就曾上奏，屯田軍戶每十人，一年出產的糧食不過數百石。到了1487-1504年全國軍屯戶子粒收穫為270萬石，到了1505到1518年，這個數字就銳減到170萬石左右。
實際上，1570年戶部前往清查九邊軍政屯田，發現大部分田土和軍戶只存在賬面上，到實地一看，則是土地拋荒，完全沒有屯丁耕作，很可能這些軍屯戶早已經逃亡改業，統計簿冊上的只是一些“死魂靈”。
而衛所軍官則迅速發現，與其盡忠職守，向上回報軍戶逃亡實況，不如隱匿實情。
因為前者只能導致上峰責罰，自己還要承擔尋覓壯丁填補空缺的苦差事，而後者卻能讓自己名正言順地吃空額，私吞軍餉，甚至有軍官為了吃空額，開始無故虐待迫害軍士，逼其逃亡。
當然，對於相當一部分軍戶來說，逃亡並不划算，因為這意味著從此成為帶罪的流民，因此一種充典門面的“買閒”現象應運而生。
所謂買閒，就是士兵定期向軍官繳納錢財，以換取保留軍籍，錢糧照領，但不在營區居住，另謀取生計的自由。同時，軍官則從士兵孝敬的錢財中拿出一部分，僱傭乞丐流民病夫，在上司檢閱點卯時敷衍虛應。
明代安順屯堡分佈圖
當然，即使軍士們努力種田，把有限的青春奉獻到給無限的衛所屯田事業中去，另一個直接的致命後果就是它嚴重擠佔了作戰訓練的時間，使得軍隊戰鬥力迅速下降。
明代中期之後，軍屯戶已經徹底自耕農化，與原本的“武士”身份漸行漸遠。有鑑於此，明宣德朝後，隨著軍戶制度日趨瓦解，募兵逐漸成為了明代正規軍的主力，雖然讓明軍戰鬥力有所回升，但導致軍餉開支進一步膨脹，給大明帝國的脖子上又套上了一塊沉重的磨盤。
工資縮水還欠薪：請叫我最悲催軍隊
更糟糕的是，逐漸作為士兵軍餉主要來源的稅糧，其發放也逐漸遇到困難。
這是因為朱元璋早早為明代財政管理定下了一種瑣屑死板，缺乏通盤考慮的基調：南京和京師的衛戍部隊接受中央政府的直接補給，內地省份的衛所軍隊由當地州縣負責補給，而北方邊境軍鎮的口糧則是部分自己生產，部分接受來自全國的補給。
明萬曆十五年驛路圖
如果畫一張圖，我們就會看到當時明代疆域內，佈滿了密密麻麻極為複雜且互相交叉的各種短途補給線，在當時的技術條件下根本無法實行統一管理，也更不用提什麼效率。
宣德年間，外放河南的戶部侍郎王佐上奏，宣稱長途捐輸，百姓疾苦，衛所軍官中飽私囊，建議衛所軍糧管理權轉移到所在地布政司手中，由布政司負責與衛所交接軍糧，免除百姓長途運輸之苦。然而，由於明代官僚系統總體上的效率低下，造成地方行政系統接手後，衛所軍士的餉糧拖欠愈演愈烈。
比如弘治十八年（1505年），居然發生了河南陳州軍士上奏朝廷，哭訴已經超過兩年沒有支付月糧的奇葩狀況。到了嘉靖四年（1525年），北方邊鎮要地大同，河間，瀋陽三衛的軍人也上奏“告飢”，聲稱自正德七年（1512年）以來，已經13年沒有支取過應發的軍糧。
在這種情況下，各衛所軍隊的將士沒有造反，僅僅是逃亡已經算得上良心舉動，還能談到什麼戰鬥力？
明《平番得勝圖》區域性
月糧不能按時發放，已經屬於大忌，更糟糕的是，大明朝廷還要剋扣。
早在大明立國之初，由於北部邊境的頻繁用兵，導致衛所數量迅速增多，兵額膨脹。另外戰爭技術的革新和演進，進而導致軍隊預算膨脹：從15到16世紀，火器的使用逐漸廣泛，大型鑄造火器需要更加複雜的工藝，更多的原料，鉛彈也逐漸升級為鐵彈。另外如炮車等附屬裝備，也需要專業的工匠來製造，這使得邊鎮的軍事裝備開支較之冷兵器為主的時代有了飛速膨脹，而明朝死板的財政和預算體制無法應付。
處處要花錢，但收入有限的明政府只能在軍士每月的固定工資“月糧”上打起了主意：月糧糧米不再全額髮放，而是部分折錢。邊鎮地區驟然輸入大量貨幣，於是引發通貨膨脹，軍餉購買力急劇下降。但大明朝廷還不知足，繼續削減軍士每月用於置辦戎服軍裝的布匹棉花賞賜，明英宗乾脆下令“守城軍給冬衣棉花，下屯者不給”。
1569年，兵部尚書譚綸指出，紙面上全國兵員定額大概是3138300人，但實際上可能只有84萬5000人。抗倭戰爭時期，原有南方各省衛所已經湊不出足夠的軍隊來作戰，故而不得不採用了募兵制，費用也來自地方籌措，稱為“提編”。
到了萬曆三大徵時期，募兵已經成為明朝軍隊的主力，另外由於外來白銀的流入以及物價上漲，軍餉也必須用白銀來支付。根據統計，即使明朝全國軍隊維持在84萬5000人，那麼所有開支就需要超過2000萬兩白銀，軍費超過了明朝全國年度總收入的一半，顯然是無法解決的。
明仇英《倭寇圖卷》區域性明（南）軍士兵的裝備頭巾+紫花布甲
終於，當努爾哈赤崛起於白山黑水之間，大明已經沒有力量去應付這個全新的勁敵。
1619年，名將熊廷弼出任遼東督師，沉痛地發現麾下明軍的情況是：“殘兵……身無片甲，手無寸械，隨營糜餉，裝死扮活，不肯出戰……點冊有名，及派工役而忽去其半；領餉有名，及聞警告而又去其半……將領皆屢次征戰存剩、及新敗久廢之人，一聞警報，無不心驚膽喪者……見在馬一萬餘匹，多半瘦損，率由軍士故意斷絕草料，設法致死，備充步兵，以免出戰，甚有無故用刀刺死者。”
所以說，大明帝國整個國防體系的崩壞，與軍隊戰鬥力的迅速瓦解，是明代保守僵化的整體“頂層制度設計”的側面體現與必然結果，一代代忠臣良將的努力，也只能延緩最終結局的到來，而無法徹底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