圖讖“轉正”大事記：敗也儒生，成也儒生！
圖緯是什麼
|孫正宇
前言：
如前文所述，儒學孝道、讖緯之學和堯後火德是東漢王朝帝位合法性的三大法理依據，但作為劉秀稱帝依據的讖緯之學卻得不到儒學正宗的認可。為了解決帝位的合法性問題，在劉秀一朝先後發生了《左氏》之辯、泰山封禪和劉秀之死三大歷史事件，這三大事件的有何關聯？為什麼說圖讖“轉正”敗也儒生，成也儒生？我們來一一分析。
一、《左氏》之辯：學術爭端背後的權力之爭！
為了讓儒學孝道、讖緯之學和堯後火德“三脈互通”，劉秀想到了一部著作《左氏春秋》。在建武四年（28年），朝廷裡掀起來關於是否為《左氏春秋》設立博士，以加強對這一著作研究的大辯論。以博士範升為首的儒生堅決反對設立《左氏》博士，並提出反對意見：
1.《左氏春秋》其出自左丘明，不是孔學的正宗。漢朝之前的皇帝並不推崇《左氏春秋》一書。
2.《左氏春秋》不屬於儒家的《五經》，研究《左氏春秋》不屬於時政的急務，且這部書存在許多錯誤。
3.雖然太史公司馬遷對《左氏春秋》一書評價很高，但是司馬遷這樣做屬於“違戾《五經》，謬孔子言”。
雖然劉秀頂住壓力設立了《左氏》博士，但是此舉導致輿論譁然，“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隨後，因為《左氏》博士李封的去世，設立《左氏》博士來研究《左氏春秋》的事又廢止了。
讀到這裡，許多朋友會有疑問，讖記“劉秀髮兵捕不道，卯金修德為天子”是劉秀當皇帝的法理依據，劉秀想設立《左氏》博士，就是想透過對《左氏春秋》的研究，把讖緯之學納入儒學正宗，讓圖讖“轉正”，以增強東漢王朝帝位的合法性。這一點以範升為首的眾多儒生不可能不知道啊。既然知道，那儒生們為什麼要跟皇帝對著幹？劉秀是東漢王朝的開國皇帝啊，在許多人印象中可謂“神通廣大”，怎麼拿這些儒生沒有辦法呢！
其實所謂的《左氏春秋》有問題，不過是儒生們的一個藉口，他們反對其實是另有原因。怎麼講？
劉秀登基以來，尊崇儒學，許多儒生進入了仕途，但朝廷的政治空間有限的。如果朝廷透過對《左氏春秋》一書的研究讓圖讖“轉正”，那麼研究讖緯之學的人必然會大批地進入朝廷，這樣一來就會擠壓儒生們的政治空間，與儒生們爭奪政治資源。所以，《左氏》之辯看上去是學術爭端，實際上其背後隱藏著政治權力和利益的鬥爭。
既然如此，那為什麼會有韓歆、許淑、陳元等一批儒家學者支援劉秀呢？
其實答案很簡單，同樣是權力的誘惑。因為劉秀是開國皇帝，掌握著朝廷的最高權力，可以決定一個官員的仕途命運。所以，有一部分儒學之士為了自己仕途的進步，支援皇帝讓圖讖“轉正”。
可為何《左氏》博士李封的去世之後，劉秀就廢止了《左氏》博士一職呢？
思考一個事情的決策，一定要站在歷史的大環境角度去考量。《左氏》之辯發生在建武四年，當時國家的形勢是群雄割據，亂世爭鋒；而“自公卿以下，數廷爭之”的現實告訴劉秀，在朝廷內部大部分官員是反對圖讖“轉正”的。如果此時劉秀繼續固執己見，搞《左氏春秋》研究，很有可能導致朝廷官員們的離心離德，甚至有的儒生可能會站到劉秀敵對陣營的一邊。所以，劉秀最終廢止了《左氏》博士，是顧全大局的結果。
聊到此處，讀史者就會發現一個問題，建武四年《左氏》之辯這麼重要的事情，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上怎麼沒有記載呢？
要回答一個歷史問題，一定要結合當時的歷史環境去找答案。司馬光是北宋時期的官員，他撰寫《資治通鑑》是給皇帝看的。如果劉秀是個無道昏君，那還好辦，他主張給圖讖“轉正”自然可以成為反面教材；但問題是總的來講劉秀是一代開國英主，北宋的皇帝要是看到了《左氏》之辯這段歷史，也想學著搞圖讖“轉正”，將精通讖緯之學的人大批引入朝廷，這勢必會擠壓包括司馬光在內的深受儒家傳統教育官員的政治空間。退一步講，司馬光真將其寫入《資治通鑑》，這訊息一旦傳出去，必然會觸碰到許多同僚的敏感神經，這寫《資治通鑑》的事恐怕要換人了。
二、泰山封禪：一場為圖讖正名的曠世盛典！
《左氏》博士廢止之後，面對眾多儒家學者和官員反對圖讖“轉正”的巨大壓力，劉秀在短期內不敢有大動作，也沒有想出讓圖讖“轉正”的好辦法。這件事只能暫時擱置。
一晃二十多年過去了。據《後漢書》和《資治通鑑》記載，建武三十年二月，群臣建議劉秀
：“即位三十年，宜封禪泰山。”
結果劉秀沒同意。
因為雖然劉秀已經即位三十年了，但是當時國家還存在許多問題，更何況泰山封禪需要勞民傷財，在其看來得不償失。
但兩年之後，也就是中元元年，劉秀夜讀《河圖會昌符》時看到了一句話：
“赤劉之九，會命岱宗（泰山）。”
首先，劉秀認可漢朝是火德，對應了“赤劉”；其次，劉秀是漢高祖劉邦的九世孫；再者，岱宗指的是泰山。
這句話極大地觸動了劉秀，他開始構思以圖讖為依據，以泰山封禪的形式，讓世人認同自己帝位的合法性；以天命的形式讓圖讖、火德等理論依據得到儒學正宗的認可，實現圖讖“轉正”。
按照劉秀的詔書，梁松等人查詢《河圖》《雒書》中的讖文，最後以三十六件事作為依據稱第九代應該舉行封禪。有了這樣的依據，劉秀不惜勞民傷財，繼秦始皇和漢武帝之後，搞了一次盛大的泰山封禪。並於當年，“起明堂、靈臺、辟雍，宣佈圖讖於天下。”
三、劉秀之死：在儒學正宗面前，皇權也有脆弱之處！
正當劉秀完成泰山封禪，宣佈圖讖於天下之時，有一幫人坐不住了，他們就是儒家學者和官員。此時著名的儒家學者桓譚上疏劉秀，以儒家所提倡的“仁義正道”為旗幟，認為讖記屬於“奇怪虛誕之事”，“增益圖書，矯稱讖記”之人屬於“欺惑貪邪，詿誤人主”，請求劉秀摒棄圖讖，“述《五經》之正義”。
劉秀看完桓譚的上疏後，史書中用了兩個字“不悅”。不高興會怎麼辦呢？劉秀明白，桓譚不只一個人，他後邊站著一大批深受儒學教育的學者和官員；而自己作為皇帝，最有力的法寶就是皇權。現在已經到了一個緊要關頭，劉秀的辦法就是用權力來給桓譚施壓，迫使其屈服。
於是，劉秀把桓譚找來開會，名義上商量靈臺建在哪裡合適。劉秀問桓譚：“我用圖讖來決定，怎麼樣？”桓譚先是沉默，過了良久才說了一句：“臣不讀讖。”劉秀問：“為什麼？”桓譚大談圖讖不屬於儒家經典。結果劉秀大怒說道：“桓譚非議聖賢，無視國法，拿下去斬了！”桓譚嚇得叩頭流血，過了很久，這事才化解。最後，桓譚被外放為六安郡丞，病死途中。
四百年後，《後漢書》的作者范曄為桓譚鳴不平，稱“桓譚以不善讖流亡”。其實因這件事深受打擊的還有一個人，那就是光武帝劉秀。我們知道劉秀是一個處事風格很柔的人，其大怒，甚至要殺桓譚的背後，一定是動了真氣。
劉秀本以為泰山封禪，“起明堂、靈臺、辟雍，宣佈圖讖於天下”，會讓儒家學者和官員們認可圖讖，可是桓譚讓他發現自己錯了，而且犯了一個不僅勞民傷財還會讓天下乃至後世恥笑的大錯誤。曾經在昆陽之戰中，他創造過以少勝多的軍事奇蹟；在治國理政中，他開創了光武中興的盛世局面；可是現在，在儒家學者反圖讖“轉正”的巨大壓力，劉秀深切地感受到皇權的無奈。在盛怒之下，他曾想過要殺桓譚，可是回過頭來務實地想一想，連泰山封禪都解決不了的問題，殺了桓譚又能有什麼用呢！
多年以來，劉秀一直身體不好，苦於“風眩”之症，早在建武二十年（44年）那場大病時，劉秀本以為自己將不就於人世，欲託身後之事。好在後來病情好轉，扛過了此劫。可是十多年後，桓譚事件對他的打擊實在是太大了。泰山封禪後的第二年，也就是中元二年（57年）二月，劉秀心力憔悴地走完了自己輝煌的一生，滿懷著無奈離開了這個世界。
四、圖讖“轉正”：意料之外的“成也儒生”！
劉秀帶著圖讖未能“轉正”的遺憾去世之後，隨著時間的流逝，出現了一個讓其生前意想不到的情況。
《後漢書·張衡傳》記載：“光武善讖，及顯宗（明帝）、肅宗（章帝）因祖述焉。自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緯，兼復附以訞言。”
這段記載反映出了一個社會現實，在東漢初年，特別是光武帝劉秀時期，許多儒家學者是沒學過圖讖的，比如鄭興、桓譚等人。但是經過了《左氏》之辯、泰山封禪等政治事件，以及鄭興、桓譚等人在政治上的失意，讓許多儒生看到了政治風向。在許多儒生看來，如果不學圖讖、不懂圖讖，自己在朝廷裡上升的政治空間就會受限，就要靠邊站。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的誘惑下，“儒者爭學圖緯”，由此在東漢政壇上出現了一大批既懂儒家經典又“通曉”圖讖的儒家學者。
“通曉”圖讖儒家學者大量出現之後，儒學正宗不認可圖讖的現象勢必影響這批人的政治前途，所以，加強對《左氏春秋》一書的研究，讓圖讖“轉正”就成了“當務之急”。
於是，在建初元年（76年），儒家學者賈逵透過對《左氏春秋》的“考證”得出：“《五經》家皆無以證圖讖明劉氏為堯後者，而《左氏》獨有明文。《五經》家皆言顓頊代黃帝，而堯不得為火德。《左氏》以為少昊代黃帝，即圖讖所謂帝宣也。如令堯不得為火，則漢不得為赤。”也就是透過對《左氏春秋》的“考證”，將圖讖與“堯後火德”等理論引入了儒學正宗。賈逵的見解得到了時任皇帝漢章帝的認可。
為了進一步讓讖緯之學和儒家經典深度融合，建初四年（79年），以討論儒家《五經》異同的名義，漢章帝在白虎觀召開了有眾多大臣和儒家學者參加的會議，史稱“白虎觀會議”，並將討論的內容製作成《白虎議奏》。班固（《漢書》的作者）、賈逵等著名學者也參加了這次會議。
“白虎觀會議”一方面討論儒家經典《五經》，另一方面大量引入圖讖作為論斷依據，將儒學與圖讖融合了起來。由此，劉秀費盡心力沒有實現的圖讖“轉正”得以實現了。
結語：
大禹治水曾告訴過我們一個方法，叫做“堵不如疏”；其實這句話可以換個說法，也就是說許多時候對抗不如疏導。在權力執行中也存在這個方法。《左氏》之辯、泰山封禪，劉秀為了讓讖語“轉正”，強力地與儒學正宗對抗，結果搞得自己心力憔悴，含恨而終。可是隨著東漢王朝在知識界以圖讖作為取材的重要標準日益明確，在政治權力和政治利益的“引導”下，儒生學習圖讖逐漸成為熱潮，進而圖讖“轉正”就成了水到渠成之事。所以說，東漢王朝的圖讖“轉正”，敗也儒生，成也儒生。
參考書目：《後漢書》《資治通鑑》
